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y}次坐动车的体会

                                                                         吴   越

我是中国大陆{dy}批使用电脑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

我之所以会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作家行列中“领导时代新潮流”，不是因为我思想先进，而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作家；小时候，把点滴时间都用来看小说了，所有的大小楷作业本子，都是请同学“代劳”的。因此，写起字来，春蚕秋蚓，不但天真可爱，而且速度极慢。偏偏我又选择每天要写许多字的行当，个中苦恼，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八十年代初期，汉字刚刚成功地输入电脑，我就赶紧身体力行，其实，是因为我最最迫切需要“写作机械化”，当然，也是为了藏拙。

汉字输入电脑的初期，输入法风起云涌，也是百家xx，据说申请了专利的，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已经在社会上使用的，就有几十种，其中最{zlx}的，就有王码、郑码、自然码、拼形码、数字码、双拼双音等等十几种。

为了比较哪一种汉字输入法{zh0}用，我学习了十种以上汉字编码，{zh1}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自然码，是专门为编辑、记者、老师、作家等文字工作者设计的{zh0}学、{zh0}用而且词库最最完备的一种。

我尝到了“甜头”，每逢开会或者聚会，我就刺刺不休地宣传用写作的好处。不久，我“带头使用”电脑从事写作的消息在作家群中传开，就有人开始要我当“二传手”：教他们用电脑。我总结出一套电脑教学法，不是太笨的人，只要会汉语拼音，我可以在三天之内，教会他把汉字输入到屏幕上。

于是，就有人建议我把电脑打字的经验写出来，编成一本书。于是，我的{dy}本电脑教材《电脑打字无师自通》由群言出版社出版了：初版一万册，当月销售一空，第二个月就重印一万册。老朋友邵燕祥说：我买了好几本电脑教材了，大都看不懂；吴越的教材，我一看就明白，真正能够“无师自通”。

这一来，一发而不可收，找我编写电脑教材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几年之中，我不但根据自己使用电脑的亲身体会编写了55本电脑教材，一千万字，被联想集团聘为顾问，而且还出任中国作协“换笔俱乐部”的义务教员，许多中国xx作家，如张抗抗、从维熙、张扬、刘恒、刘衡、古鉴兹等人，都曾经是我的电脑学生。那一段时间，我不但开电脑讲习班授课，还蹬着自行车上门个别教授。而所有这种教学活动，我从来不收一分钱“讲课费”。我的理论是：任何一种革命，都要求有“先行者”为此付出某种代价。民主革命有那么多的先烈，为此而付出了最最宝贵的生命，现在进行“书写革命”，仅仅要求“先知先觉的先行者”付出一点儿时间和精力，难道还要讲什么价钱吗？

为此，作家张扬给我起了一个“雅号”，叫做“电脑大侠”，没想到，竟在作家群中叫响了。

也不知道是哪位作家朋友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上门来给我录制了一档专题节目，上下两集，每集半个小时，片名就叫《电脑大侠吴越》。这一来，等于给我在全国免费张贴了招生广告，居然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也专程从河北、福建、浙江、湖北、辽宁等地赶来北京，向我学习汉字输入法和屏幕排版(我老伴儿特别支持，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她都管饭，北京没有地方住宿的，还让他们在我家那不到30平方米的蜗居中睡折叠床)；还有湖南的石门县二中、湖北的今古xx杂志社等学校和单位，也写信或打电话来要我去帮他们开办学习班，培训老师和职工。于是我的“书写革命”活动，居然扩大到全国各地去了。我的做法是：除了要求报销车旅费和食宿之外，不收任何费用。我的原则是：不求收入，但求不赔。

于是，我也“桃李满天下”了：直接、间接的学生，总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吧？

近十年来，由于电脑已经十分普及，许多我曾经给他们“启过蒙”的孩子，如今都已经成了电脑专家，自己开起电脑公司来了；而我这个“开手师父”，也像“打虎将李忠”似的，本事落后于徒弟，倒要反过来向徒弟们请教了。因此，我不但停止了“开课授徒”，连电脑教材也不再写了。

