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人权、环境和涉藏等问题上，中国外交正面临来自西方社会的巨大压力。以“藏独”为例，它的影响力来源并不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而是构成西方公民社会主体的形形色色的人权组织和价值观集团。这些力量动员起来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使得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对华做出强硬的姿态。在此方面，美国尤为明显。

希拉里提出美国要搞“巧外交”，借助美国公民社会和民间的力量来推广价值观必然是美国“巧外交”题中之义。民间历来是美国外交的力量之源，王缉思教授在多年的美国研究中有过一个很深刻的论断：“中美关系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美国作为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民间力量经常在其外交中扮演主导议题、塑造议程、推波助澜乃至一马当先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已经明确提出要让民间和非政府组织充当对苏和平演变的主力。

美国具有悠久的公民社会传统，宪法提供了保障结社自由的制度环境。在资本财富和慈善基金支持下，美国拥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力量。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NGO（非政府组织）多达160万个，活动经费占全球的80%。这些组织作为民众自发组织的非赢利性、非政府机构，在民意和价值观的表达方面具有xx合法性，从而为其展开跨国活动提供了巨大的权势。

美国的多元、分散的决策过程则为NGO参与外交提供了机会。美国国会是其中最主要的传递机制，NGO游说国会议员通过立法手段把压力传导给政府，继而逼迫政府在外交上向外国施加影响。民间力量的多元化使得美国外交拥有多元的议程发源点，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权问题、近年来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背后的动力都来自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建立了与NGO的伙伴关系。美国以及西方某些表面上看似公民社会自发的行动，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政府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是其中xxx的制度之一。这个在美国推广民主以及各种“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活跃角色的机构源于里根总统1982年在英国国会的一次演讲，其中提到美国应该“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和自由”。1983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在全球支持自由民主的“全国民主基金会”，同时成立了四个“非营利”、“无党派”的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全国民主国际研究所（NDI）、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分别代表了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商会和劳联－产联四大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