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员
王菲宇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8期 总第367期
晃动的黑白影像，夹杂着闽南话、大陈乡音的国语对白。5月的{yt}，作为外省台湾人纪录片展映的片目之一，《山海经》在北京雨枫书馆放映。中途，导演萧立峻悄悄走进来，在后排坐下。看到前排正聚精会神端坐观影的观众，他连连表示“没想到”。“我原来还担心会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台湾男孩有些腼腆地笑着说。
这部长约50分钟的纪录片是萧立峻完成的{dy}部完整作品。借着影片放映与交流的机会，28岁的他{dy}次来到北京。在放映后的交流时间，他拿着封面上写有“大陈的田野笔记”字样的本子坐在台上，一面凝神聆听，一面不时记录下大家的问题。甚至，他还向台下的观众提问：“你们为什么会对‘外省人’议题感兴趣？大陆的年轻人都关心些什么？”不过观众对这个黝黑皮肤的男孩有着更大的好奇：按大陆的说法，萧立峻是标准的“80后”，一个80后为什么会去拍纪录片？
“在台湾，我被叫做‘七年级生’。”出生于民国七十年代，童年适逢台湾解严，少年时代伴随着台湾经济腾飞，这批“七年级生”被台湾媒体贴上“草莓族”的标签——意指他们如草莓一样外表光鲜亮丽，但是抗打压能力极差。
大多数“七年级生”都不喜欢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与正在寻求重新定义的大陆“80后”一样，台湾的“草莓族”也正在通过种种途径找寻个体与社会间的呼应。拿起摄影机的萧立峻便是其中之一。
“纪录片对我是一种补偿”
《山海经》的故事简单到几乎没有故事：在山海交界处的宜兰岳明新村，三百多户1950年代从浙江大陈岛迁徙到台湾的外省人在这里居住。除了他们，闽南人、客家人、阿美族人乃至老“荣民”（指退伍军人）也都生活在这里。他们打渔、修葺房屋，还每年三次烧纸钱给海龙王，以求天气和顺。
这是台湾外省台湾人协会（以下简称外台会）举办的“外省人”纪录片工作坊的成品之一。对“外省人”这个说法，台湾人都不陌生。至今岛内蓝绿阵营交锋，相关的议题都不免被拿出来炒作一番。在文化领域，外省后代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他们沉默的父辈发声。
与以往的局面类似，在外台会筹办的这次工作坊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也还是外省人的后代。与大多数参与者的情况不同，萧立峻是个标准的“本省人”。他对这个题材的关注来自2008年的台湾“大选”：“我看到在台北永和县，很多大陈人对国民党非常‘死忠’，甚至一些八九十岁的裹小脚的婆婆都会专程跑去xx点给马英九xx。”
这部纪录片最初选定的拍摄地点正是永和县。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改为宜兰的一个村落。萧立峻坦言新的拍摄地点并不尽如人意，那里的大陈人数量远不如永和县多，并且还同当地人混居在一起。在{zh1}完成的影片中，这种“混杂”意外地传达了别样的讯息。影片中外省人、闽南人、原住民和谐相处，这也正是萧立峻想要表现的：“‘外省人’的身份问题一直在被政治炒作，早期可能是经历过一段试图往来的时期，但现在不同族群间已经交融了。”
《山海经》是萧立峻的{dy}部完整作品，却并不是入门之作。毕业于台湾大学的他，大学时主修的是生物——一个与纪录片丝毫不沾边的专业。读“大五”时，对生物并不感兴趣的他选修了许多社会学方向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萧立峻有了{dy}次拍摄纪录短片的经历。
这部课程习作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乐生疗养院——位于桃园县与台北县交界地带的乐生疗养院，专门收容麻风病人。选择这个题材，一方面是向偶像切·格瓦拉致敬：“他曾经说过，认识一个国家，要从这个国家的麻风病院开始。”
除了热血青年的浪漫情怀，对乐生的关注也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热点议题相连。从2003年开始，因为台北捷运的建设，乐生疗养院一直面临拆迁的命运。原本幽静的三合院被勒令拆除，所有病人都将被赶到附近县里的医疗大楼。
