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书斋文化——《书斋文化》序

                                                         何满子

     文化这东西有随历史的演进不断分蘖枝蔓开去的特性，更由于文化不像自然产物，不是人所创造，顶多只能加以干预，所以分类、分纲、分科、分目也必比动、植、矿物之类的区分要麻烦得多。笼统地说，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曰文明，是变化不居、仪态万方的。只要想一想，同样是知识信息的传达，出现在乌龟甲和牛骨头上和出现在竹木简、帛或羊皮纸上，誊写在纸上，刻版印刷上，直至显示在电脑网络上，这之间有多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不断增值，以及愈来愈繁复的交叉，错综得难以理清的文明含量哪！
    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今天还很难预料，至少到现在为止，书还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现代日益增多的传播工具都还只能分担书的部分职能而不能夺它的席位。音像录制和显示手段直至电脑互联网现在都置入书斋了，但人们还是称之曰书房而不称VCD房或电脑房，公众用的网吧之类除外。可知这房里仍以书为主，名者实之宾，说明书之为物仍是压倒性的或{dy}义的文化储存工具。
    不讲图书馆或公众阅览室，个体的文人总把书刊存放在书房里，书房的大小不同，是否一室多用等条件也不同，哪怕局处于一个旮旯里，一个藉知识为生的人仍可称或心里暗称自己的那一隅为书房。解放前，我年轻时就见过好几位“亭子间文人”，十来平米的小室中，寝食起居活动均在一室，而自言这间小屋为什么斋，什么楼，什么居，总之都自标为书室。文人就是这么个脾气。
    一本书从写出来到印刷，到投入市场，到买回家使用收藏，要经过许许多多环节；涉及文化、工、商等多种操作领域，每个动作过程和动作现象都构成各自的文化系统。{zh1}进入书斋，和书主人一起，是{zh1}一道文化风景线，就是书斋文化。
    书斋在西汉以前，尚未被像模像样地提出来过，不仅是因为古代生活简单，各种居室的功能不像后世那样规划区别；也不仅因为古代读书人数量相对不多，拥有书籍的人也相应稀少，主要怕在于古代用简帛作书契，书本身就极少。有限的书都集中在皇家和公府。先秦有柱下吏，就是管皇家图书的人员，老子就干的那份差使。孔子家里大概藏有《诗》、《礼》、《易》几种书，这里有载籍可考的。《论语·季氏》里有孔子的儿子孔鲤“趋庭”故事，孔子叫儿子学《诗》、学《礼》，“鲤退而学《诗》”“退而学《礼》”，可以如此方便地取来学，可见家里现成地备着这两种书。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只有自备的简书才能反复读它，公家的书不大可能老是翻阅，这都是有明文记载的。《春秋》是他老人家据鲁国史料编撰的，《尚书》是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连“五经”孔子也没收藏全，其余的书都出在孔子之后，可知古代的书实在太少，构不成私人拥有书斋放书的规模。
    再下来，战国时苏秦的“悬梁刺股”，苦读而揣摩，其实只有鬼谷子的“纵横术”这些有限的简牒。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动用了很多书，但此人不但是大款、大腕，又是秦始皇的假父，他拥有书等：厂是皇家拥有书，和后来的文人在书斋里坐拥书城是两码事。
    到西汉，书籍仍然主要贮存在兰台秘府和白虎观那样的皇家藏书处，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就不是自家的藏书，这些都是史有明文的。后汉发明了纸，书大概多起来了，私人抄藏的也相应大增。可举一例，如东汉末的蔡邕，除了留给女儿蔡文姬四千余卷书外，还把大量文籍送给了王粲，这都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当时的读书人似乎还没有自标其书斋名号的风气。托名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其实诸葛亮的隆中草庐和杨雄的“子云亭”(在今四川绵阳)，他们自己也未特别标出来示人过，是后人给他们安的名；他们的居处也并非特意专作书斋的——虽然可能有放书的房间。
    中世以后，文人才逐渐把书斋当作一回事儿，自冠以堂、舍、轩、石室、山房等等雅致的乃至古里古怪的名称，有些文人的斋室名甚至掩盖了他们的本名，为世人所传道。比如，聊斋、两当轩、丽宋楼这些名称，如果不比蒲松龄、黄仲则、陆心源更为人知，至少不亚于他们的本名，书斋名号繁荣的结果，使人不得不编制出《斋名室名索引》那样的工具书来供人参考查验，这也颇有点“天下本无事，雅人自扰之”。
    书斋的名称有自标环境，自炫珍藏，自诉陸情，自陈志趣，也有自嘲和讽世匡俗的，或庄或谐，都和主人的心性人格有联系。书斋是文人主体精神的某种外化。书斋名称也体现着某种时代信息，比如，以佳山佳水为名的书斋，现代人无此福分，那是只有负郭田上百亩的旧时文人才有余力到风景{jj1}之处去营造的；《红楼梦》人物的怡红院、潇湘馆等名称，如果在清末民初的“鸳蝴”文人还有兴趣模仿，而时至今日，恐怕不再有风流才子才媛染指了。现代人除了大腕大款以外，也很少有文人能出重资求购鼎彝等价值的古董，以名器、名文物号斋轩的也就不会很多。可知书斋名称也和文人个体和文化时尚分不开。

