今天参加了我档两个会议。深感我档的事业就是俄滴事业,俄滴事业还是俄滴事业。脑袋沉,腿也沉,两头都不轻快。好吧,删割半拉旧文,贴出来说几句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收成。我坦白,沈先生的文章我几乎没有读过。有好几个朋友推荐我阅读,说文字精美雅致,还有点诡异,我还是没有阅读的冲动。
湘西凤凰,正因为有沈从文这样的文人,黄永玉这样的画家,空气中才飘荡出轻灵的魂脉。否则,山水而已。
下面小文,原标题叫《悲剧里的收成》,是2002年因述及一个专业问题,其中拿沈先生的人生经历做了例子。今天把专业问题阉割掉,正好可以作为老衲参观了沈从文故居后的一点心得。
沈从文的后半生收成
同一句话,出自老年之口要比出自青年之口显得更为深刻。
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黑格尔的。原话怎么说的,记不清了,但意思肯定不会搞错。黑格尔之所以直言上述观点,大概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是那种大器晚成的哲学家,50岁之前不显山不露水,50岁之后过得顺水又顺风,他的哲学命运有点像中国的老中医,简直是越老越走红。晚年的黑格尔哲学,竟然上升到德意志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了地地道道的“哲学王”。其实,黑格尔的许多思想,青年时期就已形成并公开发表,但没有人把他当盘菜,直到晚年大红大紫,重复表述了一些青年时期的思想,立刻被奉为圭臬,显得深刻xx。
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同样一句话的不同遭遇,何止是出自老年与青年的差异,在名家与凡人、领导与百姓身上,体现得同样充分。还有,老年人常说金玉良言,年轻人拿去借用一下,保不齐就成了轻薄无礼。
……
钱钟书先生在得知一位不学无术者当上图书馆长后曾讥诮云:“如太监入后宫,虽多机会,却无能力。”我在那篇短文中借用了这句话,结果惹出了一点小麻烦。先是一位同事向我表达了愤慨,继而从另一种渠道听到有一部分同志对此言极不感冒,认为用词歹毒,后来有几篇言论文章发出来,捎捎带带地说到“能力”问题,行文冷冷的,隐含一脸不服气之神色。
我无话可说。只是时常想起倒运的沈从文,想起他在悲剧里的那份耕耘与收获——
1949年是个分水岭,沈从文的人生轨迹在此拐了个巨大的弯儿,他的一生自此截然分成两段 :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
沈从文调到了历史博物馆。馆里给他安排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他没嫌弃,每天规规矩矩地抄写卡片。这对于他来说并不xx是一种机械式的劳作,在编目过程中,对每一件文物加以仔细观察与分析,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尚、花纹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充满兴趣地加注意。渐渐地,他的心灵开始触摸到了那深藏在一履一带、一环一佩、一缕一线、一坛一罐之间的巨大的知识财富。
历史博物馆设在午门前的五凤楼上。当时,所有文物仍一律按旧规库存。陈列室与库房里,不准生火,也不许装电灯。室内光线极差,外边晴天朗日,屋里也是黑沉沉的。沈从文在1968年12月的一份检讨稿里这样描述自己在历史博物馆的前十年:“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
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其实,在整个50年代,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也就是些文物分类和编目之类的活儿,当然还有无休止的政治学习。除此之外,他还常到午门楼展览厅当解说员。
北京大学的吴小如先生是沈从文的弟子,他1982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一篇短文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五十年代末,我曾随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员到故宫参观出土文物,从文师对我们一行十分热情,亲自戴了两副重叠的眼镜为我们当讲解员,边走边讲,如数家珍。”
陈徒手曾在《读书》上发过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对沈从文的一些生存片断勾勒得极为详细。萧乾先生回忆了尴尬的一幕:“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汪曾祺当年亲眼目睹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凌宇的《沈从文传》里也记有一段尴尬事:一次,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应邀到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员。吴晗一行来到馆里,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里领导在陈列的文物前议论风生,谈兴正浓。他不愿扫大家的兴,于是悄悄地转身走了。事后,馆里立即开会,指责沈从文的无组织无纪律。他默不作声,不作抗辩。后来有人追问不放,他只好如实交待:“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免得大伙难堪。”
原来,吴晗曾是沈先生的学生。
5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艰难的处境里赢得了文物界许多专家的尊敬——这是他用一系列研究成果换来的。他撰写了数本学术专著,论题极广,《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一本本皆是硬学问,同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1963年,xxx总理召集文物界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总理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像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文化部副部长当即回答:“这事沈从文可以做。”总理当即拍板:“好,那就交给他去做。”
沈从文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他还提供了详细的图像实物资料,抽调历史博物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加以描摹绘制,负责全书的图片制作。到1964年春,一部包括
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和综合。此书按计划在当年付印,是文物界为建国15周年准备的一份献礼,但这部分量极重的学术专著命运多舛,一如其作者,注定要经过坎坷的历程——
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很快就使原定的出版计划夭折了。
直到198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书的作者则垂垂 老矣——沈先生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
转入文物研究的30年时间,沈从文任凭外界飞沙走石,他只管为自己撑起一叶孤独的精神之舟。这一叶扁舟,承载着他的一个庞大的学术专题研究系列。沈从文曾在1974年写给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一封长信:“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有一个肯学而已。”此函浸泡着沈从文悲愤的泪水,因为这一切“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
一个年近半百的作家突然闯入一个xx陌生的领域,居然将一个个非常专业的学术论题“拿下来了”,沈从文追问自己“该不该参与史学研究”了吗?倘若先生健在,我们今天拿这个古怪的问题去询问他,真不知先生的嘴角会浮出怎样的笑意。
沈从文先生晚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