乐生疗养院的命运因学生加入抗争陡然柳暗花明。萧立峻与同学前去拍摄时也正值这个转折点。2005年，大量年轻人纷纷投入到保留乐生疗养院的抗议中来。不少年轻人选择了用摄影机去记录下这一切。“当时有不少年轻人都进去拍，我们算是去的比较早的一组。”除了像萧立峻一样的新手，大部分年轻人是视觉传播专业的学生，其中不乏一些从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科班出生的“正规军”。“最终完成的关于乐生的纪录片有7、8部之多。”
在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学生抗议与纪录风潮之后，对乐生疗养院的拆迁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一部分重症患者被转移进了医疗大楼，乐生疗养院得以部分保留。
萧立峻的下一部作品仍然紧扣社会议题。与《山海经》一样，新的纪录片仍然关注农村，只不过这一次由台湾的北部走到了南部，内容与2009年夏天的“8·8风灾”相关。
可以发声，能够对社会产生些微影响，这仅仅只是萧立峻钟情纪录片的一个原因。在他心目中，纪录片更是一种对自己的补偿：从小生活在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他衣食无忧，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并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打交道。但是纪录片可以作为一个介入的途径，让我去了解别的生命个体，了解别的生活。”
“青春是永恒的主题”
与生物背景半路出家的萧立峻相比，苏哲贤算是“正规军”：同样出生于1982年的他一直在台湾艺术大学接受科班训练。但是他自己仍然将拍摄纪录片称为“自我选择”的结果。
“可以说我们90%的课都与纪录片没有关系。”即使是主攻电影之后，苏哲贤接受的训练也大多与剧情片有关。他笑称这种选择“一直蛮矛盾”的。“在我读大学的时期，外面纪录片很热，但是我们一直在学做剧情片；等我真正决定去做纪录片的时候，剧情片好像又复苏了。”
苏哲贤口中纪录片热闹的时期正是台湾电影整体比较低迷的阶段。那时纪录片率先走出一片天。2001年到2005年，诸如《生命》、《无米乐》等多部纪录片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社会反响更是热烈。
苏哲贤对纪录片的兴趣源于大学三年级的一门课程。课程主讲人是台湾公视的资深纪录片制作人王亚维。之后，苏哲贤有机会参与了杨力州导演一系列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这其中，就包括夺得2006年金马奖{zj0}纪录片奖的作品《奇迹的夏天》。“当时就觉得，哇，原来纪录片还可以这样。”
一系列的工作开拓了苏哲贤的眼界，让他决定自己记录些什么。从2007年底开始，他带上摄像机，开始走访台北街头的街舞团体。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他，与这些舞者接触，在记录的过程中深深感动。“每次拍回来都很感动，即使是拍一个小的片段都很感动，他们是那么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那么执着。”
对舞蹈的坚持、对青春的感动都凝聚在纪录电影《街舞狂潮》中。这部83分钟的影片，经过历时几年的拍摄与制作，最终确定将于今年9月在台湾上映。对自己的{dy}部作品，苏哲贤定义为 “我是谁”类型——即探讨身份认同与个体追求。不过他强调，现在的“我是谁”纪录片与十几年前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这类作品大多是关注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现在我们更关注个体的努力与追求，换句话说，不那么社会学，而更心理学一点。”
在创作中，一直让苏哲贤矛盾的纪录片与剧情片的两难抉择有了明了的答案。“纪录片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可以参与进去，并且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养分，充实自己。而剧情片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经历去创作。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拿出感悟太困难了。”同时，一些其他工作也让他看到了两种电影类型交融的地方。今年台北影展入围的作品《圣与罪——陈映真文学与人生的救赎》，苏哲贤担当副导演。“在片中，陈映真作品里的一些场景被重现，就是用剧情片的方式展现的。”
