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4万亿大手笔刺激经济，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防止2000万农民工的失业影响社会安定。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会失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还有一种估计认为高达6000千万。对社会失序的担忧的确加大了经济刺激计划的力度。

但事情的变化快得令人诧异。2009年底还在担心农民工失业，2010年初突然发现民工荒了。担心失业意味着就业岗位不足，但担心短缺则是xx相反的含义了。在这个惊人的转换中，不仅不少经济学家前后不一致，而且政策制定者似乎也迷茫了。

富士康系列xx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将关于农民工的话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民工荒不仅被认为是严峻现实，而且主流观点也进一步指出是因为长期的低工资导致了民工荒。xx和罢工的极端事件被看成是提高工资的契机，这里的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不提高工资就找不到工人，恰好是“刘易斯拐点论”的说法。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论述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初期大致存在二个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农村人多，农业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情况下还有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和城市部门给一定工资就能吸收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在既定工资水平上，这种劳动力供给可以无限，在工资长期不动的情况下工业和城市部门再投资扩大规模，最终会全面吸收剩余劳动力。而这个点之后不加工资就找不到工人了。

不过不能忘记经济刺激计划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上马需要大量劳动力，短期内可能会显示出招工难。在政府投资速度放缓之后，用工缺口可能会减少。根据2009年4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3个城市的就业市场供求进行信息统计，东、中、西部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1、0.92、0.93，显示东部地区存在招工难，但中西部则未到招工难的水平，存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的空间。

这中间存在的缺口可能是几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口流动依旧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进城打工的成本提高，导致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放缓；其次是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不匹配，导致岗位找不到人；{zh1}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20-39岁人口在2000年之后开始减少，一面是十年来累计减少的劳动人口，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作岗位，也会增加缺口。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青壮劳动力供给减少。这表面上与刘易斯拐点类似，实质极为不同。通过人为减少劳动人口的方式固然在长期也会使得农业和农村人口减少，但并不是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认为15-64岁总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劳动人口总数也将下降。或许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担心的因素。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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