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转载）

                  作者：郑现莉  来源：博客中国 2010-6-27

    内容提要：我国今年的财政收入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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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任卫生部部长，刚调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

    但时过不久，来自地方政府的几则丑闻，还是狠狠地打了高主任一记响亮的耳光！

    继长春市公安局花费近3万元，购买笔记本电脑被曝光引起各界议论后，很快有网友在云南省政府网上发现：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掉近58万元；

    另外，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添置茶几、沙发、老板桌若干，成交价是54.8万元；昆明市公安局“巡逻及运兵车”24辆，丰田柯斯达20座标配（柴油），成交价：104.26万元，每辆43万多。

    几天前，山东省粮食局孟局长，还有粮食局两位副局长及3位处长，在济南市舜耕山庄贵宾楼6688客厅的餐饮消费账单也被曝光，餐费是1000元/位的标准，12人总共1.2万元。一壶“日照雪青”260元，一盒软中华118元，一瓶34度白趵精品198元。加上矿泉水、醋饮，以及其它零碎消费，这顿饭总共吃掉1.481万元。

    ——账单登记的宾客名字为粮食局，百分百属于公款高消费。

    与这些频频爆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事件所显示出的政府xx相比，社科院一份人才报告显示，百万蚁族，蜗居在城中村，过着连农民工都不如的生活。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是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的又一征兆。

    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些对任何民选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耻辱事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不思如何进行整改，而是极力用所谓的“业务需要”为由来进行辩护，看来，只有粮食局的官员不好意思以此做借口了。

    众所周知，公车也是“业务需要”，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使真是业务所需，是否就必须如此xx？如此滥花民众的血汗钱，事先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可惜，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来，“屁民”们根本就无权过问这些问题的。在这些丢脸的事件被无意中曝光后，也只是不得不用“业务需要”来搪塞一下而已。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就是全世界{zg}的，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的{jd1}支出为52.9亿元，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到2003年增加到了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和21.97倍。

    要知道这部分行政支出并没有包括预算外支出，从1996年到1999年，预算外支出都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一半。

    进入21世纪后，预算外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jd1}数还是在逐年提高。虽然无法确切知道预算外支出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属于行政支出，但可以肯定，它是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透露，每年仅公车、公宴、公房、话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的行政成本占比，在30％以上。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高，更是一目了然。

    以2003年为例，中国这一数字为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但相应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极为吝啬！

    据统计，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

    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88％。

    而在中国，这部分有限的支出，有多少用在了政府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身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老百姓的感受是真实的，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明证。

    政府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它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民众的税收，在中国，它还来自于民众先前劳动的积累，譬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国有企业的收入等。

    之所以把这些财富交给政府，是为了让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跟民众把钱捐献给NGO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一个NGO把如此高比例的捐款用于自身开支，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社会信誉，资金来源断绝而无法存活下去。

    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则是利用强制力，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在民选政府体制下，政府的胡作非为还有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在中国，政府的运作向上级负责，虽然也会向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广大民众与“人民代表”之间是隔绝的，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所有见不得人的龌龊行为，都害怕暴露在阳光下。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都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尤其是牵涉到财政的收入、支出上公开透明化，这本来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最方便、最有力的反腐手段。唯有此，才可能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度，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

    而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寻找借口是简单的，但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财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实，我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有可能超过8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有望成为全球第二。

    ——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