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
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人们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而且,在寻找原因时,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
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因为我们无法用“亲戚”、“朋友”这样的外部理由来解释别人的行为,只能追究到他人格内部的这个原因。
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给我们两个启示:
{dy},不要止步于任何外部理由,而要深入发掘外部理由背后的原因,哪怕这种理由看上去是一种无稽之谈。
{yt},一个客户写信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部门,抱怨道:他家习惯每天在饭后吃冰淇淋。最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每次只要他买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从店里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买的是其它口味,车子发动就很顺利。
庞帝雅克派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发现确是这样。这位工程师当然不相信这辆车子对香草过敏。他经过深入了解后得出结论,这位车主买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时间比其它口味的要少。原来,香草冰淇淋最畅销,为便利顾客选购,店家就将香草口味的特别分开陈列在单独的冰柜,并将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而将其它口味的冰淇淋放置在离收银台较远的地方。
深入查究,发现问题出在“蒸气锁”上。当这位车主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长,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买香草冰淇淋由于花的时间短,引擎还无法让“蒸气锁”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过于充分的外部理由。
处于管理岗位的人都会发现,奖励的刺激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别人保持高涨的热情,对于处于低潮中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就会使奖励成为工作的过度理由,一旦失去外在奖励或者奖励无法满足其需要时,结果就会反而不如从前。
激励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它应包括精神上的沐泽,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使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应该激发其内在的动力,而不能只靠外在奖励。
心理学实验证明,表扬、鼓励和信任,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但奖励的原则应是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否则易造成“为钱而工作”、的心态。同时奖励要抓住时机,掌握分寸,不断升华。管理者如果希望自己的员工努力工作,在给予恰当物质奖励的同时,还必须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而不能简单地把工作与待遇挂钩。
人生在世,人际间或群体间的摩擦、误解乃至纠葛恩怨总是在所难免,如果肩上扛着“仇恨袋”,心中装着“仇恨袋”,生活只会是如负重登山、举步维艰了,{zh1},只会堵死自己的路。这就是海格力斯效应。
海格力斯效应会使人陷入无休止的烦恼之中,错过人生中许多美丽的风景,再没有真正的快乐,在没有新的进步了。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跟我过不去,我也让你不痛快”。被称为“海格力斯效应”。这是一种人际间或群体间存在的怨怨相报、致使仇恨越来越深的社会心理效应。
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位英雄大力士,叫海格力斯,{yt},他走在坎坷不平的路上,看见脚边有个像鼓起的袋子样的东西,很难看,诲格力斯便踩了那东西一脚。谁知那东西不但没被海格力斯一脚踩破,反而膨胀起来,并成倍成倍地加大,这激怒了英雄海格力斯。他顺手操起—根碗口粗的木棒砸那个怪东西,好家伙,那东西竟膨胀到把路也堵死了。海格力斯奈何不了他,正在纳闷,一位圣者走到海格力斯跟前对他说:“朋友.快别动它了,忘了它,离它远去吧。它叫仇恨袋,你不惹它,它便会小如当初;你若侵犯它,它就会膨胀起来与你敌对到底。”
仇恨正如海格力斯所遇到的这个袋子,开始很小,如果你忽略它,矛盾化解,它会自然消失;如果你与它过不去,加恨于它,它会加倍地报复。
生活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两人出于误解或嫉妒,闹了矛盾,你若想报复对方,便会加深对方对你的仇恨.于是他会更挖空心思地加害于你;你若再不罢休,他会更恶毒地报复你,直到两败俱伤。
在光线比较暗的场所,约会双方彼此看不清对方表情,就很容易减少戒备感而产生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产生亲近的可能性就会远远高于光线比较亮的场所。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黑暗效应”。
譬如在一些例如酒吧、练哥厅等场所,我们往往容易对异性产生异样的好感,这就是黑暗效应的最形象的表现。
有个这样的案例:有一位男子钟情于一位女子,但每次约会,他总觉得双方谈话不投机。有{yt}晚上,他约那位女子到一家光线比较暗的酒吧,结果这次谈话融洽投机。从此以后,这位男子将约会的地点都选择在光线比较暗的酒吧。几次约会之后,他俩终于决定结下百年之好。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后的结论是,在正常情况下,一般的人都能根据对方和外界条件来决定自己应该掏出多少心里话,特别是对还不十分了解但又愿意继续交往的人,既有一种戒备感,又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好的方面尽量展示出来,把自己弱点和缺点尽量隐藏起来。因此,这时双方就相对难以沟通。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事成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
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
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的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的管理制度和行为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畏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放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到{zh0},而是避免过多内耗。
钓过螃蟹的人或许都知道,篓子中放一群螃蟹,不必盖上盖子,螃蟹是爬不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一只想往上爬,其他螃蟹便会纷纷攀附在它的身上,把它也拉下来,{zh1}没有一只能够出去。
与此类似的是邦尼人力定律:“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60个人一秒钟挖不了一个洞。”
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的发现谈起。为了预报天气,他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他把一个中间解取出,提高精度再送回。而当他喝了杯咖啡以后回来再看时竟大吃一惊:本来很小的差异,结果却偏离了十万八千里!计算机没有毛病,于是,洛伦兹(Lorenz)认定,他发现了新的现象:“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即:“混沌 ”,又称“蝴蝶效应”,亚洲蝴蝶拍拍翅膀,将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龙卷风!