参与《圣与罪》让苏哲贤受益匪浅，他接触到陈映真的很多左翼作家朋友，也研读了很多相关文学作品。不过对于这个相对厚重的题材，他也坦言“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有些勉强”。
“所以我接下去的作品还会回到年轻人题材上来。青春是永恒的主题，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不同的面对青春的方式。”苏哲贤正在准备的新作品是关于参与政治的台湾年轻人。“你知道我们‘七年级生’对政治都非常冷漠，一般不会有人去参与政治。”但是在他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却投入其中，并且坚持时间长达近十年。苏哲贤表示，这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蓝绿阵营都有分布。“他们从我读大学开始就参与，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不管自己政党在野也好、下野也好，哪怕是{lx}撒谎也都没有放弃。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投身政治？”于是，苏哲贤决定去探讨背后的原因。“现在大部分人宁愿拍一些比较软性的东西，而回避这个题材，但是我觉得这些存在非常有价值，也需要有人去记录下来。”
青年纪录片导演的“乐土”
对像萧立峻和苏哲贤这样进行纪录片创作的“七年级生”来说，之所以采用拍纪录片的方式介入社会、发出声音，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得益于台湾相对成熟的纪录片生态。与大陆、香港相比，台湾可以称得上是纪录片的“乐土”。虽然仍难以与主流的商业剧情片抗衡，但经历了几次浪潮洗礼，“纪录片已经成为台湾观众选择的影片类型之一”。CNEX纪录片总监、台湾人张钊维这样分析道。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是台湾纪录片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全景映像工作室成立。“全景”对于台湾纪录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景给今天台湾纪录片的普及，奠定了许多草根基础。”张钊维评价道。从1990年xx始，由“全景”筹划的一连串人才培养计划在全台湾开展。连续举办的巡回展映与讲演，在为纪录片拍摄准备了充分的导演储备的同时，也培养了观众的观影习惯。
在“九二一”之后，台湾涌现出一股纪录片创作热潮。2005年，吴乙峰的《生命》一举拿下当年台湾票房{gj}。张钊维拍摄于2005年的《筑之梦》也聚焦地震，围绕一个原住民部落的灾后重建展开，同年在台湾公视的“记录观点”栏目播出。
有志于拍摄纪录片的青年人，可以获得的支持也是多元的。公视对年轻导演的创作报以一贯的支持态度：只要影片质量好，就可以获得播放机会，甚至还可能获得资金支持。萧立峻也透露，筹拍中的新片已经申请到公视的经费。“这笔经费大概能撑一两个月吧，”他笑着说道，“所以我们还是要接一些零工，比如给乐队拍MV之类的。”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自己尝试拍纪录片的年轻人，从诸如台湾新闻局之类的官方机构到私人企业、基金会，乃至一些社团举办的工作坊，获得物质支持的机会并不少。杨力州导演向记者介绍：“原先台湾一些基金会做公益，可能会选择一些物质形式，比如营养午餐之类。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愿意支持一些纪录片导演去拍摄有社会价值的内容。”
相比剧情片，纪录片的门槛要低一些，因而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以此“发声”。在技术训练方面，可供台湾年轻人选择的途径也不可谓不多，从社区大学到类似“全景”的民间机构都开设了相关学习班。“全景”解散之后，一批原来的“全景人”仍活跃在纪录片教学一线。例如这次外省台湾人协会纪录片工作坊的指导老师，就全部是“全景”出身。
每年，大量的台湾纪录片都被拍摄出来。其中的有一部分有机会能够进入电影院线放映。据杨力州导演介绍，基本上最近几年，每年在院线上映的台湾纪录片在3部左右，而2010年更{swql}地逼近10部。
能够公开上映或者进入公视播放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杨力州看来，想要作品被大家看到并不是难事，大学校园、艺术中心或者沙龙嘀侄嘌慕涣鳌⒎庞郴疃际羌吐计涑龅那馈?
