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进步，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的形式和生命力，在业内所说的“告别铅与火的时代”，确实对出版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而对于校对、编辑工作来说，作者写作的“换笔”——用电脑代替手写，就是我们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们收到的各类稿件中，仍是以手写稿为主；90年代末，手写稿和电脑写作后的打印稿基本各占一半；而这两年，手写稿已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了。现在的作者提供给出版社的稿件，有的是一两张光盘，更多的是发一个电子邮件。作者的电脑写作和提供书稿途径的变化，对现在的校对、编辑工作既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在我们的体会中，是对原有校对、编辑工作的一些基本定义、认识都面临着改变，只有正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校对、编辑人员的自身素质，才能保证校对、编辑工作的顺利完成，达到校对、编辑工作的要求，保证图书的编校质量。
作者的“换笔”，使用电脑写作，为写作稿件，特别是改动稿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互联网又为稿件的传输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作为出版社，接到的书稿是一份电子文档，根据电子文档去排版、编辑、校对，作为传统意义上“校异同”的依据——手写稿已不复存在。编辑、校对人员面对的已不再是排版后的清样与作者手写稿的差别，而只能是Word文档或北大方正排版软件的形式区别而已。
在传统意义上“校异同”的依据——手写稿失去以后，校对、编辑工作如何进行？我们认为，首先是依据的改变。面对根据作者电子文档排版的清样做校对，依据应当是国家的有关标准和出版界的规范。主要是：
（1）文字使用标准。依据是1992年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颁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以及《简化字总表》等一系列相关标准性的规定。
（2）标点使用标准。依据是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GB/T15834—1995号文——《标点符号用法》。
（3）数字使用标准。依据是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GB/T15835—1995号文——《出版物上数字使用的规定》，以及GB1250—89号文等标准。
（4）计量单位使用标准。依据是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以及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GB3100—93、GB3101—93、GB3102—93等一系列有关标准。这是标准中最复杂的一项。
（5）参考文献使用标准。依据是国家标准局颁布的GB7714—87号文——《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6）专业名词术语的正确使用。以《辞海》等各专业辞典作为依据。
（7）图表、页下注等的规范使用。以《编辑校对手册》等可以信赖的业内工具书为依据。
（8）其他标准或规范。如汉语拼音、外文、外文标点、数理公式和数学符号等等，都可以找到国家有关单位颁布的标准或出版业内的规范。
这种“校异同”依据的转变，与传统意义上的依据——作者手写稿相比，更具有了科学性和延续性。虽然对初入此行的人员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一旦掌握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成为具备了合格条件的校对、编辑人员。
在学习、掌握这些依据的过程中，对于“标准类”的正确使用，如以上的（1）——（5）项，主要是熟悉这些相关文件，要反复阅读、学习，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工具书来学习。如校对、编辑人员应该对不同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之中的主要差异字词有所了解，对《辞海》、《古今汉语词典》等与《现代汉语词典》在释词上的侧重和区别要掌握……这些都是有效地学习、掌握正确标准的便利途径。而对于“规范类”，除了业内的手册类工具书之外，就是多阅读一些大社、老社、专业社或编校质量较好图书来做参考了。
这种新形式下的“校异同”，是科学技术进步给我们校对、编辑工作带来的冲击与促进，也是普遍提高我们业内人员素质的机遇，如何从被动走向主动，就看出版单位和个人的理解与努力了。
作者电脑写作替代手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作为校对、编辑人员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的进步，要熟练地掌握电脑的使用，了解不同的录入方法，了解常用的不同的软件特点，了解不同软件之间的差异，才能在校对、编辑工作中游刃有余地解决排版后清样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保证图书的编校质量。
电脑写作带来的好处，是错字已经不存在，麻烦是带来了大量的别字，并在别字的辨别上增加了难度。而别字的形成，除了作者个人的文字水平之外，与采用不同的录入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在90年代末，个人电脑未普及的情况下，出版社收到作者提供的电脑排版后打印的稿件，主要是作者将手写稿请他人录入后打印的，录入人员以专业的录入员为主，多采用五笔字型录入方法。而近年来伴随着个人电脑的迅速普及，作者提供的稿件已主要是作者本人自己在电脑上写作而成的了。作者电脑写作的录入方法，可以说什之八九是采取的拼音录入的方法。这两种录入方法的不同，就决定了在稿件中出现的字词错误主要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用五笔字型录入方法录入的稿件中的别字，主要是字形相近的字词错误；而拼音录入方法录入的稿件则主要是同音字词的错误。就是同样的拼音录入方法，也会因为作者采用不同的软件，字库有所差别。例如，比较常用的智能ABC输入法5.0版，常用字、词组数量就少，许多字、词无法打出，简单的如只有“朦胧”而没有“蒙眬”词组，字库中就没有“眬”字；而中文简体—全拼输入法的常用词组数量就相对较多，这些特点都会影响到作者录入书稿的字词正误。
在我们的编辑工作经验中，当接到一份稿件或清样时，通过与作者的联系或从已出现别字的类型中，可以比较快地判断出作者录入稿件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有意地对字形相近或同音字词提高了警觉性，即使在决审书稿、快速浏览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校对人员、责任编辑的疏漏。在个别情况下，也会遇到不同章节是不同人员采用不同录入方法录入的稿件，那就更需要注意辨别了。
