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撤职官员复出，瓮安撤职官员也复出，复职原因语焉不详，复职形式多样却不清晰。面对公众质疑，问题官员复出，该怎样让程序公开透明？问责风暴愈演愈烈，公众叫好之后又心存疑虑，各地出台领导问责办法，标准不统一，面对地方法规的差异，又该有怎样统一明细的法律依据？《新闻1 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董倩)：欢迎收看《新闻1 1》。

在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人家早在去年就已经复出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副县长最近也被曝光说，人家早就另有任用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消息，媒体当然又是一痛口诛笔伐，虽然说这已经早就成了一种惯例。但人们的考虑是，到底是公众的情绪过于敏感，以至做出了过激的反应，还是说有关部门实在是太爱财了，还是说问责制本身就是需要有完善的地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听听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王锡锌(特邀观察员)：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应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对于被问责的官员，给予他一个复出的机会，这体现了制度的理性，但我们现在需要问的问题是官员的复出需要有哪些条件，需要有哪些正当的理由，又需要有哪些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么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

主持人：那我们就通过几个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来看看各方面对此问题的争议。

解说：本周以来，接连两则问题官员再次复出的消息，成了各大媒体报道和关注的焦点。

今天《中青报》等媒体发表评论指出，带病官员在事件后迅速违规复出的情况屡屡出现，充分说明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相关部门对于那些违规决策的官员责任追究不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官员问责制度的讨论也随之热烈起来，媒体也在总结和反思着官员免职、复职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舆论看来，2003年非典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问责制的启动被认为是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而2008年被有的媒体称之为“官员问责年”，从9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因为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失去原有职务。而进入10月，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的报道，重新刺激了公众刚刚冷却下来的神经。

尽管问责风暴在去年可以说是持续发力，但还是有专家站出来泼了冷水，表示一直以来，我国的问责体系还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甚至带来丢卒保车的问责秀、假问责的问题。

而当这两天又有官员复出的消息进入我们视线的时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问责制度的思考。有媒体指出，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

就在前两天，广州市刚刚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媒体报道，从4月1日起就将实施的这个办法，将对官员过失问责进行科学规范，在广州市的这份办法中，问责的方式一共有八条，包括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等内容。

当我们拿来重庆和成都市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发现，问责的方式重庆有七条，成都有六条，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的办法显得更加细致。进一步比较我们发现，问责方式中，最重的方式，广州的描述为免职或建议免职，成都也是如此，而重庆的却是劝其引咎辞职，这种不同显示出各个地方在法律规定上还缺乏统一性。

另外，在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上，广州的暂行办法中规定，重新任命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而在重庆和成都的暂行办法中，我们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针对各个地方对于官员免职和复职的规定，《文汇报》的评论指出，各地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不仅相互之间内容不统一，而且还存在着违反上位法的情况。

另外，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也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由此看来，官员复出机制的完善同样急迫，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利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

如今，面对现实生活中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事例，相关部门如何回答百姓的质疑，又该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在官员的免职、复职问题上，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来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