 书斋里除了书，当然也有纸墨笔砚、琴棋书画，乃至案头清供、小摆设之类，旧时代人人皆然，但现今恐怕也不可能人人皆备了。首先，如果未练过毛笔字的，写字用钢笔、圆珠笔，新式的用电脑，那么宣纸、墨、砚、毛笔之类就不必再有。家里没有人弹钢琴或主人不沾音乐的也无须有琴。书斋里的各种道具，也因人因时代而异。凡此种种，都标志着书斋文化的性质，枝蔓开去，从物质到精神，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可说的东西还多得很。
    朱亚夫先生早就留意于书斋文化，前些年出版了《名人书斋》，承他不弃，让我作序。此后又赓续出了《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还打算编撰《历代名人书斋记选注》、《名家斋名印谱》，似乎要跟书斋周旋到底了。这回又发心撰述《书斋文化》一书，综论中国古今书斋现象。再一次不弃，索序于我。我虽不内行，但以驯服工具自命，只得胡乱写了这番话，为他这一有趣的研究作鼓吹，并对他的辛勤耕耘表示点钦佩和慰劳之意。

                              《书斋文化》书香味浓

     前些时候，我正在陋室“热月书洞”中看书，文友朱亚夫寄来他和王明洪先生合写的大著《书斋文化》，顿时陋室增添了一阵浓浓的书香味。

　　我和朱亚夫先生相识相交多年，知道他原在某报社主持副刊，采编之余，勤于读书写作，涉猎颇广，于杂文写作、老年社会学、老年旅游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出过10多本著作，因此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但我最欣赏的是他对书斋文化的研究。书斋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可惜对此研究的人不多，可朱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甘坐十年冷板凳，曾先后编著了《名人书斋》、《中华名人书斋大观》、《名家斋号趣谈》、《名家斋号印赏》、《〈历代书斋记〉选粹》等书。他或埋首古籍，或踏访名家，或荒原探故居，或高山觅遗迹，查名人印谱，考斋名缘由，拍书斋照片。感其所诚，我曾书“集斋名之大成者”相赠。他倒是个有心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在书斋上做足文章。听说他为此还请教过xx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经他指点，朱先生读了不少园林美学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终于又向读者献出了新著《书斋文化》。

　　《书斋文化》以古今文人的书斋为主题，集有关书斋的各种知识于一书，读后令人有“书里乾坤大，斋中岁月新”之感。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书卷气浓，情趣盎然。《书斋文化》与作者的前几本作品不同，前几本书注重研究名家斋号的缘由来历，分析他们书斋的建筑风格和布置特点，往往是一家一文，犹如画廊展示式。而《书斋文化》，则是纵论中华民族的书斋文化的发展脉络，考证斋名的起源及其演变，分析历代书斋的文化特征，评议书斋必备及其书卷气，探索书斋的建筑形式和装潢设计特点，注重整体把握，综合分析，好像全景鸟瞰式。全书写得脉络清楚，文气贯通，书卷气重，书香味浓，让人品味再三。

　　二是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为了求证历史或采访书斋的主人，获得一手的资料，据悉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寻觅，如画家张大千的斋名颇多，为了择善而从，作者翻阅了厚达千页的《张大千传》；又如梁启超的“饮冰室''''闻名遐迩，但真正知道这个斋名来历的却并不多，为此，作者翻阅了《饮冰室全集》，才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有时为了获得一张书斋的照片或是一枚小小的斋名印章，还多次往返奔波，直到如愿为止。

　　三是图文并茂，装帧新颖。该书刊登了大量的照片、图片，如明代画家唐伯虎的书斋“梦墨草堂”画作，山东淄博蒲松龄的“聊斋”风貌，大文豪鲁迅书斋生涯，xx画家丰子恺“缘缘堂”风采等等，书中都有精彩照片展示，其中不乏古今名画名作。《书斋文化》还刊有大量的书斋印、书斋匾额、以及名家题词等等，使读者在阅读之余，还能欣赏到名家的书法、国画、篆刻等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另外，此书装帧时尚，版式新颖，让人开卷之后，备感清新、亲和、亲切，爱不释手。

　　当今的社会上，冠于“文化”的帽子满天飞，且不说什么殡葬文化、蟋蟀文化、袜子文化、竹文化、莲文化等等，就连小小的纽扣，也被冠之以“文化”大名，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细读这本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书斋文化》，便会深深领悟到“其实世上最有''文化''之处，莫过于书斋”。（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