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面前,我们都被“潜规则” | 商业哲学评论

今天我们来谈谈“知情权”这个话题,越是信息化的时代,知情权越体现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越与我们息息相关,上至参政议政、下至上街买菜。

知情权主要在政X治范畴与经济范畴体现作用,最近各审计署公开各部委虚报账目,便是侵犯纳税人知情权的表现,属于政x治范畴;而类似于三聚氰胺、毒缸豆、假疫苗事件,便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表现,属于经济范畴。当然,上述例子的罪状远不止于对知情权的侵犯,而是以对知情权的抹杀为掩体,进行更进一步的犯罪行为。所以,侵犯知情权往往成为某些人达到非法目的的中间手段,这是不需过多论证便可成立的观点。

事实上,对知情权的利用有着五花八门的手段,上述的案例只是不小心倒了大楣才被曝光,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知情权被侵犯的情境,甚至,随着自媒体的兴盛,我本善良的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其中“不对称游戏”的环节之一而不自知。

“劣币驱逐良币”的中间手段

拥有大量的辨别能力低下的消费者,对维护知情权的行政力量要求会更高,该消费群体特征最容易滋生“劣币驱逐良币”,自发的道德约束不可能成为主体手段,这背后有人类劣根性的影子。

消费者知情权涉及三大主体,包括主体(如企业)、客体(消费者)、监管者(政x府相关行政机构)。关于客体,一般情况下似乎不被纳入讨论的范畴,但我认为,提升客体自身的辨别能力,是除了行政以外,更为长治久安的手段,至少它可以大大提高行骗者的门槛。

由上述来看,农民群体身处重灾区xx是情理之中,他们不是买到假化肥、假农药,就是高价购买。基层的行政力量,xx不是市场的对手。最终拿捏尺度的,只能是商家们自己的道德砝码。

尽管因信息通达而拥有更强的辨别能力,但并不代表城市人群不受其害,只是,企业们要费更多的脑力,去完成行骗的行为。在营销界,可不会说“侵犯知情权”,而是美其名曰“信息不对称”,由此进入第二、三小节的阐述。

各行业对知情权侵犯程度不一

抓住“信息不对称”,原本是传统的市场营销手段,但是在当前中国市场环境下,更多的是对其变相利用,实际上大多属于侵犯知情权的表现。

很久以前我已谈过一个观点,越是看不到原料的产品及行业,越容易玩“信息不对称”这一招,其中包括保健品、化妆品行业,这两个行业在中国是最乱的。如果监管不到位,医药行业必列其中,不断冒出来的零星个案,也在展露星星之火的态势。

另外,隐含得最深的,应当是日化行业,他们为千家万户提供每日所需的产品,吃的是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日化技术老本,即便对身体有危害,也是到年华老去的时候,根本不会让人把健康每况愈下与之关联。

最应当尊敬的是生产有形产品的行业企业,比如IT高科技产品,再山寨也得实打实,不能说他们的道德有多么高尚,只能说明他们没有机会犯罪。

营销人士的“不二法门”

当前的市场环境早已过渡到买方市场,不论任何行业,都需要推广,因此,营销人士成为了侵犯知情权的{zd0}主体。只是,他们大多充当“二传手”的角色,尤其是那帮广告圈、公关圈的人士。

这是一个产品同质化时代,革命性的产品尤其稀缺,何况此类产品也并非人人都能玩得起,它需要集合众多资源。所以,更多的企业玩的是微观差异的手段,即某个小技术或小应用有别于他。

所以,当这些差异性不明显的产品的推广需求落到“二传手”手上,已然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是接到类似于iphone的活,内容上当然不愁无米下锅,但那些企业家们并非人人都是乔布斯啊。既然企业给了钱,那就得办事儿,怎么削尖了脑袋也得把忽悠消费者的课题给解决了。

但是,来来去去,“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都是他们最惯常使用的伎俩,比如国内电视厂商们前两年纷纷炒作互联网电视的概念,实际上只是个还没到成熟应用阶段的噱头。厂商们的目的也很折衷,他们并非真的要通过广告把老百姓给xx征服,而只是通过这个噱头,把老百姓吸引到店,剩下的就是促销员的活儿了。

其次的伎俩是放大使用感受,这多体现于不见原料的产品,比如日化行业。宝洁之流,位列其中。记得早年有人探讨过广告效果该如何规范的话题,{zh1}只是保健品广告被规范了,但像牙膏、洗衣粉之类的,用不死人,也就由得这些企业把气泡吹上天。