相比台湾纪录片大环境，大陆的纪录片生态显得黯淡许多。在张钊维看来，单从创作队伍来说，创作者数量已经不少，但是纪录片的展示平台不够充足，大陆观众的观看习惯也尚未形成。杨力州导演近来几次来大陆进行纪录片制作教学，亲身接触到一批渴望拍纪录片的大陆青年：“我碰到很多人，他们想要‘说’的欲望都非常强，观点也都很棒。”
有趣的题材互动正发生在两岸年轻人的创作中。据杨力州观察，世纪之交，台湾纪录片非常青睐“我是谁”题材。而经过了十年发展，目前正百花齐放：从弱势群体、劳工问题到性别议题，都有导演关注。
而对“我是谁”的探讨正被大陆年轻纪录片导演实践。在2010年横空出世的《待业青年》中，刚刚二十出头的导演张内咸将三十多个青年的迷茫、无助、叛逆通通收入镜中。在另一位纪录片导演张忠的影像中，青春一直与教育捆绑在一起。26岁的张忠高中有过两年复读经历，他的两部作品《高十一》和《曰明的暑假》全都出发于自己的亲身体验。
对于这种创作趋势，杨力州认为，两岸纪录片发展的路径与脉络都是相似的，可能台湾抢先一步，但阶段的先后差别并不是问题，“对纪录片来说，重要的还是深刻”。
在结束了北京的影片交流活动的第二天，未作停留的萧立峻就立即赶往广东。吸引他的是台资企业大陆代工厂的工人处境。他表示，在台湾，“血汗代工厂”的劳资纠纷一直是他关注的话题。“不过在台湾工厂做工的工人处境要好很多——他们起码还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而大陆的这些农民工与社会交流的机会很少。”他希望自己能够拍一部片子，不仅仅是表现工人生活状况，还能提出一些其他亟需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要继续用纪录片发声。
2010年第18期总第367期 2010年6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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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动的黑白影像，夹杂着闽南话、大陈乡音的国语对白。5月的{yt}，作为外省台湾人纪录片展映的片目之一，《山海经》在北京雨枫书馆放映。中途，导演萧立峻悄悄走进来，在后排坐下。看到前排正聚精会神端坐观影的观众，他连连表示“没想到”。“我原来还担心会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台湾男孩有些腼腆地笑着说。
这部长约50分钟的纪录片是萧立峻完成的{dy}部完整作品。借着影片放映与交流的机会，28岁的他{dy}次来到北京。在放映后的交流时间，他拿着封面上写有“大陈的田野笔记”字样的本子坐在台上，一面凝神聆听，一面不时记录下大家的问题。甚至，他还向台下的观众提问：“你们为什么会对‘外省人’议题感兴趣？大陆的年轻人都关心些什么？”不过观众对这个黝黑皮肤的男孩有着更大的好奇：按大陆的说法，萧立峻是标准的“80后”，一个80后为什么会去拍纪录片？
“在台湾，我被叫做‘七年级生’。”出生于民国七十年代，童年适逢台湾解严，少年时代伴随着台湾经济腾飞，这批“七年级生”被台湾媒体贴上“草莓族”的标签——意指他们如草莓一样外表光鲜亮丽，但是抗打压能力极差。
大多数“七年级生”都不喜欢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与正在寻求重新定义的大陆“80后”一样，台湾的“草莓族”也正在通过种种途径找寻个体与社会间的呼应。拿起摄影机的萧立峻便是其中之一。
“纪录片对我是一种补偿”
《山海经》的故事简单到几乎没有故事：在山海交界处的宜兰岳明新村，三百多户1950年代从浙江大陈岛迁徙到台湾的外省人在这里居住。除了他们，闽南人、客家人、阿美族人乃至老“荣民”（指退伍军人）也都生活在这里。他们打渔、修葺房屋，还每年三次烧纸钱给海龙王，以求天气和顺。
这是台湾外省台湾人协会（以下简称外台会）举办的“外省人”纪录片工作坊的成品之一。对“外省人”这个说法，台湾人都不陌生。至今岛内蓝绿阵营交锋，相关的议题都不免被拿出来炒作一番。在文化领域，外省后代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他们沉默的父辈发声。
与以往的局面类似，在外台会筹办的这次工作坊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也还是外省人的后代。与大多数参与者的情况不同，萧立峻是个标准的“本省人”。他对这个题材的关注来自2008年的台湾“大选”：“我看到在台北永和县，很多大陈人对国民党非常‘死忠’，甚至一些八九十岁的裹小脚的婆婆都会专程跑去xx点给马英九xx。”