1979年12月,洛伦兹(Lorenz)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蝴蝶效应”之所以令人着迷、令人激动、发人深省,不但在于其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更在于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的哲学魅力。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用在西方流传的一首民谣对此作形象的说明。这首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马蹄铁上一个钉子是否会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却是一个帝国存与亡的根本差别。这就是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确实能够造成这样的恶果。一个明智的领导人一定要防微杜渐,看似一些极微小的事情却有可能造成集体内部的分崩离析,那时岂不是悔之晚矣?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供顾客挑选,但附加一个条件即只许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显然,加上这个条件实际上就等于不让挑选。对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后人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从社会心理学关于自我选择的角度来说,“霍布森选择效应”显然是社会角色扮演者的一大忌讳。谁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谁就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道理很简单: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中发现的,只有拟定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可能方案供对比选择,判断、决策才能做到合理。一个人在进行判断、决策的时候,他必须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决定取舍。如果一种判断只需要说“是”或“不”的话,这能算是判断吗?
只有在许多可保选择的方案中进行研究,并能够在对其了解的某础上判断,才算得上判断。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之前,”我们的思想是闭塞的。倘若只有一个方案;就无法对比,也就难以辨认其优劣。因此,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就等于无法判断,等于扼杀创造。鉴此,有成效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其头脑中总是有多种“备择方案”,总是高度重视“多方案选择”,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要有许多种可供采用的衡量方法,这样才可以从中选择一种适当的方法。在这里,生活的辩证法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如果你感到似乎只有条路可走,那很可能这条路就是走不通的。”
霍桑实验是一项以科学管理的逻辑为基础的实验。
整个实验前后经过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车间照明实验——“照明实验”
照明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明白照明的强度对生产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项实验前后共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然而照明实验进行得并不成功,其结果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因此有许多人都退出了实验。
阶段二,继电器装配实验——“福利实验”
1927年梅奥接受了邀请,并组织了一批哈佛大学的教授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开始了霍桑的第二阶段的“福利实验”。
“福利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更有效地控制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因素。梅奥他们对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排除了四种假设:(1)在实验中改进物质条件和工作方法,可导致产量增加;(2)安排工间休息和缩短工作日,可以解除或减轻疲劳;(3)工间休息可减少工作的单调性;(4)个人计件工资能促进产量的增加。{zh1}得出“改变监督与控制的方法能改善人际关系,能改进工人的工作态度,促进产量的提高”的结论。
阶段三,大规模的访谈计划——“访谈实验”
既然实验表明管理方式与职工的土气和劳动生产率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应该了解职工对现有的管理方式有什么意见,为改进管理方式提供依据。于是梅奥等人制定了一个征询职工意见的访谈计划,在1928年9月到1930年5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研究人员与工厂中的两万名左右的职工进行了访谈。
在访谈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对工人在交谈中的怨言进行分析,发现引起他们不满的事实与他们所埋怨的事实并不是一回事,工人在表述自己的不满与隐藏在心理深层的不满情绪并不一致。比如,有位工人表现出对计件工资率过低不满意,但深入地了解以后发现,这位工人是在为支付妻子的医药费而担心。
根据这些分析,研究人员认识到,工人由于关心自己个人问题而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所以管理人员应该了解工人的这些问题,为此,需要对管理人员,特别是要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进行训练,使他们成为能够倾听并理解工人的访谈者,能够重视人的因素,在与工人相处时更为热情、更为关心他们,这样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和职工士气的提高。
阶段四,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实验——“群体实验”
这是一项关于工人群体的实验,其目的是要证实在以上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似乎感觉到在工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而且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对工人的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验者为了系统地观察在实验群体中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车间中挑选了14名男职工,其中有9名是绕线工,3名是焊接工,2名是检验工,让他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工作。
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向工人说明,他们可以尽力地工作,因为在这里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研究人员原以为,实行了这一套办法会使得职工更为努力地工作,然而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事实上,工人实际完成的产量只是保持在中等水平上,而且每个工人的日产量都是差不多的。根据动作和时间分析,每个工人应该完成标准的定额为7312个焊接点,但是工人每天只完成了6000~6600个焊接点就不干了,即使离下班还有较为宽裕的时间,他们也自行停工不干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研究者通过观察,了解到工人们自动限制产量的理由是:如果他们过分努力地工作,就可能造成其他同伴的失业,或者公司会制定出更高的生产定额来。
研究者为了了解他们之间能力的差别,还对实验组的每个人进行了灵敏度和智力测验,发现3名生产最慢的绕线工在灵敏度的测验中得分是{zg}的。其中1名最慢的工人在智力测验上是排行{dy},灵敏度测验排行第三。测验的结果和实际产量之间的这种关系使研究者联想到群体对这些工人的重要性。1名工人可以因为提高他的产量而得到小组工资总额中较大的份额,而且减少失业的可能性,然而这些物质上的报酬却会带来群体非难的惩罚,因此每天只要完成群体认可的工作量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即使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也能发现工人之间有着不同的派别。绕线工就一个窗户的开关问题常常发生争论,久而久之,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不同的派别了。