你说了,我们是不是天天被侵犯?何况这只是讨论经济领域的其中一方面呢。

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实际上无关法律,而是道德,并且,这个道德的层次并不低,如果真能按此规范,咱们离XX主义并不遥远。但为何咱们的距离感越来越大?很简单,人的劣根性。

以下再奉上关联阅读:《西方媒体潜规则》,讲述“三传手”与“二传手”之间的秘密。

近年来,欧洲民众和政x府要求食品健康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把矛头指向垃圾食品、误导性食品标签、含糖量过高的食品,容易导致儿童增肥的食品广告等,很多涉及的食品厂家专门资助某些集团,维护他们的利益。

英国报纸时常引用社会问题研究中心(Social Issues Research Centre)、健康基金会(the Nutrition Foundation)和国际生命科学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指出这三家机构的资金来源是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公司、雀巢(Nestle)公司、美国家乐氏(Kelloggs)公司、奶业委员会(the Dairy Council)、美国卡夫(Kraft)食品公司和糖业局(Sugar Bureau)等。同样,2003年,舰队街的报纸引用营养学家苏姗·捷布(Susan Jebb)的观点,攻击“阿特金斯xx法”(Atkins Diet),称其对健康有害,却没有解释,他们提倡的低碳水化合物xx法(low-carbohydrate diet)的研究是由美国面粉咨询委员会(Flour Advisory Bureau)资助的。这类研究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公关人员为研究埋单,将研究成果变成新闻。

2005年11月,路透社大露马脚。路透社报道了非洲转基因农作物大获成功的消息,信息来源是在内罗毕经营“非洲丰收”(Africa Harvest)集团的弗罗伦斯·温布古(Florence Wambugu)博士。英国监管公关公司的部门“新闻误导调查部”(Spinwatch)发现,“非洲丰收”集团由转基因公司资助建立,弗罗伦斯·温布古博士是杜邦(DuPont)公司的顾问,而杜邦公司是重要的转基因企业。这些信息在路透社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及,“新闻误导调查部”要求路透社更改报道。

公关人员也会生产伪专家。2003年12月,BBC电台节目《钱盒子》(Money Box)报道:玩具不仅仅是{zj0}圣诞节礼物,也具有投资价值。并特别推荐威克蒂斯(Vectis)公司的拍卖活动。报道称,热衷于收集玩具的大卫·巴泽雷(David Barzilay)在此拍卖会上拍卖其玩具藏品的收入是4万英镑。在此两年前BBC报道过类似事件,同样指出旧玩具在拍卖市场上的潜在价值。当时也引用了大卫·巴泽雷的话,不过,那时他的身份是威克蒂斯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有意思的是,在美国,也有一位玩具专家,名叫克里斯多弗·伯恩(Christopher Byrne),他被誉为“玩具人”,他的观点被美国媒体广泛引用,而他的真实身份是玩具生产厂家的新闻发言人。〕

同样,由公关公司资助的“智囊团”(think tanks)为自己的员工命名都带有学术色彩,比如“特别研究员”(senior fellow)、“研究总监”(research director)等。广播、报纸中经常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似乎他们是xx独立的专家,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这种状况首先在美国出现,如今已经普及到整个欧洲。

比如,1997年建立的斯德哥尔摩网络(Stockholm Network)和115家智囊团建立了联系,这些智囊团由大型制药商和石油公司资助。斯德哥尔摩网络声称:“每年影响上百万欧洲人。”对于舰队街的报纸而言,丹·刘易斯(Dan Lewis)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多面手专家,他呼吁减少公共交通工具,减少政x府支出,倡议取消关于环保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提高商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作用,他被描述为经济研究委员会(Economic Research Council)负责人、政x府效率部(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Unit)总监、《英国官方公布的非政x府组织介绍》(Official Guide to British Quangos)的作者、政策研究中心的作者和斯德哥尔摩网络环境部的总指挥。

媒体之门轻而易举就被打开,一些“专家”使劲推销自己的观点,即使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些话题。最显著的案例是诺曼·布伦南(Norman Brennan),1994年,他建立受害者委员会,倡议加长罪犯的刑期,增设更多xx,给xx更多枪x支,他的话被媒体广泛引用。而实际上,诺曼·布伦南仅仅是英国交警的基层警员,他却把自己的观点说成专家的观点。同样,约瑟芬·昆塔瓦莱(Josephine Quintavalle)接受无数采访,评价生殖伦理问题,甚至更复杂的人权问题,她{wy}的相关工作经验是,她曾经是反xx组织生命委员会的顾问。更有谋略的是西蒙·白瑞特(Simon Barrett),他讲述的关于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西蒙·白瑞特被描述为警惕恐怖主义协会(Terror Aware)发言人、英国恐怖主义分析家、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Terror) 总监、国际媒体智能(International Media Intelligence)分析总监等。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擅长恐怖分析的哪些方面,他的公司对他的介绍也仅仅是记者。有人称,西蒙·白瑞特曾经是英国锡安主义联合会(Zionist Federation)的新闻发言人。