这部纪录片最初选定的拍摄地点正是永和县。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改为宜兰的一个村落。萧立峻坦言新的拍摄地点并不尽如人意，那里的大陈人数量远不如永和县多，并且还同当地人混居在一起。在{zh1}完成的影片中，这种“混杂”意外地传达了别样的讯息。影片中外省人、闽南人、原住民和谐相处，这也正是萧立峻想要表现的：“‘外省人’的身份问题一直在被政治炒作，早期可能是经历过一段试图往来的时期，但现在不同族群间已经交融了。”
《山海经》是萧立峻的{dy}部完整作品，却并不是入门之作。毕业于台湾大学的他，大学时主修的是生物——一个与纪录片丝毫不沾边的专业。读“大五”时，对生物并不感兴趣的他选修了许多社会学方向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萧立峻有了{dy}次拍摄纪录短片的经历。
这部课程习作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乐生疗养院——位于桃园县与台北县交界地带的乐生疗养院，专门收容麻风病人。选择这个题材，一方面是向偶像切·格瓦拉致敬：“他曾经说过，认识一个国家，要从这个国家的麻风病院开始。”
除了热血青年的浪漫情怀，对乐生的关注也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热点议题相连。从2003年开始，因为台北捷运的建设，乐生疗养院一直面临拆迁的命运。原本幽静的三合院被勒令拆除，所有病人都将被赶到附近县里的医疗大楼。
乐生疗养院的命运因学生加入抗争陡然柳暗花明。萧立峻与同学前去拍摄时也正值这个转折点。2005年，大量年轻人纷纷投入到保留乐生疗养院的抗议中来。不少年轻人选择了用摄影机去记录下这一切。“当时有不少年轻人都进去拍，我们算是去的比较早的一组。”除了像萧立峻一样的新手，大部分年轻人是视觉传播专业的学生，其中不乏一些从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科班出生的“正规军”。“最终完成的关于乐生的纪录片有7、8部之多。”
在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学生抗议与纪录风潮之后，对乐生疗养院的拆迁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一部分重症患者被转移进了医疗大楼，乐生疗养院得以部分保留。
萧立峻的下一部作品仍然紧扣社会议题。与《山海经》一样，新的纪录片仍然关注农村，只不过这一次由台湾的北部走到了南部，内容与2009年夏天的“8·8风灾”相关。
可以发声，能够对社会产生些微影响，这仅仅只是萧立峻钟情纪录片的一个原因。在他心目中，纪录片更是一种对自己的补偿：从小生活在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他衣食无忧，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并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打交道。但是纪录片可以作为一个介入的途径，让我去了解别的生命个体，了解别的生活。”
“青春是永恒的主题”
与生物背景半路出家的萧立峻相比，苏哲贤算是“正规军”：同样出生于1982年的他一直在台湾艺术大学接受科班训练。但是他自己仍然将拍摄纪录片称为“自我选择”的结果。
“可以说我们90%的课都与纪录片没有关系。”即使是主攻电影之后，苏哲贤接受的训练也大多与剧情片有关。他笑称这种选择“一直蛮矛盾”的。“在我读大学的时期，外面纪录片很热，但是我们一直在学做剧情片；等我真正决定去做纪录片的时候，剧情片好像又复苏了。”
苏哲贤口中纪录片热闹的时期正是台湾电影整体比较低迷的阶段。那时纪录片率先走出一片天。2001年到2005年，诸如《生命》、《无米乐》等多部纪录片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社会反响更是热烈。
