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劳资关系，怎样才能使劳资关系和谐，怎样才能让员工愿意为企业效劳，企业怎样愿意使出更多的利润来回报员工的劳动成果。很多人一直持这种观点，员工与企业的和谐就是让企业加工资，加了工资就和谐了。因此，富士康事件平息也是通过加工资进行平息。于是乎全部各地都纷纷要求涨工资，一下子企业成本增加，本身企业就是微利，这样企业就变成雪上加霜，因此，一味的要求企业加薪并不是{wy}让劳动关系和谐化的途径。

怎样才能使劳动关系和谐化呢？笔者有以下几点观点：

一、降低员工出行成本，生活消费成本。

    在上海上班，几乎70%以上的员工都是乘地铁上班，每个人平均来回上班每天都在10元左右，一个月就是220元.而在北京上班，每天只要4元，一个月只要88元.在上海一年的出行上班交通成本是220*12=2640元，北京只有1056元.上海与北京相比：2640-1056=1584元。如果同样是2000元工资的话，上海员工比北京员工多出1584元的交通成本。另外，员工的午餐成本，上海就是中午一顿客饭也需要15元，物价成本过高也是员工对劳动报酬不满意的一个因素之一。因为消费水平高，工资报酬低，这样成为反比，因此企业员工流动大，都需要寻求利润{zd0}化。

二、宏观控制房地产开发市场，调整楼市。

    这个观点很多人都会持反对意见，说如果没有房价上涨，中国的股票和汽车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只有让他们上涨，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增长。如果行业不行了，同样也解决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这种观点应该一分为二，笔者并不反对房价、股市的投资行为。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国家，一直是家长制模式，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性已经是根深蒂固。我们不可能象三权分立的国家那样怎么样体现市场化。但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每年也投入很多的公共财政到民生问题上。因此，房价不进行合理优化调整，劳动关系也很难和谐，毕竟老百姓真的很简单，只要有一个工作，有一口饭吃，中国的老百姓真的都是很善良的。

三、合理控制企业税收

   中国的企业老板最痛恨税收政策，每年交的税收都不知道交到那里去了。税收使用政策不透明，而且缴税后没有合理的回报，并且税收实在太高。比如，上海的很多企业都是查账征收。只要有赢利，那么赢利100元，就要交25元的税收。因此，中国很多企业都逃税漏税，很多企业老板也诉苦，说本身就是微利企业，如果全部缴税的话，基本没有利润甚至亏钱。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该要分层次，分企业的实际情况征收税。先把小企业扶持起来，让他很好的发展，后面等企业做大了，再提高税收。毕竟企业纳税也是应尽的义务。我们政府每天都在说扶持小企业，但是只有打雷不下雨。税收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因企业情况不同而征收。

四、企业社会保险成本太高

   我们上海市每年平均工资只有增长，就没有减少。只要一增长就会涉及到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等各类国家规定的关于员工切身利益的费用就增加，这个是不以企业是否利润为增长为转移的。2010年上海市{zd1}工资是1120元。这个1120元是不包括员工的加班费以及各类生活补贴和员工的社会保险。笔者曾经进行过测算。如果以某员工的工资是1120元为基数的话，到{zh1}企业付出的成本是：社会保险费：37%单位部分+个人部分11%*2140=1027.2。公积金{zd1}基数134元。残疾人保证金：1120*1.6%=17.92 教育经费：1120*1.5%=16.8元。如果一个员工每月只拿1120元为例，企业实际支付了1120工资+1027.2社保+134公积金+17.92残疾人保障金+16.8教育经费=2315.9元。这其中还不包括什么档案管理费等其他费用。而现在很多员工{zd1}工资都不愿意做，因为社会生活成本很高，这样企业留人就留不住，微利企业留人根本问题就在成本，而大部分企业都是微利的非公有制企业，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在非公有制微利企业工作，一味的加重企业的负担，{zh1}企业只有破产，导致很多劳动者失业，而且以上费用都是刚性的，到时间必须支付。

   劳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但是降低公共支出成本，肯定是减少劳资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企业发展壮大才有利润来进行支出，要不然谈加薪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