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导读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xxxx；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山西王”阎锡山

本刊编辑部

这是本刊“军阀系列”的{dy}篇。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人群，重新打量中国现代史。

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掌握一支私人xx，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

军阀的孵化是在清朝的{zh1}50年里完成的，可一路追溯到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袁世凯的北洋系。“独立行事”、“地方自治”的政治诉求则可上溯到“东南互保”运动，伴随xx战争之后“尚武”精神的蔓延和军校的设立，军阀应时而生。

通常，北洋系军阀的迅速分裂是从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算起，而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局面到1928年蒋介石执政为止。

这12年里，如果视旅长以上的军人为军阀，那么有1300个大小军阀可供考察。大军阀的名字耳熟能详：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辫帅”张勋、“布衣将军”冯玉祥，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阎锡山，以及最终收袋的蒋介石。

{dy}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国军阀是吴佩孚。那是1924年9月8日。照片下有行注释：“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第二个是蒋介石，第三个是冯玉祥。平日里冯将军一身农民打扮：头戴毡帽，脚着布鞋，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间还扎着一条布腰带。

从1917年起就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上海资格最老的英文刊物，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曾加盟，任助理主编)的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曾跟《xxxx》一位记者一道去采访冯玉祥。《xxxx》记者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1米83、膀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害得这记者几天没有睡好觉。

1928年7月2日，《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封面人物冯玉祥：“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似黄种人那样纤弱，而是一个身材魁梧、古铜色皮肤、样子和蔼，将《xx》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基督徒。”

鲍威尔还采访过张作霖：

“我一直听说他的两个绰号(“红胡子”和“东北虎”)，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不由大吃一惊……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

1930年5月19日的封面人物，轮到阎锡山——他是一个多月前爆发的中原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这次内战历时5个月，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军等几方共投入兵力110多万，主战场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个省，死伤官兵30余万，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zd0}的一次内战。

《时代》这样介绍“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dy}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阎锡山 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xx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zh1}，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zd0}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dy}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xx。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xx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xx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 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xx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xx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zh1}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xx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xx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xx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dy}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xxx，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xx”。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xx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xx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xx，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xx、维持秩序的xx，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xx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lx1}。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dy}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xx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xxxx；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元！”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