苏哲贤对纪录片的兴趣源于大学三年级的一门课程。课程主讲人是台湾公视的资深纪录片制作人王亚维。之后，苏哲贤有机会参与了杨力州导演一系列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这其中，就包括夺得2006年金马奖{zj0}纪录片奖的作品《奇迹的夏天》。“当时就觉得，哇，原来纪录片还可以这样。”
一系列的工作开拓了苏哲贤的眼界，让他决定自己记录些什么。从2007年底开始，他带上摄像机，开始走访台北街头的街舞团体。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他，与这些舞者接触，在记录的过程中深深感动。“每次拍回来都很感动，即使是拍一个小的片段都很感动，他们是那么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那么执着。”
对舞蹈的坚持、对青春的感动都凝聚在纪录电影《街舞狂潮》中。这部83分钟的影片，经过历时几年的拍摄与制作，最终确定将于今年9月在台湾上映。对自己的{dy}部作品，苏哲贤定义为 “我是谁”类型——即探讨身份认同与个体追求。不过他强调，现在的“我是谁”纪录片与十几年前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这类作品大多是关注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现在我们更关注个体的努力与追求，换句话说，不那么社会学，而更心理学一点。”
在创作中，一直让苏哲贤矛盾的纪录片与剧情片的两难抉择有了明了的答案。“纪录片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可以参与进去，并且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养分，充实自己。而剧情片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经历去创作。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拿出感悟太困难了。”同时，一些其他工作也让他看到了两种电影类型交融的地方。今年台北影展入围的作品《圣与罪——陈映真文学与人生的救赎》，苏哲贤担当副导演。“在片中，陈映真作品里的一些场景被重现，就是用剧情片的方式展现的。”
参与《圣与罪》让苏哲贤受益匪浅，他接触到陈映真的很多左翼作家朋友，也研读了很多相关文学作品。不过对于这个相对厚重的题材，他也坦言“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有些勉强”。
“所以我接下去的作品还会回到年轻人题材上来。青春是永恒的主题，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不同的面对青春的方式。”苏哲贤正在准备的新作品是关于参与政治的台湾年轻人。“你知道我们‘七年级生’对政治都非常冷漠，一般不会有人去参与政治。”但是在他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却投入其中，并且坚持时间长达近十年。苏哲贤表示，这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蓝绿阵营都有分布。“他们从我读大学开始就参与，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不管自己政党在野也好、下野也好，哪怕是{lx}撒谎也都没有放弃。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投身政治？”于是，苏哲贤决定去探讨背后的原因。“现在大部分人宁愿拍一些比较软性的东西，而回避这个题材，但是我觉得这些存在非常有价值，也需要有人去记录下来。”
青年纪录片导演的“乐土”
对像萧立峻和苏哲贤这样进行纪录片创作的“七年级生”来说，之所以采用拍纪录片的方式介入社会、发出声音，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得益于台湾相对成熟的纪录片生态。与大陆、香港相比，台湾可以称得上是纪录片的“乐土”。虽然仍难以与主流的商业剧情片抗衡，但经历了几次浪潮洗礼，“纪录片已经成为台湾观众选择的影片类型之一”。CNEX纪录片总监、台湾人张钊维这样分析道。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是台湾纪录片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全景映像工作室成立。“全景”对于台湾纪录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景给今天台湾纪录片的普及，奠定了许多草根基础。”张钊维评价道。从1990年xx始，由“全景”筹划的一连串人才培养计划在全台湾开展。连续举办的巡回展映与讲演，在为纪录片拍摄准备了充分的导演储备的同时，也培养了观众的观影习惯。
