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华羽杂记”是踌躇辗转，终于下定决心开的一个新系列。这个系列目前的主要方向，就是发掘、复原那些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飞机及中国航空史。
木然回首^_^b本拙熊还是一个小小少熊的时候，最早在《兵器》复原歼9、强6，后来继续复原的歼13因为种种原因未刊，便投给了“空军之翼”；再后来在《航空史研究》复原东风113、远轰；再再后来就是在《航空世界》复原东风107、重歼9、老歼10、老歼11……一直手臭也一直未停歇
其实在中国的航空史长河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小细节、小故事，这些故事短小不足以成书，却精致漂亮值得一书。这些细节犹如历史之河上璀璨的水珠，只有在有光照到、你注意到，它才放射出瑰丽；而没有人注意，它便很快湮没在这浩瀚之中。
因此终于决定，把这个计划、这个工作系统化，留住这些几乎灭失的中国航空黑历史。

这篇拙文终于刊发了^_^b，也发到博客上来。可惜杂志印刷的暗色域质量实在不理想，图片颜色深的地方模糊一片，令人遗憾，在这里把图片电子版发上来，希望能够有所弥补。

文章刊于《航空世界》10年7月号，编写/CG复原 彩虹熊。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本文无意涉及太多，仅试图讨论那个年代的一个小小的技术细节。

1971年4月，林立果、江腾蛟策划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8种手法谋害xxx。其中在《汪东兴回忆：xxx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后来，据陈励耘交代：……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xxx。……从后来其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xxx的办法有八种之多”，而书中所记录的“第八种方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xxx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xx。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所谓负责伊尔-10飞机改装的陈励耘，是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dy}副主任。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不久即被捕，{zd0}罪名是“阴谋暗害xxx”。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1982年5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在一次采访中，陈励耘在被问及这种“轰炸主席专列的飞机”时，回答说：“这事莫名其妙。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1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苋桥来，让我们看看吧。’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二十九两师各调一个团到苋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中国空军在伊尔-10基础上换装涡桨发动机改装的强击机，可以看到与原来的伊尔-10相比，翼下载弹量大幅提高，火力得到加强。该资料图出处原始图注为：“林彪集团为谋害xxx准备的伊尔-10强击机，飞机上挂着xx。”

而这种专门改装过的伊尔-10飞机是怎样一种飞机，还要从头慢慢说起。

伊尔-10是一种在苏联xx的强击机伊尔-2“黑死神”基础上发展的对地支援攻击飞机。1950年，中国开始从苏联进口伊尔-10飞机，1950年10月13日，驻上海帮助中国防空的苏联空军xx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的冲击第13团移交了25架。1950年10月13日，驻上海帮助中国防空的苏联空军xx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的冲击第13团移交了25架。1951年10月1日，36架伊尔-10首次参加了国庆阅兵，到1952年共进口274架，1954年9月至1955年1月，伊尔-10参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1951年10月1日，36架伊尔-10首次参加了国庆阅兵，到1952年共进口274架，1954年9月至1955年1月，伊尔-10参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

而到了50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因为一系列分歧而开始恶化。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面对苏联有可能入侵的大量坦克集群及地面装甲xx，我国急需大量的反坦克武器，而空军最需要的就是反坦克强击机。

然而早在中苏刚开始出现分歧的50年代末，空军就向航空工业部门提出了需要一种“比较先进”的强击机的要求，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战术、技术指标。任务下达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沈阳厂的设计室根据广泛的调研，结合国外同类装备发展的情况，制定了新机设计的指导原则。当时的新型强击机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为采用两台活塞发动机的螺旋桨双尾撑布局强击机；方案二为喷气式超音速强击机。3个月后，也就是1958年6月提出了总体方案。新机是一种双发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既能以强大的火力对我地面xx实施近距空中支援，又能从低空以高速突防，对敌纵深目标进行多种方式的武器投射；武器载荷投放后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1960年5月所有图纸设计完毕，试制工作展开。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强5的研制工作被搁置，科研人员被抽调岛重点计划中。此时强5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及未被抽调的科研人员提出愿以最少的力量坚持研制工作，经上级批准后，陆总师带领剩下的14名科研人员继续进行研制，首先完成了一架静力试验机体。然而强5的研制走走停停，进展缓慢。

