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不比印度贫民窟优越
东亚体面的城市化道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较为彻底，实现了耕地平均化，后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调整。虽然今天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国和欧洲，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平均也就在2公顷左右。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农村土地私有并且比较均匀，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在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了就业机会，加上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变现，加上政府对土地和房价的控制，转移的人口在城镇中有购买住宅的能力。1980年代，在土地和房价没有上涨前，台湾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韩国政府建造了250万套住宅，解决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初期，也存在一些贫民窟，后来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逐步地进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体面的居住。
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动，转移人口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建立贫民窟。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农场采取公司式经营，农场平均面积比美国家庭农场面积都要大；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农村家庭农场本来平均规模就很小，即使这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拉美和印度的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城镇中政府又没有注意促进能大量容纳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导致进城市人口的收入较低。于是，农民在农村没有土地资产可变现，在城市中没有增长较快的收入，政府财力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给没有支持，结果只能使他们在贫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约35%居住在贫民窟中。拉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贫民窟也进行了改造，并将其纳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
中国城市化道路怎样走？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近10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政策。20世纪90年代，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10年，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才逐步被清理，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给未来积累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这样总结：
那么，中国未来应当选择、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较为科学和优化的城市化道路呢？中国城市化的国情为：城市人口比例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滞后15到20个百分点；农村剩余人口还很多，到80%的城市化比率时，还需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5亿人口；2010年后，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村青年一代文化水平提高，他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较高的工作收益，90后和21世纪后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加快；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收入和财富公平及其共同富裕的准则，不能形成两极分化，这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底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众多和土地资源短缺，可利用的有效土地面积在云南腾冲到东北黑河一线的东南部，除去山地，为960万平方公里的1/4左右。据此，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从人口管制方面，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管制制度，居民在城乡间和不同地区迁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人口管理，从目前的农村和城镇两类户籍管理加临时居住证制度，改革为人口和户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加固定居住(在一个地区居住法定时长)；对于居民的城乡和地区间迁移，实行自由登记和备案管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教育学历、社会保障、纳税、驾照、护照、住所、就业、信用等信息整合，建立居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调节利用率低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向利用率高地区流动的机制，而人口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zy}配置的最基本方式。是限制人口流动，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分散投资，吸收劳动力就业，还是鼓励人口流动，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城市，投到效益好的地区，吸收劳动力较充分就业？这是两种发展观。从经济学分析看，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差异，人口流动，{zh1}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资源利用的效率尽可能{zd0}化，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和内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人口流动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过去，人们总是想通过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投资的方式缩小差距，忽视人口流动，甚至限制人们流动。其实解决城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除了投资发展乡村和落后地区外，最重要的办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向较发达地区迁移。一是迁移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这部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利用，其收入水平提高；二是迁移劳动力抑制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资过快增长，使其经济保持低工资成本竞争力；三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过剩劳动力转移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逐步规模化经营。因此，人口流动，是城与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获益的社会经济过程，应当鼓励、保护和规范，而不应限制。阻碍人口流动的结果，必定是使城乡、地区、居民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享受同一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有身份的制度性歧视。
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拥有体面的家庭、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时，注意力集中在户籍管制方面，似乎只要户籍制度改革了，人口就可以自由迁移了。这种讨论很不全面。实际上在临时身份证制度实行和企业自主招工后，人口的居住和就业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村迁移人口进得城来，却因固定{yj}居住不能解决而留不下。我们不能再走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方式转移农村人口的老路，来实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我们也不能再沿着过去30年走过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东亚模式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城市道路的迁移和居住方式。
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经济学上讲，有进入的制度、文化、技能等等障碍，特别是进入的居住成本障碍，也有从农村退出的代价，即存在着退出障碍。如果我们顺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中国未来城市化道路应该在保证进城人口“留得下”上下功夫：