至少,这些自称的专家在现实生活中有“落脚点”,而不像迈克·肯尼(Mike Kenny),2004年他进入媒体视线,成为家庭暴力专家,只因为他讲述了自己被女友恶打的经历。电台、电视台和《泰晤士报》报道了他的观点,他组建了名为“的确发生在男人身上”(It Does Happen on Men)的压力集团,并宣布已经收纳三名避难者。但真相是,他根本没有挨过女友的打。被媒体当作英国SAS特种xx成员的汤姆·克鲁(Tom Crew)写了一本书,回忆他在阿富汗作战的经历,后来BBC《新闻之夜》曝光,汤姆·克鲁根本就在说谎。

公关人员捏造伪证据——调查、xx统计等。调查{zshy},这类调查通常在星期日发布,因为周一报纸普遍缺稿。商家期待免费宣传的机会;公关人员孜孜不倦地创作令人瞩目的调查;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在网站上贴出调查表格,以手机、免费xx宾馆住宿为奖品,吸引人们填表;有了调查结果,新闻应运而生。结果,报纸揭示全国人民最喜欢的圣诞午餐(为消费者调查公司做宣传),全国人民最喜欢看的书(为书商做宣传),本年度最奇怪的书名(为图书杂志做宣传),全世界最性感先生(为女性杂志做宣传),女性最性感的部位(为另一本女性杂志做宣传),世界上最性感的物品(为性用品店做宣传),宠物越来越胖(为动物慈善组织做宣传),人们的头变得越来越小(为美国大学做宣传),士兵越来越想家(为xx做宣传),醉汉越来越多(为医疗保险公司做宣传),梦游的人越来越多(为连锁酒店做宣传),购买纸张处理器的人越来越多(为超市做宣传),老年人拥有的存款越来越少(为银行做宣传),孩子拥有的存款越来越多(为房贷合作社做宣传)。

这些报道不仅出现在通俗小报上,而且“淹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2005年11 月,一个普通的星期一,《卫报》报道了9条与调查数据有关的新闻,《太阳报》报道了另外9条与调查数据有关的新闻。其中一些报道的调查数据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一家公司推出为客户寻找手机的业务,公关公司为其做“前奏”,告知媒体, 在过去半年内,有6.3万只手机被遗忘在伦敦的出租车里。根据公共运输局(Public Carriage Office)的统计,真实的数字是779只。公关公司的调查结果如何出炉?

原来,他们只对131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采访,而伦敦有 2.4万名出租车司机。公关公司早已习惯如此炮制故事。

几乎所有集团公司都在公关公司的协助下命名他们自己的{yt},或者一周。比如在美国,2007年8月的头七天,至少被48家不同的公关公司预订,包括全国西瓜节、全国巧克力薯条节、全国清新呼吸器节、全国冰淇淋三明治节等。整个8月,被36个不同的名目“瓜分”,包括护眼日、鲜桃日、公园日、国际航空旅行日等。有了这些名目,公关公司可以此为契机发表人造新闻。

为政客服务的公关人员同样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不过,他们只选择对他们有利的调查数据。2004年初,英国文化部对BBC的将来进行讨论,同时,赫顿调查报告颁布,赫顿调查报告指责BBC关于伊拉克的报道,BBC总裁辞职。讨论结果显示出公众对政x府的强烈不满。“很显然,BBC是被冤枉、受了伤的巨兽。”讨论结果称,“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政x府对BBC的指责不断,赫顿调查报告的出炉,令这种攻击达到顶点,BBC的人引以为傲,因为这恰恰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关于BBC和政x府公信力的xx也显示:“BBC更有说服力。”即使那些认同BBC存在“文化傲慢感”的人也坚称:在目前的政x府背景下,这种傲慢感具有积极作用。讨论的中心问题是——BBC是否应该对政x府负责:“比所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回答都更坚定,公众希望BBC保持独立,甚至更独立。”

(摘自《媒体潜规则》,尼克·戴维斯著 崔莹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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