此时的中国空军对地支援攻击的主力仍就是几乎二战技术水平的伊尔-10活塞动力强击机。而且飞机老化严重，根本无法抗击有可能来自于苏联的装甲集群突击。伊尔-10在现代反装甲枪击作战中，载弹量和航程是{zd0}的问题。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换装更大功率的发动机，然而当时我国并没有合适的大功率活塞发动机可选。
几乎是同一时期，新中国{dy}种空中警戒飞机也遇到了几乎是同样的问题。1969年9月，中央军委发出研制空中预警机的指示，空军立即行动，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决定用图-4轰炸飞机改装为我国{dy}架空中警戒机，称为“空警一号”。然而图-4机原装4台ASh-73TK活塞式发动机，改成预警机后需要携带7米直径的雷达罩后，重量增加5吨，飞行阻力增大30%，原先的四台ASh-73TK发动机功率不足。为了保证“空警一号”飞机的性能，决定改装AI-20M涡桨发动机，当时也只有这一款发动机能满足要求。改装工作由空军一所担任。由于ASh-73TK风冷活塞发动机短舱小，根本装不下长大的涡桨6，因此需要在活塞发动机舱前，加装一段过度舱段与原发动机舱连接。制造和安装这个舱段时，由于没有型架保证精度，技术工人们把木匠拉线和水平仪等家什用于测量安装焊接位置，结果不仅精度非常好，而且时间只用了一个月就顺利完成。虽然顺利改装了发动机舱，但是加长了的发动机向前伸出达2.3米，影响了飞机的安定性和操纵性。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采取快刀斩乱麻，用加大平尾面积，并且在平尾两端加装端板，同时增加腹鳍和加大背鳍来保证安定性。在结构强度上有20多个部位得到了加强。
而作为伊尔-10的强击机，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伊尔-10动力装置为1台AM-42液冷V型12缸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2000马力，载弹量为400~600千克。面对现代大规模敌方坦克集群，中国空军当时{wy}的强击机伊尔-10需要大幅提高载弹量，更换发动机则成了必备条件。而且到了60年代末，国内不生产AM-42活塞发动机，器材供应困难，发动机问题更是当务之急。

为此，为了获得载弹量更大的新型强击机，伊尔-10选择了与“空警一号”相同的改装方式，换装大功率的涡桨发动机，配四叶变距螺旋桨。改装的飞机在保留内翼段挂载两枚xx的能力基础上，外翼段能够加挂4~6个火箭弹发射巢，同时还能在外侧挂架选挂两个副油箱。由于动力大增，飞机载弹量和性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此外，伊尔-10原有的特点——能够有效保护乘员安全的极为坚固的机身装甲、保证射击精度的低速飞行能力得到保留，改装后的伊尔-10飞机令空军非常满意。

改装完成后的伊尔-10随即转到杭州苋桥机场为林立果进行表演。据说其射击精度极高，进行57毫米火箭弹射击表演时正中靶心，把靶心上的小红旗都炸飞了。

此后，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故事。

然而中苏关系慢慢趋于缓和。1969年10月19日，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情况正常。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如期举行。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

另一方面，新型的超音速喷气动力强5型强击机在陆孝彭及科研人员和工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65年6月4日由试飞员拓凤鸣驾驶首飞成功。同年12月通过初步设计定型审查。1966年强5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做了终审性质的表演，当时解放军实际工作的{zg}领导叶剑英元帅拍板装备强5。1968年11月强5正式投产。而中苏交恶也是强5历经磨难仍能成功投产并快速装备xx的一大原因。

随着强5飞机开始投入服役，涡桨动力的伊尔-2强击机也就失去了舞台。据称，当年改装了2架涡桨动力伊尔-10强击机，一架在试飞中坠毁，另一架改装机在1978年的一次例行保养中失火焚毁。1972年，{zh1}的伊尔-10强击机退出空军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