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zd1}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3.2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zd1}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zg}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3.3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4.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xxx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zg}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wy}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