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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融之劫   

　　在发生于暗处的腐败之外，中国官僚体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通过对资金可得性以及资金价格的垄断性控制，中国官僚体系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以换取他们短暂的顺从、合作或者忠诚。比如，中国的大型官僚企业就可以利用他们政治影响力而长期获得廉价资金甚至无偿xx（现在，许多与官府密切的所谓民营企业也逐渐挤入了这一阵营），而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表决权之外的各类企业（包括许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国营企业）却xx无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资源，或者只能通过高价格获得资金。这种强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视，实际上就是在强制性地分配财富。无疑，中国官僚体系经常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命中他们短期的政治或者经济目标，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政策成功却是以长期的金融错配为其代价的。

　　在转轨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所赋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财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对中国金融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可以计算的范围内，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

　　从任何角度看，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帐都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

　　其实，这种持续的打击早就已经开始。其打击力度从中国中央政府业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窥一斑。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震慑，激发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紧迫感。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这场持续救援行动是以中国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为标志的。1998 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15000亿元坏帐。这多少显示了中国政治领导人改革金融体系的魄力，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似乎远远不足以冷却中国金融坏帐生产线的热情。眼见得 2006 年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限临近，2004年，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一开年，中国政府就宣布，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6月，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亿元人民币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 600 亿人民币坏帐。然而，2004 年紧锣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未包括中国金融系统两家老大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资产质量更加低劣的中国农业银行。同样是政府银行，其他三家银行获得救援，工行和农行相信也必然会得到类似待遇。不过，如果满足最基本的资本充足率，光工商银行一家就需要再补充4000亿元人民币，而按照标准普尔的估计，资产质量最差的农业银行要达到同样标准最少也需要补充1500亿美元，约合12000亿元人民币。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2004年发起的新一轮银行挽救运动，{zd1}也需要花费23000亿元人民币。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一次18000亿元，中国政府将为四家银行的救援行动花费了将近41000亿元。这个天文数字吞噬了中国40％以上的GDP。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2004年，全体中国人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免费打工的时间超过5个月以上。中国银行系统的财富毁灭能力实在令人望尘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上面的粗略的统计并没有包括中央银行以各种形式对地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救援行动，这种救援自 1990 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总花费约有数千亿元。

　　与传统的银行坏帐生产线相比，中国新型的金融坏帐生产线的“产能”也不容小觑。在2004年，中国国有证券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范围几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证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xx等多种形式予以拯救。据估计，中国国有证券系统隐藏的坏帐在 2000 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中国银行动辄上万亿的数字似乎相比并不惊人，但与中国券商的资产规模相比，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率。在中国另外一个资产规模不断膨胀金融产业保险业中，险情也不遑多让，其流动性风险以及在未来的偿付能力都让观察家非常担忧。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券商以及中国的新兴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产物，而就是这么一个改革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了毁灭财富和金融腐败的代名词。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制造坏帐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谓传统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是改革时期新型官僚企业的典型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业才是制造金融坏帐的真正祸首。

    从1998年以来中国金融救援行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发生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不是以那种迅疾和剧烈振荡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对国民福利所造成的实质损害，一点都不亚于前者。然而，这些代价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没有为我们的未来买上一份保险，中国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机四伏。

　　二、虎患何时休

   将金融坏帐归咎为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学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金融改革的成败在于国企改革。

　　这无疑是一种出于习惯思维的错误诊断。因为，作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败基础的那个体制，早已经不是千夫所指的传统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中诞生并不断被改革复制出来的那个“增量”体制，是隐蔽在人们的理论洞察之外的这个当下体制。

　　坏帐，不是历史的，过去的包袱，而是一种正在被源源不断生产着的疾病。这也是中国金融坏帐最令人担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98年之后的事实也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由于国家救助以及充当{zh1}担保人所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上的自我放任，一般被称为“道德风险”。非常不幸，中国近几年的金融改革实践又一次充当了这个学术假说的经验证据。苦于经济增长的失速，1998 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可谓竭尽全力。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主要是以大规模发行国债为标志的。发行国债在表面上，似乎摆脱了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窠臼，但所谓国债项目大多必须配套大量的银行xx。这实际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为。不用问，这种一以贯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观的金融坏帐。有学者估计，1998年到2004年其间将近2万亿的国债配套xx中，不良xx接近8000亿元。对于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坏帐损失的多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惊奇，我们惊奇的是，“金融支持”的旧习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虽然，中国金融官员口口声声要洗心革面，但官僚体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强行推动经济增长，恐怕也是势在必然，不得不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希望发生什么奇迹。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发现，为了政治合法性，中国在金融上已经和将要付出的血本。