如果不准备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收入增长速度、房价上涨指数、农村资产的退出变现、政府对少部分人群提供住宅等，是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的四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房价比居民收入增长快，农民退出农村的资产不能变现，对极低收入的农民政府不提供住宅，政府又不允许形成贫民窟，则根本不可能避免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城镇后的两极分化。
在人均G D
P达到15000美元时，{zd1}达到80%的水平；城镇中95%有劳动要求的劳动者，都能得到就业，实际失业率在5%以下；政府对每一个城镇人口均等地提供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纳入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之中，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bfb}；在城镇生活的家庭中，80%的居民有自己体面的住宅；城中村、蜗居、鸽笼、工棚、集装箱式的居住方式逐步得以改造和xx，避免在城市中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住宅社区中，物业管理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到位，居住和出行安全，环境卫生和优美，邻里和谐；人口不断减少的农村村庄，不断地被整治，土地得到复垦和集约利用，国家的耕地总面积从长期看得到扩大。我们的目标是，人民工作和居住方面安居乐业，生活方面安全舒适，环境方面卫生优美。
根据不同收入人群和不同阶段，对城镇居民和新移民的住宅需求进行分类解决。一是租住和购买居住合理配置。一些新进城市的居民，如从农村转移入城市的新居民，大学毕业新参加工作的居民，需要经常在地区之间流动工作的居民等等，开始或者经常以租为主，但是，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城市中大部分居民还是应当以拥有自己的住宅为宜，可能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阶段，租住的比例高一些，而随着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购买住宅居住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二是政府支持解决与居民自己解决相结合。一些中高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一些有未来收入预期的城镇居民，其住宅应当由自己筹集资金，包括按揭xx等方式自行购买。而对一些低收入者，政府可以通过低价供地、合作建房、供应经济适用房、提供廉租公屋等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范围要适当，避免成为政府支出的沉重包袱，{zh1}欲速而不达，失信于民。
政府在解决住宅问题中的作用。一是鼓励合作建房。欧洲许多国家鼓励居民成立住宅建设合作社，政府提供较低价格的土地，减免一些税收，由住宅需要者组成住宅建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建设，大大降低了住宅成本。二是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出售给中低收入家庭。在建设经济适用房时，政府降低土地的价格，减免一些税费，从而降低住宅的价格，以适应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三是建设廉租公屋，对无力购买住宅的低收入和特别困难的家庭，一方面提供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一方面提供廉租公屋，供其居住。
区别对待小产权房。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日后复垦的成本和难处，要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但是，在5000人左右的大村子、小集镇和小城镇中，要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住宅建设市场，即发展小产权房，以降低农民城镇化的住房成本门槛。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财力应当重点支持大村子、小集镇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
当然，我们在走这样的中国城市化道路时，要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短期中承认公共服务方面的二元差别与长期一定要实现人人待遇公平的关系，要处理好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政府财力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实现以上三个格局的城市化，与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据《社会科学报》第1199期报道，“贫民窟”现象可以说是“拉美陷阱”的基本表现。巴西的“贫民窟”闻名于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大多集中在覆盖在50米至100米的山中央，比较密集，基本上都是外墙裸露的砖体结构房子，相对简陋，但都是一户一房，并且通电通水，生活垃圾也纳入城市收集处理系统。虽然外观要差些，但居住面积较大，巴西人把它们称作是“违章建筑”，因为这些房子并非政府提供，而是由贫穷人口自己建造的。但政府并不会去拆除，因为要拆掉这些房子，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住处，所以政府是默认他们存在的。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白天在城里工作，收入总体不高，但同样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和失业救济等福利保障，并且接受城市的管理。由此看来，巴西“贫民窟”的人口已经融入城市，已经成为收入较低，但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和人口群体。引自黄祖辉：“拉美国家：告别贫民窟印象”。
印度新德里xx研究机构印度人居中心主任利伯汗先生在介绍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应对方法时说，在印度，许多城市都有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市贫民，这些人生活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德里就面临很多问题，如空气污染严重，绿化减少，城市人口增长太快……在这些问题当中，最影响当地人生活品质的是交通拥堵不断加重，目前新德里已经成为世界上交通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要解决交通问题必须建立完整的交通网络。轨道交通是非常环保的交通方式，从发展可持续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大城市中建立以地铁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极为重要。在不久的将来，印度的所有大城市要建成地铁、轻轨、短程火车一体化的快速交通网，届时交通拥堵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减。
伴随城市化发展而来的问题还有房价持续上涨。新德里、孟买等印度大城市已经“跻身”世界住房供应最紧张的城市行列，不少城市的房价迅速上涨。由于城市空间有限，住房建设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因此，要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必须加速发展城市边缘地带。
在印度，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集中在23个大城市里，这造成印度大城市无限膨胀，而中小城市发展缓慢。政府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来引导城市的健康发展，例如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改变城市发展模式，摆脱依靠超级城市发展经济的方式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认为，拉美和东亚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国家在人均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国家收入阶段后，都要面临一个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zg}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这个过程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这群人是有xx权力的，这导致他们的城市扩张的同时大量涌入人口得到必要的城市福利，政府从选票的角度必须不断追加给城市居民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经济体系。
由于拉美多是资源大国，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形成所谓拉美的“福利赶超”形象。这样拉美国家的{dy}产业发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应，他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高度发达的，但他们的制造业则长期停滞，非常弱。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整个亚洲的基本情况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建立起现代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养老制，政府对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强积金”，而其当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bfb}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