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幸福之路何在

    通常，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描述人的实际经济行为，而对用民意调查去测量幸福和快乐的可靠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表示怀疑。社会学家先走了一步。一批欧洲社会学家每年都会对由15000欧洲人组成的随机样本提出这类问题：“总体来说，你对生活非常满意，还算满意，不太满意还是根本不满意？”这些研究人员还对许多其他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对四个答案分配4到1的分数，据此去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以探求决定人们幸福水平的要素。许多研究神经系统的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也时常与经济学家联手进行研究。

    将人们的快乐程度简约为数字和经济学家所痴迷的数学公式无疑是对经济学的挑战。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ayo和Becker应用和发展了演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数学分析，去探讨人们经历幸福的方式。行为经济学家和试验经济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McBride和 LoyolaMarymount大学的JamesKonow采用心理学家的试验手段，将研究对象——人放到实验室进行测试，观测人们对一种xx游戏的不同规则和结果的反应。快乐经济学家们还试图测量影响快乐水平的因素，并把它们折算成货币价值。

    诚然，经济学家承认，人们可以评估从消费一种商品得到的满意程度是否大于消费另一种商品；人们也可以判断本周的总体满意程度是否高于上一周。但许多经济学家质疑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获得的满意程度可以与另一个人相比，特别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时点的总体快乐水平超过另一个人。许多习惯了GDP一类指标的经济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对人的满意程度进行测量的努力，他们怀疑建立在民意测验基础上的研究是否能真正科学地测量人们的幸福水平。

    如果赚更多的钱通常不能使人们，尤其是整个社会更加快乐，那么什么能够提高人们和全社会的幸福和快乐水平呢？

    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其中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等等，这些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因此，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它为政府在以上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遭到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主流经济学除了质疑“看法调查”（attitudesurvey）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外，还把这种研究斥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左翼倾向。

    快乐经济学家们并不否认其研究的政策倾向，他们强调快乐经济学并不单单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和帮助指导公共政策。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实质上可使人民更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上。比如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教育条件等。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增加人们腰包里的现金，还耗费巨资，但却能有效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水平。快乐经济学还对古老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注入了新的政策含义。许多研究证明，尽管人们不喜欢物价上涨，但失业会使人们更加不快乐，因此，政策制定者即便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应促进稳定的就业。

    快乐经济学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们的效用函数是凸型的，即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收入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会增进整个社会加总的福利水平。尽管这种收入再分配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但是如果这种转移带来的穷人效用增加与富人效用减少之差，即效用净值的增加大于效率的损失，那么，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仍然是{zy}的。

    凸型的效用函数还意味着收入期望值的效用大于效用的期望值。其经济含义是，人类的本性是厌恶风险，他们宁愿接受平均较低的稳定收入而不愿冒平均较高但大起大落的收入的风险，这也是保险学理论的最基本原理。效用函数的这一本质特征为我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xx是文明社会的{zd1}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保证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而且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全球性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稳定和美满的婚姻、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是决定人们幸福水平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建立和谐社会，增进人们福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府、社区和全社会在这些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创造和谐、适宜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相应配套的法律咨询服务，包括建立文化和体育中心，提供健康的社交场所、婚介服务、家庭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等。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适应性是极强的，人们最终几乎能适应任何事情和任何环境，特别是在金钱和收入方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吃苦耐劳传统就是明证。人们在金钱方面的适应性通常超过非金钱方面，一些改变人生和命运的重大事件，比如丧失亲人等，会对人生的幸福和快乐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绝大多数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对福利的金钱方面的考虑，因而过于强调了收入增加对福利的重要性，忽视了收入以外的许多重要因素，如健康、家庭和稳定的就业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xxx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在我国改革开放由“黄金发展期”过渡到“矛盾凸显期”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片面追求货币收入、物质财富转变到xx和增进人们的精神财富，以提高普通劳苦大众的快乐和幸福水平为中心的科学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快乐经济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说：“贪婪无厌，忿类无期”，于是有了“贪得无厌”的成语。而从我们自小熟知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可以看得出这种品行不仅不招人待见，而且{zh1}还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每个人又都不能否认自己或多或少有些贪心。


　　首先，所谓“饱暖思淫欲”，人的各种心理需要本来就是层层递进的。其次，人的xx满足，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落后就要挨打的生存准则让人不断扩展自己的资源，保证安全感。再次，人们的很多欲望，往往是对幼年某方面丧失的补偿，比如有穷人家的孩子看到别人弹钢琴xx向往，当长大后有钱买钢琴了，却发现钢琴只是个摆设。

　　但是，贪得无厌，则是不知道管理和克制自己的欲望，结果不仅导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钱挣多了的时候，就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失去了提高生活幸福度的实际意义)，而且“希望越大，欲望越大，失望和挫折也就越大”，无论他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心情永远都不会太好，而且容易产生挫败感。而且，当贪欲强烈而不可克制到病态时，可能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众叛亲离，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那么，如何克制贪欲呢？首先，对需要进行评估，如把想要的东西分为“必需品”和“xx品”。第二，学会享受克制欲望的自控感，比如，经常去商店观赏一件喜欢而超过支付能力的衣服，其实比真正买回来的快乐更持久。第三，如果贪欲来自幼年的某些经历，就要告诉自己生活在当下，而不是童年的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