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报的创办> 1931年11月7日，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成立时，xxx同志指名要周以栗负责红中社的工作。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dy}个通讯社。最初的工作一是播发新闻，二是搜集信息编印参考刊物，就是《参考消息》的前身。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周以栗被任命为《红色中华》报{dy}任主笔。 那时，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对内是一个机构，对外是两块牌子。周以栗作为红中社的{dy}任负责人，对红中社事业和《红色中华》报的创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当时红中社发出的新闻，国内许多地方都能收到。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之下，红中社的新闻有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有力地传播了中国革命的消息，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红色中华》报的头几期，有社论、要闻、时评、红区建设、党的生活等，栏目多彩、内容生动活泼，积极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正确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打内战，不抵抗的投降路线，起到了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史上的宝贵遗产。 —————————————————————————————————————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xxx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并主编《大会日刊》。 “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dy}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yt}，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dy}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dy}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当时，王观澜和xxx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xxx，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xxx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xxx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机关报《红旗》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dy}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还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dy}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设立了多种栏目:《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４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 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 向仲华 一九三六年初，我调到红中社（红色中华社）接替任质斌同志的工作，编油印的《红色中华》报。当时，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是同一个组织机构，地址在陕北瓦窑堡。由于人员很少，经常是白天采访搜集材料，晚上编写刻印，比较紧张。这年七月初，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县（后改称志丹县），红中社也随同迁往保安。到了冬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同志到保安，参加红中社的工作。当时由博古同志主持，召开了红中社工作会议，决定由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讯部分（翻译全部外电），由我再现国内报道（每天发两千字的电讯），同时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还有一个李柱南同志，负责中文译电。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以xxx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抵达西安，红中社西安分社随即成立，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社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西安分社的领导人是李一氓同志。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当时中央是博古同志分工领导红中社工作。我记得报纸和通讯社改名的事，是博古口头传达的，中央没有发文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