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宏观数据，还是微观产业，几乎都在显示产能过剩加剧。新近公布的6月份制造业PMI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下跌，12个分指数中11个在下跌，唯有库存上升。库存水平的升高表明，需求正在萎缩，产能过剩恶化。以钢铁为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5月末，全国26个主要钢材市场五种钢材社会库存量合计为1578万吨，而2008年6月底，这一库存仅为286.9万吨。从4月份开始，国内汽车销量连续三月环比下滑，库存从2月份的41天逐步增长到6月份的55天。煤炭产能过剩矛盾也逐步凸显。

中国产能建立在全球繁荣基础之上，是次贷危机之前国内外需求泡沫的产物。在次贷危机发生前，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刺激了美国信用消费，在时间上透支了未来；危机过后，债务压力与储蓄要求表明，未来多年西方人难以恢复此前的消费能力；而全球化加深则让新兴国家无法“脱钩”。

危机刺破了需求泡沫，更为严重的是金融风暴过后，欧洲又陷入了债务危机，未来面临持续削减政府开支与加税的压力，这将重创全球需求。而且美国的债务水平也达到了风险的边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多少能力继续举债运行，削减开支将成为主流，加强了全球通缩风险，全球化程度{zg}的中国制造业，不仅因此遭受打击，还要承受国内不断上涨的成本与汇率压力。

而国内需求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商业地产的开发等，他们依靠廉价信贷支撑。但应对危机采取的刺激性政策，使得地方债务风险水平上升、资产泡沫加大以及信贷天量增长，这增加了金融风险，并意外刺激了那些过剩产业的乐观情绪，例如铁矿石价格飙涨刺激了钢铁业生产、地产商高价疯抢地皮等。因此，当政府部门叫停了地方融资平台并调控地产业后，投资回落与外需萎缩一起促成了经济增长的放缓。

有关中国经济的命运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承认产能存在泡沫并接受市场淘汰；要么继续依赖财政和信贷刺激需求，维持产能运转。前者必定要承受增长放缓以及失业增加的代价；而后者则会让中国金融业陷入系统性风险。我们认为，在金融业与政府赤字还没有被拖入更大风险之前，应该停止效率越来越低的刺激性政策，这是不可持续的消耗，不仅浪费资源还有时间和机会。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就会有推进转型的空间和时间；若是风险水平威胁到了市场基础，转型就会被风险挟持，停滞或者倒退成为{wy}去路。

目前的困惑是，尽管需求萎缩，但物价上涨压力增大。这是中国卷入全球性周期的同时，内部还运行着要素调整周期的产物，前者正在下行，后者恰好相反。中国偏低的要素价格在过去数年持续上涨，这增加了人们生活与农业种植成本，因此，目前价格压力主要来自非制造业部门，如农业与服务业。这是因为人工薪酬与农产品是要素重估{zh1}补涨的部分，而且他们所造成的成本增加以及通过CPI对利率施加的压力，恰好与需求周期性萎缩重叠。

我们认为，不应忧虑物价，价格调整是经济转型最重要部分，也是矫正要素扭曲产生的必要高烧，其构成的成本压力也是消灭产能泡沫的市场力量，而人工薪酬的提高且政府提供更多社会保障、以及降低居民住房支付成本，也正是向消费拉动转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