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人士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战略谋划，打“西藏牌”；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西藏的同情，又不明白真相，于是选择盲从；还有一部分人既不是出于战略谋划，也不是出于xx无知，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的知识分子、职业人士及都市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不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而是由于价值观的差异。

他们看待“西藏问题”的{dy}个出发点是源于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理论，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xx合理的因素，多民族并存就会导致民族压迫，因此他们xx地同情“西xxx”的主张。对于西藏自元朝初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承认这是事实，但是倾向于低估其意义。然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多民族并存是中国历史的主导形态，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多民族共存的状态，觉得这很自然、很合理，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中西价值观分歧。

二是源于西方的民主理念，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zh}的民主，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能实行民主，关注“西藏问题”就是关注西藏的民主。但是，历史上的西藏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1959年前西方对此从不关心，现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实行的则是“神王主导”、压制其他宗教派别的假民主，对此他们也视而不见，所以中国人很自然地怀疑其关心西藏民主的诚意。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之苦、割地之痛，因此中国民众认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前提就是国家独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西方视50年来西藏人民xx特权（这正是流亡集团所怀念的）、走向现代化的客观事实而不见，却侈谈什么关心西藏的民主，无非是想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罢了。

三是源于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该人权观强调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先验地认定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没有政治权利和自由。但是，在民主改革前，绝大多数西藏人的生命权都掌握在极少数农奴主手里，政治权利和自由就更不用说了。西方人对这样直白的事实都视而不见，因此在中国人看来西方高唱关心西藏人权肯定别有用心。

四是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弊病。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黎士曼在《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一书中认为，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体主义迅速蔓延，人们身处闹市却脱离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针对这种“现代病”，西方人希望寻求一种精神寄托，重构自己心中的理想家园。西藏地处世界屋脊，蓝天白云，风景如画，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理想家园的好去处。但是，西藏不仅历史上不是一个想象中的香格里拉，现在也不是他们逃避现代病的理想的家园。而且西藏人民现在也在睁眼看世界，绝大多数西藏人有现代化的要求。西方人的理想家园幻想与西藏人的现代化权利主张是相矛盾的。

西方之所以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出现这样的文化视角反差，根本上是因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道德优越感。对于这些人士来说，他们看世界的逻辑是：他们拥有的是好的，他们想拥有的也是好的。他们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家园，否定西藏人民追求现代化的权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种族主义”。

对中国而言，对后面这两种人{wy}能做的事情就是加强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可能只对有同情心，但是又对“西藏问题”的事实缺乏了解的人有效。对于那些有知者，要使这种沟通有效还需要一个前提，即让他们抛弃自己固有的偏见。因为，有时候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