实验结论
1、改变工作条件和劳动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2、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职工是“社会人”。霍桑等人是在“经济人”的人性模式下进行试验的,试图找出工作条件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随着实验的深入,“经济人”的假设受到动摇。霍桑最终提出,人性模式是“社会人”,即职工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还有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如同后来的马斯洛指出的一样,需求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因此,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
3、关心员工的情感和员工的不满情绪,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新的领导方式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霍桑认为,管理者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合作。为了实现合作,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这种新的领导方式下,管理者必须一方面为满足成员物质的、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物质资料,即发挥技术性技能;另一方面,为实现满足成员物质需要的目标而确保成员间的自发性合作,使每个人获得人类的满足,即发挥社会性技能。
4、企业来除了正式组织,还存在非正式组织。霍桑认为企业中不仅存在“正式组织”,还存在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他们有自己的规范、情感和倾向,并且左右着团体内每个成员的行为。譬如湘军中的哥老会,学校里的同乡会。“非正式组织”对组织既有利,也有弊。管理人员要想实施有效的管理,要注意在非正式组织的感情逻辑和正式组织的效率逻辑之间保持平衡
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
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
在科学共同体中,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效应,即科学精英一旦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获得某种承认与地位,就再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地位,就像有棘爪防止倒转的棘轮一样。“棘轮效应”表明科学界分层结构中的流动是单向的,科学家只会升迁不会降格,这种效应在科学金字塔结构的越高层表现得越突出。朱克曼通过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指出:“一旦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论是好是歹,都将稳固地居于科学界的精英行列。”
实际上棘轮效应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句xx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基本上不使用强迫手段并不难。人们虽然会在皮鞭面前屈服,可那不过是表面上的服从,内心却充满了反叛、仇恨的复杂感情。不仅在感情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正确信息的传播受到限制的现象。
对统治者,人们大都愿意挑对方喜欢的、迎合对方的话来说,尽量避免说让对方不快或有可能降低自身价值的话。这就叫"缄默(MUM)效应"。
职员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后因为害怕上司的威严而保持"缄默",这样上司便得不到正确的信息,结果就会因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而造成日后的重大损失。
从长远考虑,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工作上都应尽量不使用强制手段。
同时,越是对自己的才干和人格魅力没有信心的人越会行使强制手段,因为他们自认为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去说服别人。 就像风和太阳的寓言所讲的那样,光靠猛烈的暴风雨是掀不掉人身上的衣服的,而平时以礼相待,在认为有必要发作时点到为止,这才是xxx的。
在心理学中,“进门坎效应”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他人的微不足道的一个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或是想给他人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极有可能接受其更大的要求。
关于这个效应的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在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说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他们在{dy}个居民区直接向人们提出这个要求,结果遭到很多居民的拒绝,接受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而在第二个居民区,实验者先请求众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他们在几周后再向这些居民提出竖牌的有关要求,这次的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为什么同样都是竖牌的要求,却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研究者认为,人们拒绝难以做到的或违反个人意愿的请求是很自然的,但一个人若是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了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以行动来符合所被要求的各种知觉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自己就会出现认知上的不协调,而恢复协调的内部压力会支使他继续干下去或做出更多的帮助,并使态度的改变成为持续的过程。运用这个方法来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要求的现象,心理学上叫做“进门坎技术”。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运用这样的技巧来与人们进行沟通,就可能更易于得到对方的配合与支持。比如:交警在执勤时,发现有人违章驾驶,截停违章司机后用严厉的言语训斥他,或粗暴地责令其交出驾驶执照以登记罚款,这样的态度很容易造成司机心理上的抵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这时,不妨考虑根据“进门坎效应”的原则,换一种沟通方式与司机进行交流。这里提供一种思路供参考:如截停当事人后,首先微笑并敬礼示意,再对他进行简短的交通安全常识宣传,然后指出其属于哪一种违章,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尽量从当事人自身安全的角度来劝说,使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zh0}还能配合使用小的宣传彩页或安全常识小卡片,让市民清楚知道自己违反了哪一条驾驶规则,设计一套“友情提示卡通图案”让他从所犯错误的“肇事者”卡通系列贴纸里选取相应的那种贴在方向盘上,以便在以后的驾驶中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违反交通规则。这样的方法既能达到教育管理的目的,又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形成比较良好的警民关系。即使必须采取罚款等措施的,经过这样的铺垫,也有利于使对方心悦诚服,采取主动配合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