　　虽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和钱财，但中国政府所期望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却一直启而不动。直到2002年年末，当一向对地方政府没有好脸色的朱鎔基即将告别政坛，地方政府终于可以放胆加入GDP大合唱之后，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才终告正式启动。这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所带动的所谓的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的拉动（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作用。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有消费作为支持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深入其内部，新一轮经济增长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过， 金融“支持”的对象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以前清一色对企业的xx变成了企业xx和消费信贷并重的格局。信贷消费虽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例，但它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判断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国家信用向市场的一种廉价输送。在中国，信贷消费受到了政府的极力提倡和鼓动，其一窝蜂的场面颇似一场传统的“运动”，也与中国其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热速冷的集中消费类似。在消费信贷的时髦中，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专业精神之懈怠、纪律约束之匮乏程度，与从前几无二致。结果，在短短数年之中，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就接近和超过了美国。以最能够象征中国“急速繁荣”的样板城市上海为例，其家庭债务比例在 2004 年已经超过美国，达到 155％，与此同时，衡量家庭债务偿还能力的指标债务承担率则更是高达 58.36％，远远超过美国的9％。（难怪有人揶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在如此短的的时间中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负债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国未来的市场容量）在中国这样预期收入相当不稳定的转型国家中，如此高的债务承担率所可能引发的巨大金融风险是xx可以推测的。事实上，这种金融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有资料显示，在 2003年年底1800多亿元的汽车消费xx余额中，有接近1000亿无法回收。1而在占消费信贷{jd1}份额的房地产xx中，频繁的骗贷、畸型的房价收入比例、极不稳定的家庭预期收入，以及官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的动机和专业水准，都引起了住房xx坏帐的广泛担忧。上海市人民银行 2005 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在2004年上海市的新增xx中，房地产xx已经占到80％左右。

　　与此相应，中国中央银行的谢平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目前xx规模中，房地产抵押品已经占据半数。无需考虑其他细节，仅凭如此之高的xx集中度，就xx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气息。房地产xx由于期限较长，其坏帐风险并不会在短期内曝露，但市场趋势一旦逆转，其坏帐爆发的烈度比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有日本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长达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产狂潮创造的大批“负资产阶级”，个人消费信贷持续增长， 中国家庭债务比例已超美国银监会6月清查汽车xx：1000亿覆水难收，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论香港了。

　　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暗中发动的金融支持中，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资源的开掘并不仅xx于传统的银行，他们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报道称，深圳市就一直在争取相关政策，以期能够利用该市积累的社保基金投资基础建设。在中国，这无异于进行一场必输的xx。鉴于各类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官僚体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滥用此类基金，以替代力不从心的国有银行作为新的“金融支持”和财富分配手段，并沦陷为又一个金融重灾区。这种沦陷，在年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喊声震天的“金融创新”声中，我们已经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证明中国“金融支持”力度的一个重要数据是，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7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数字异乎寻常地高出人家两倍之多。11这个数据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无本生意。当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用银行的钱“空手套白狼”的时候，银行实际上是在从事标准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其中巨大的金融风险可想而知。这个数据的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解读则是，经过 26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企业层面根本就没有发生有效的资本积累。企业，不过是一个名正言顺的xx工具。这个真相，对那种“中国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私营企业基础”的肤浅神话，是一种无情的嘲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中国政府虽然深切体认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爆炸性局势，并采取了以财政挹注为主要手段的一揽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遗憾的是，中国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振刷一新。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官僚体系赋予金融系统的“金融支持”

　　以及财富分配的功能并没有丝毫改变。尤其是在 2002 年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式启动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立即故态复萌，又一次创造了破纪录的货币扩张和投资狂热。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 2003 年年底的不良xx比例为 21％，这显然还是一个高得离谱的危险数据。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平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xx的占整体xx的比例高达35％。不过，即便官方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仅仅考虑到2002年之后超乎寻常的货币扩张速度和经济过热情况，人们也xx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出现又一个新的不良xx高峰。一位中国学者估计，在2005年之后的三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每年将新增 8000 亿左右。这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比例，将在 21％的高基数上显著增加。熟悉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能判断，一旦中国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制造业泡沫破裂（这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率急速攀升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重新回到年代中期高危状态。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当量极高的定时xx。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会吞噬像张小林一样的下岗工人，在一场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所谓的新生中产阶级也同样在劫难逃。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就一直处于高危状态，即使按照最糟糕的银行流动资金xx高达GDP七成 周小川揭示风险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也应该破产过无数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没有破产，而且依然以强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究竟有什么{dj2}法门，能够创造如此特立独行的金融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