由于我“电脑大侠”的名声在外，尽管我的电脑知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但是教教小孩子和老头儿、老太太，似乎还绰绰有余。因此，近年来，偶然也还“客串”几次“电脑教师”，继续我的“书写革命”活动。

今天，我就是专程到石家庄来教一位退休的中学外语老师怎么操作“图文表网”的。

石家庄的电脑，价格其实并不比北京贵，而是我在北京认识几家电脑公司，可以向我提供{zd1}价的xx电脑。因此，我从北京花1120元钱，买了一台相当不错的电脑，带液晶显示器，打算随身带到石家庄。

预报今天高温。因此我买的是上午7点开出的动车，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来车站接我的那位张老师少晒一点儿强烈的太阳光。此外，我生平没坐过动车，也想借此机会“开开洋荤”。

我手提电脑主机、显示器和键盘，一个人上车，是有些困难，因此，我让女儿一早五点钟就起床，开车送我到北京西站。

大早晨的，又是星期天，从北三环中路到西客站，一路通行无阻，平常时候要走40分钟的车程，只用了15分钟，6点整，就到了。

我正说“早知道这样快，用不着这样着急”呢，没想到在车站停车场的入口处，却整整排了25分钟的队。——不是停车场没车位，车位多得是，关键是那位登记入场时间的先生，不用先进的电子卡，居然用手写，而且半天才写一张，不管场外排起长龙，他那里总是慢条斯理地不慌不忙。直到过了5点半，我和女儿方才到了进站口。

我女儿去买月台票。我在进站口等着。等了十分钟，女儿这才神色慌张地跑了回来，告诉我说：动车不卖月台票。她对售票员解释：父亲年近八十，带着一台电脑，没人送是上不去车的。人家答复也很干脆：“这是‘规定’，我不能违反。要不然，你去找我们站长。只要他签字，我就卖给你。”我女儿一看时间，已经6:40，马上要检票了，再说，知道站长在哪里？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得发挥我的“主观战斗精神”了。我说：“咱们先去闯关，实在闯不过去，只好我一个人勉为其难地‘艰苦奋斗’了：把所有行李都集中到一台小拉车上，拉到了车厢门口，我给列车员说说，请她帮我看住，我一件一件往车上搬。”

我女儿也无可奈何，只好让八十来岁的老爸去冲锋陷阵了。

幸亏检票口的女同志倒是挺人性化的，跟她说我带的是一台电脑，一个人运不进去，她一挥手，就让我女儿也进站了。——我趁的是“和谐号”，看起来，倒还真有点儿“和谐”的味道。——如果没有她这一挥手，我还真进不了站：因为从检票口到月台，要下三三十级台阶，我的小小行李车，根本就没办法“滚下去”。

进站这一关，顺利通过。我还直担心女儿出不了站，怕挨罚。开车后十分钟，我打电话问女儿，倒是让她出站了，也没罚她。——看起来，西客站车站的办事人员，是挺“和谐”的，不讲“和谐”的，是铁路局那些官老爷们。

我又担心，生怕到了石家庄，也会像北京一样，“动车不卖月台票”，张老师会无法进站来接我。邻座一位小伙子听我嘀咕，立刻主动表示可以替我把一部分行李送到出站口。就在车子停下的时候，张老师在月台上出现了。

我心里一块石头下了地。下了车，一面走，一面问她：“这里的动车，可以买月台票吗？”她说：“哪儿啊，说是有‘规定’，动车不卖月台票。我再三求她，说是我接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带着一套电脑，不去月台接他，根本出不来。我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感动了，这才卖了一张月台票给我……”

到了她家，我越想越纳闷儿：“上火车不许送客，下火车也不许接客! 这叫哪门子规矩？还讲‘和谐’呢，还讲‘以民为本’呢，这些‘定规矩’的老爷太太，自己没有老爸老妈么？”

这就是我{dy}次坐动车的切身体会。

我上网一查，没有查到这条“动车不卖月台票”的“规矩”，却查到了许许多多有关“高铁”的新闻和旧闻。这才知道：动车，还算是好的呢!更糟糕的是“高铁”!究竟高铁有什么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这里也不多啰嗦了，大家请看我下面转载的博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