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02 07:53:09 来自: (Le temps aux mains du magicien)

小四的手电筒和洋洋的照相机以及杨德昌的摄影机

《牯岭街少年xx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长达三个多小时，《一一》也将近三个小时，这是台湾特色，众人皆知。于是，当我隔了三年之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重温，花了我完整的一个午夜。关掉电脑时，天已大白，窗外车鸣如往常，一切继续前进，我呼呼而睡。
只是梦中居然有一道灯柱持续晃动，并不时伴有喀嚓作响跳跃的闪光。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这恼人的光却顽强已极，久久不肯消逝。
我兀地坐起，才知道它们不过是方才影像的视觉暂留，只是这“暂”的时效居然如此强大，竟一直钻进了我的梦里。
灯柱和闪光的作俑者分别是小四和洋洋，确切地说是他们手中的手电筒和照相机。

小四的手电筒

（一）
小四的手电筒是从片场偷来的。他蹲在屋顶，低头窥视底下的电影拍摄，其间女主角与男导演彼此嫌恨争吵不休，戏里戏外嘴脸各异。戏中戏的手法历来为众多导演所乐用（最近的例子如陈可辛的《如果?爱》），只是这里又添加了一个混沌初开的窥视者形象，其意义结构便复杂起来。何况在小四之外，其实还有我们——一群不在场的窥视者。通过窥视，小四对“戏”形成了一个初步而直观的认识。这种认识最终与“真”同构了起来，也促成了他此后对“真”的探索与捍卫。这个片场其实是一个精彩而重要的隐喻，是周遭世界的双重缩影，小四的迷惑从这里出发，一直延伸到学校以及家庭与社会，当他发现自己无力看清身边真实的模样，便鬼使神差地偷走了导演的手电筒——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外化行动，也是未熟少年寻求帮助的一种原初表达，在这里，他把手电筒视为得以看清“真”的希望。
杨德昌对“戏”与“真”的二元悖反关系有着某种迷恋般的求索，这也几乎成了杨德昌电影的一种签名方式，它的{jz}是《恐怖分子》。在这部时长比较“正常”的片子里，他疯狂地展开了对“戏”与“真”之关系的错位表达与哲学思考，并最终在周郁芬晕眩的呕吐中退场。我想，一起呕吐的绝不仅仅是周郁芬本人。
这是杨德昌喜欢的方式。一如他喜欢用不经意的过场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图，因此，看他的片子，我们尤其要注意的倒不一定是故事的情节，而是略为停滞、但与情节无关的简短画面。对于电影而言，往往是不经意的东西最显功力，也最检验看客的水平。

（二）

继续回到对手电筒的剖析。这个照明的工具在《xx事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诸多成年人的童年记忆里，几乎都有一段与手电筒相关的部分，当时我们便常常被那一束光柱所吸引以致迷惑，它让我们得以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好奇，尤其在夜色之中，很多事物很多人是我们所未知的，于是我们藉由那一束被放大的光柱去感知，希望光柱聚集的地方，就是事物的真相。毋庸置疑，这是人类传承了几千年的原欲，其根源在于对未知的黑暗的恐惧。
杨德昌深知这一原欲与恐惧。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场景多在夜里，漆黑而浑沌，在中国，它是未经盘古破壳的巨蛋，在西方，它是柏拉图嘴里的洞穴。小四睡觉的那个如同木箱一样的方寸之地，最终被杨德昌设计成了周遭世界的{zj2}隐喻，他活像幼儿时期的盘古，抑或穴居者的后人。在一片黑暗中渐渐发酵、成长。
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不管这光是上帝施舍的还是偷盗来的，在杨德昌的设计中，手电筒的粉墨登场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没有任何情节上的凝滞，更谈不上道德层面的指责，它的巧妙之处在于，手电筒是在电影拍摄场——一个做戏的地方出现的，不费吹灰之力便给死物涂抹上了一层意义的光辉。或者说，杨德昌不过是将人类皆有的普罗米修斯情结附着到了小四身上，让小四带领我们去作一次无可救药的求真之旅。

（三）

藉由手电筒的指引，小四得以接触到了原本遮蔽在暗夜里四处漂浮的魂灵，原罪像xx一样在他的世界里弥漫开来，他以自己的单薄之躯在为看客作一次毫无希望的历险。周遭的世界如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梦魇般地冲击着小四未熟的灵魂，他瞬间晕眩，茫然无措。于是干脆凭一股热情杀将进去，经由手电筒微弱的光芒体验到死亡的抽搐、遍布的谎言、交流的无望、压迫的无所不在，甚至爱情的虚幻、亲情的退化、友情的脆弱。如此种种合构出一副破败喧杂的浮世图景，与蔡明亮电影中的疾病展览渐渐重叠起来。在蔡明亮的电影中，荒芜的世界已经是彻底的无望，连死亡都变得不再有特别的意义，充其量是某种程式而已，与喝水、走路、做爱等日常行为没有任何区别，如同懒得走路懒得喝水甚至懒得做爱一样，人物已经懒得死亡。卡夫卡式的百无聊赖攀满电影的躯体。
或许蔡明亮的人物正在预示着小四的将来。但杨德昌的光影理想国里，总有那么一丝温情的人文憧憬，他不愿让小四在看清真实的世界之后，慢慢走入蔡明亮的镜框。他宁愿让小四做一次明知无望的挣扎，在{zh1}的“挽救”失效之后，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孩。萨特向来对选择的自由性不抱希望，但杨德昌毕竟给了小四一个选择，也许自由会在其后潜滋暗长起来。
当然，xx事件最终发生时，手电筒已经回到了原初的所在——戏场。小四对手电筒的归还，显示出对“真”的绝望，他停止了求索，或者已不需要继续求索，认为已经看清了全部之“真”。
在他看来，求真是残忍的；在我看来，求真是荒谬的。
2007年5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