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远“和平村”旧址，全称“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镇远和平村工作队”旧址，原为国民政府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占地面积6422平方米，东西宽77米，南北长83.4米，院墙高8米，正门临街，由前院和后院组成，有办公室、卫兵室、礼堂、岗楼等建筑。因为“和平村”具有重要的革命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1985年11月被公布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平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名。1938年2月成立于湖南常德盐关，主要关押中国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随着战局的变化，后迁至湖南辰溪，1938年12月迁至贵州镇远，1944年11月迁往重庆巴县，1946年4月撤销，在镇远的时间长达6年之久。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期间，先后关押日军俘虏600多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优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下，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以耐心的态度善待日俘，不但设法改善日俘的生活，还为日俘安排文娱活动，使战俘们逐步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中醒悟过来。1941年，在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xxx、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推动下，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组织收容所中觉悟了的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镇远“和平村”旧址是全国{wy}保存完好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关押日本战俘的收容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文：陈慧
    （历史图片由镇远县委宣传部提供）

         镇远“和平村”——二战日俘收容所

                    □杨涛声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为了纪念那段血雨腥风、惨烈悲壮的沉重历史，一个阴霾密布、细雨纷飞的日子，我又一次走进二战期间日本战俘收容所——镇远“和平村”。
　　位于古城镇远氵舞阳河南岸的“和平村”是一座占地６１００平米的长方形圈围大院，前临繁华街市、后依五云山麓、左右簇拥众多民宅、外围环境极其严实。我站在街前抬头仰视，一堵厚实的粘土高墙迎面耸立，一扇椭圆形拱门居中敞开，就像一张饥渴大口等待着食物。门楣上嵌有凸形泥塑“和平村”楷书三字。其实，这高墙大院本不叫“和平村”，它原为民国早期国民党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曾关押过不少犯人，其中也有一些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监狱为收容所。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这里先后关押了５００余名日本战俘。后来，我党在被教化的日俘中建立了以长谷川敏三为队长、反战日俘盟员１５０人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为祈盼和平，他们便把收容所叫做“和平村”，此称谓延续至今。
　　步入大门，环顾四周，高墙残缺斑驳，伤痕累累，一直伸到山脚。虽然墙上原有的四座高悬的岗楼已不复存在，但墙体仍显露出它的雄浑、坚固和威严。想当年，这里必定森严壁垒，固若金汤，日俘插翅难飞。据说有极少数顽固日俘曾密谋越狱逃遁，终因墙体高不可攀而未能得逞。门内两侧有两排低矮的简陋平房，是xx警官、看守、医务、勤杂人员及其家属居住。大院中央伫立一栋中西式结合的砖木结构楼房，上下两层，大小房舍２０多间，内设办公、机要、会议、审讯、培训等各类科室，同时高层管理人员及眷属也住其间，实为综合用主楼。１９８７年初夏，长谷川敏三第三次率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部分盟员组成的访华团来镇远故地重访，我受县里委托，陪同他参观“和平村”这栋楼时，他指着楼梯左侧一间陋室感慨地说，这是当年收容所管理员康天顺的办公室。他对日俘宽容温和，常约我在屋内促膝谈心，不仅用很多事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罪行，阐述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并深信这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一定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希望日俘认明形势，看准前途，划清敌友，反戈一击，成为捍卫和平的反战斗士。康天顺有理有据的慷慨话语深深震撼这个日俘军官的心灵。他心悦诚服地同康天顺在日俘中作反战宣传和分化瓦解工作，在多次来“和平村”考察的日本作家鹿地亘夫妇组织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肩负起同日俘顽固势力斗争和抗日反战的重任。在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精神的感召下，有的盟员自愿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斗。
　　在日俘收容所里，长谷川敏三和其他日俘并不知晓康天顺其人。他原名康欠川，是我党派到镇远日俘所以中校主任管理员的身份秘密从事日俘统战策反工作。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领导全国军民抵抗日寇的疯狂侵略。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建立的第二俘虏收容所从武昌经常德迁往边远安全的西南边陲小城镇远长驻，直至１９４４年迁往陪都重庆，历时６年。１９３９年，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xxx，指示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文工会特支书记冯乃超与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精心策划，在桂林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镇远日俘所部分已经觉悟和转化的日军俘虏成为该会的重要成员和骨干力量。１９４１年，在主楼东侧屋内举办了“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在康天顺主持下，先后培训教化了一批又一批日俘反战盟员。事实证明，我党在日俘中建立反战同盟的决策xx正确，它是中共统战史上的又一创举。二战结束后，许多盟员回到日本长期不懈地致力于中日友好宣传和实际工作，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世代睦邻友好作出了特殊贡献。
　　穿过楼道，一幢重修的砖木结构楼房纵向立起，与主楼构成“Ｔ”形。据长谷川敏三回忆，此楼原为小青瓦盖顶，杉木梁柱支撑，竹泥粘合作墙壁，建筑粗糙，设施简陋，但却冬暖夏凉，很适宜居住、活动。这是一个大礼堂，楼上两侧有两排厢房，日俘都住在里面；楼下宽敞平整，前面砌一舞台，供开会、集训和演出使用。日俘们每天在这里井然有序地学习和生活；接受反法西斯战争的教育；学唱抗战革命歌曲；观看中共地下党镇远支部组织排演的抗日救亡戏剧等。他们大多数人对这样的处境和待遇感到意外，逐渐由开始的恐惧变成后来的安宁。有几位来访日俘盟员说，我们要感激在镇远收容所的那些日子，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过得很有意义，而且还明白了不少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道理。“和平村”是我们的再生之地，值得永远钦敬和怀念。
　　走出大礼堂，眼前展现一片沙粒铺垫的开阔平地，这是夹在大楼与后墙之间的一个操练场。除平时用于集合操练演习外，还当作运动场。日俘爱打棒球，所里满足其好，经常举行棒球比赛，有时还带棒球队到省立镇远中学参加比赛。每当有机会外出活动，有的日俘顺便将自己做的烟斗、台灯、纸扇，玩具等工艺品拿去销售，换取所需日用品。操场两边依墙建有厨房、餐厅、库房、柴棚、猪圈和厕所后均拆毁，正待修复。可见当时整个“和平村”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管理基本规范，日俘生活稳定正常。我曾问过来访盟员当年在“和平村”生活的感受。他们毫不掩饰地回答，在日俘收容所期间，我们虽然是有罪的战俘，但仍然受到中方的保护和宽恕，从没受过歧视和虐待。我们每天衣食无忧，行动自由，还允许参加文体活动和外出购物。中国如此优待日军俘虏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我仅用了一个小时就把“和平村”里里外外浏览了一遍。那些在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中幸存下来的高墙房屋已成为现今中国{wy}的日俘收容所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有数十万人闻讯赶到这里参观采访，从中得到真实感受、深刻教益和心灵洗涤。当我带着难于言表的抑郁心情离开“和平村”时，心中激荡起一阵阵涌动的波澜。我想，“和平村”不仅仅是一座高墙禁锢的旧式监狱，而是一部活生生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教科书；“和平村”不仅仅是关押日本战俘的营地，而是日寇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如山铁证；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参观镇远“和平村”  

    到达镇远当晚，我们在街上闲逛。透过临街的一个门洞，我们看到里面一座二层的楼房门上，写着“抗战到底”四个繁体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