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放粮食“卫星”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

文/孤鹰

    根据《炎黄春秋》薛攀皋文章整理，以帮助友友，尤其少男少女们，了解历史真相：

    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

    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每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

    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

    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

    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罗宗洛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五六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jd1}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dy}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