在“九二一”之后，台湾涌现出一股纪录片创作热潮。2005年，吴乙峰的《生命》一举拿下当年台湾票房{gj}。张钊维拍摄于2005年的《筑之梦》也聚焦地震，围绕一个原住民部落的灾后重建展开，同年在台湾公视的“记录观点”栏目播出。
有志于拍摄纪录片的青年人，可以获得的支持也是多元的。公视对年轻导演的创作报以一贯的支持态度：只要影片质量好，就可以获得播放机会，甚至还可能获得资金支持。萧立峻也透露，筹拍中的新片已经申请到公视的经费。“这笔经费大概能撑一两个月吧，”他笑着说道，“所以我们还是要接一些零工，比如给乐队拍MV之类的。”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自己尝试拍纪录片的年轻人，从诸如台湾新闻局之类的官方机构到私人企业、基金会，乃至一些社团举办的工作坊，获得物质支持的机会并不少。杨力州导演向记者介绍：“原先台湾一些基金会做公益，可能会选择一些物质形式，比如营养午餐之类。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愿意支持一些纪录片导演去拍摄有社会价值的内容。”
相比剧情片，纪录片的门槛要低一些，因而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以此“发声”。在技术训练方面，可供台湾年轻人选择的途径也不可谓不多，从社区大学到类似“全景”的民间机构都开设了相关学习班。“全景”解散之后，一批原来的“全景人”仍活跃在纪录片教学一线。例如这次外省台湾人协会纪录片工作坊的指导老师，就全部是“全景”出身。
每年，大量的台湾纪录片都被拍摄出来。其中的有一部分有机会能够进入电影院线放映。据杨力州导演介绍，基本上最近几年，每年在院线上映的台湾纪录片在3部左右，而2010年更{swql}地逼近10部。
能够公开上映或者进入公视播放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杨力州看来，想要作品被大家看到并不是难事，大学校园、艺术中心或者沙龙嘀侄嘌慕涣鳌⒎庞郴疃际羌吐计涑龅那馈?
相比台湾纪录片大环境，大陆的纪录片生态显得黯淡许多。在张钊维看来，单从创作队伍来说，创作者数量已经不少，但是纪录片的展示平台不够充足，大陆观众的观看习惯也尚未形成。杨力州导演近来几次来大陆进行纪录片制作教学，亲身接触到一批渴望拍纪录片的大陆青年：“我碰到很多人，他们想要‘说’的欲望都非常强，观点也都很棒。”
有趣的题材互动正发生在两岸年轻人的创作中。据杨力州观察，世纪之交，台湾纪录片非常青睐“我是谁”题材。而经过了十年发展，目前正百花齐放：从弱势群体、劳工问题到性别议题，都有导演关注。
而对“我是谁”的探讨正被大陆年轻纪录片导演实践。在2010年横空出世的《待业青年》中，刚刚二十出头的导演张内咸将三十多个青年的迷茫、无助、叛逆通通收入镜中。在另一位纪录片导演张忠的影像中，青春一直与教育捆绑在一起。26岁的张忠高中有过两年复读经历，他的两部作品《高十一》和《曰明的暑假》全都出发于自己的亲身体验。
对于这种创作趋势，杨力州认为，两岸纪录片发展的路径与脉络都是相似的，可能台湾抢先一步，但阶段的先后差别并不是问题，“对纪录片来说，重要的还是深刻”。
在结束了北京的影片交流活动的第二天，未作停留的萧立峻就立即赶往广东。吸引他的是台资企业大陆代工厂的工人处境。他表示，在台湾，“血汗代工厂”的劳资纠纷一直是他关注的话题。“不过在台湾工厂做工的工人处境要好很多——他们起码还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而大陆的这些农民工与社会交流的机会很少。”他希望自己能够拍一部片子，不仅仅是表现工人生活状况，还能提出一些其他亟需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要继续用纪录片发声。
2010年第18期总第367期 2010年6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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