作者的个人电脑普遍使用的是Word文档，在传输到出版社之后，通常要转换成北大方正排版系统进行排版。对于以文字为主的稿件，这两个软件系统的转换带来的变化不大，而对于理工科稿件，在转换过程中的数理公式和数学符号却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如数学符号的正斜体、数理公式的正确位置、上下角码等等。因此，对理工科稿件，一种办法是维持使用Word文件排版，但存在不稳定性，容易出现操作正确却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另一种就是在接到Word文件后，先打出一份清样作为“原稿”依据，然后再转换到方正排版软件进行排版，在以后的编辑、校对过程中，都以Word文件的“原稿”作为依据进行校对，可以有效地减少失误，降低错误率。近年来，图书的插图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许多图文并茂，甚或是以图为主以文为附的图书，而这种图书往往是采用苹果机或PC机排版，这两种机型在插图的排版能力和效果上比较好，但都相应的对处理文字，包括对标点的处理能力较低。一旦是面对这样的稿件，那就需要对文字和标点格外上心了。
电脑写作的普及，也相应产生了与之密切相连的电脑校对软件，如现在普及率较高的“黑马”校对软件。多年前，我们参加新闻出版署在北京大兴举办的社长、主编学习班上，“黑马”软件公司的研制人员曾与我们讨论过校对软件的设计思想。后来，我们也曾到该公司参观学习过。现在，一方面是该软件的不断升级，校对功能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逐步得到出版界的普遍认可，已在校对工作中广泛使用，成为与校对人员校对并行不悖的“机校”工序，对保证和提高书稿的编校质量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对“机校”的依赖和过分地信任。而这种依赖和过分信任却因为校对软件的设计思路缺陷，留下了隐患，造成了错误字词的存在。如“黑马”校对软件是以《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依据，以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多音节词组来设计校对功能的，那么对于古汉语的单音节字词就难以进行正确的辨认、校对。而且，“黑马”校对软件不具备高级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对于现代汉语中的语法错误也无能为力。就是对于现代汉语中同时存在、字词相近而有本质区别的词组，也缺乏辨别能力，如最简单的“自己”和“自已”，当在句中出现时都会被认可，但将这两个词放在不同的句子中却是有正误之分的。在了解了校对软件的功能或擅长的基础上，通过“机校”可以解决稿件中一定数量的错误字词，但还要了解、把握校对软件的局限性，不能依赖它，更不能以“机校”代替校对、编辑人员的校对。在我们看来，校对人员的职能至少在目前是无法替代的，也许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脑功能会不断加强，出现具备高级逻辑思维能力的校对软件，那时就可以解决语法错误和其他类型的错误了，校对人员所面临的将是又一轮新的挑战。
电脑写作的进步，为我们校对、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形式，手写稿的不存在，造成了那种沿袭多年的折校、读校形式正在被新的技术或形式所替代，这是科学技术进步为出版工作带来的喜悦，也是为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新的课题吧，只有跟上时代的进步，及时掌握相关的科学技术，才能把校对、编辑工作进行的更主动。
作为校对和编辑人员，因实际工作性质的区别，在素质要求上是不同的。在我们看来，校对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技能性”的较多，如前面说到的对标点、数字、计量单位、专业名词术语，以及图表等规范性项目下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归在技能性的范围之内，而对文字的辨别、编辑加工则变数较大，只有不断地深入学习，才能提高“校异同”和“校是非”的能力。
在我们的工作体会中，从中文造字方法的六书入手，清楚地了解中文造字原理，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人的辨字能力。例如，在中文中形声字在九成以上，而现在的拼音录入方法就是在同音字——形声字上出现错误的几率大。因此，如果有意地探究形声字的构成，了解了“形符表义，声符表音”的造字原理，就可以提高对字词的辨别能力，迅速判断出一些常见而易被忽略或由于某种原因在稿件中出现的似是而非的字词。
例如，我们留意过颍水、颍阴、颍考叔的“颍”字，在书中或网上此字的错误率在40%左右，就是在西安市新修的人文景区“芙蓉园”中，有一个在地面上修建的铜制大唐地图，“颍河”也错为“颖河”。如果对中文造字的形声字法多少有些了解——“形符表义”，此字从水，许多错误是xx可以避免的。又如“岐山”错为“歧山”，“岐黄”错为“歧黄”；“庠生”、“庠序”错为“痒生”、“痒序”等等，都与对形声字的构成缺乏了解和认识有关。今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中看到记者采访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在谈到书法艺术时，老先生就专门谈到从六书入手对字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造字构成到追求对书法艺术的高境界，而我们从事校对、编辑工作对造字法的探究是为了适应职业的需要，提高我们对字词的辨别能力，同样是追求一种高境界，殊途同归。清人戴震曾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应是校对、编辑人员的基本功，只有不断努力地深入学习，才有可能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校异同”上升到“校是非”的自由境界。
在近年对新的校对、编辑人员培训时，我们有意地补充了这个方面的内容。在初次接触时，除中文系毕业的一些本科生之外，大多数人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在于对此的理解，而在于对此的应用。看来，一种方法的学习、掌握比学习、掌握一些规范要更难。
我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已经超过20年，进入出版社时都经历过校对工作的实习，以后又长期从事编辑、复审、决审工作，在我们的实践体会中，校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质疑。以上只是从校对的“技术”层面，谈一些我们在工作中的粗浅体会，篇幅所限，难尽其言。
多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及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出版社体制、机制的冲击，校对工作和校对人员的地位也面临着新的局面和挑战，如何清醒地面对现实，是我们在不断思考和应对的。但提高校对、编辑人员的基础技能，提高校对、编辑人员的文化素质又是我们多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认为，这些“技术”层面的认识、分析，无论是对校对还是编辑人员都是在电脑写作条件下所应具备的知识，只有如此了解、把握了科学技术进步给我们校对、编辑工作带来的新局面，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图书的编校质量，培养、锻炼出一批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校对、编辑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