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的具体措施，就是如何组织财政收入和怎样安排财政支出。《管子》时代，齐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另外，还以权谋获取国家急需的社会财富。
　　一、关于租税
　　《管子》的理财原则，有一项是“取于民有度”。《管子》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管子》认为，“重赋敛”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厚赋敛于百姓，则万民忽怨”。（《宙合》）“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权修》）“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止，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七臣七主》）这是说，课收重税，必然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造成君主与百姓的对立情绪，百姓怨声载道，而谤其君。《管子》还说：
　　“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败。”（《轻重甲》）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国蓄》）
　　“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正世》）
　　课以重赋重税，以满足君主无度的欲望，百姓就会因无财可缴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造成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以及军事行动的失败。
　　鉴于上述情况，《管子》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小匡》）“薄税敛，毋苟（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五辅》）“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五辅》）薄赋敛之征，宽其政，人民衣食有本，他们就会努力耕作。这样。社会财富就会增加，国富民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称霸诸侯也就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管仲在总结分析了重税的流弊和轻税的必要后，谆谆劝告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管子》轻税的思想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制；表现在商业贸易方面，就是“关市讥而不征。”
　　从有关记载看，《管子》所主张的新的农业税是比较轻的。齐桓公践位十九年，“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大匡》）就是说，齐国的农业租税是两年征收一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其税率是十分之三；一般年景，税率是十分之二；年景不太好的年份，税率是十分之一。这三种不同年景的税率平均到两年中，实际税率分别是15％、10％、5％。遇到灾荒之年，征税更少，甚至不征税。很显然，当时齐国的农业税率是相当低的。这样做的结果，农民富了，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垦，国家也处于歌舞升平的盛世。所以，后来的儒家第二号人物、亚圣孟轲在描绘他的理想王国时，就借鉴了《管子》所推行的农业税率。
　　关于关市之税。《管子》非常重视商品流通，并以此作为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故《管子》主张轻关市之征。“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大匡》）“市赋百取二（即2％），关赋百取一（即1％）；”（《幼官》）“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可见，关市之征税率亦很低。为方便商贾，所征之税，实物与货币均可，但规定征了实物，就不能再去征收货币。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繁荣了临淄的市场，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二、国家经营事业，取得财政收入
　　{dy}，盐铁专卖收入。盐铁是齐国的大宗产物。齐国盛产食盐，而与其毗邻的诸侯国都程度不同地缺乏食盐。齐国的冶铁业也很发达，较其他诸侯国更早地广泛推广使用铁器，铁器成为齐国社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两种大宗产物很容易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成为齐国的主要财源之一。所以，当齐桓公问管仲“吾何以为国”时，管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唯官山海可耳！”“官山海”就是国家经营管理山海铁盐之业。
　　关于食盐，就国内而言，主要是靠“寓税于盐价”的方法来聚敛财富。《管子》认为，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
　　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月食盐三升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30万钟，一日为1000钟，每升加价二钱，则一日即可获得200万钱，一月得6000万钱。而每人每月人头税三钱，1000万人仅可征3000万钱。实行食盐专卖，只需每升盐加价一钱，寓税于盐价，就等于向人民征收了人头税。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交了税，还没有怨言，而财政收入的目的也达到了。
　　《管子》还以食盐为工具，谋取天下之财。为了吸引外商来贩运食盐，《管子》免除了食盐的出口税。《管子·小匡》记载："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讥）而不征，*而不税，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宽焉。"于是，《管子》将食盐的流通控制起来，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齐国的盐。结果，齐国就获得了大笔财政收入。这是{dy}步。第二步，再利用出口食盐所得黄金，大量购买各国的粮食。可见，以食盐为工具，"来天下之财"（《轻重甲》），是齐国充实其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关于铁业收入。《管子》主张矿山国有。对于铁矿的开采，《管子》认为{zh0}的办法，就是让私人开采，国家与之分为人其比例是民得七，国家得三。
　　私人开采者得大头，他们自然会努力开采；而对于国家来说，凭借对矿山资源的所有权，不必投资出力，也可分得其利，以充财政收入。这种收入，自然来得更容易。
　　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管子》所要控制的是铁器买卖，即实行铁器国营专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只要控制铁器的流通，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即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管子》是这样分析的：“今针之重（价格）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把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海王》）
　　实行盐铁专卖，寓税于价，在《管子》看来要比征收苛捐杂税好得多。一方面，国家不需要组织庞大的税收征藉队伍，费财费力；另方面，间接地取之于民，人民不知不觉地交了税，避免了人民不满情绪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管子》的这一理财之术，堪称我国理财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故影响深远，后人多有宗之。
　　第二，国家控制谷物流通的收入。
　　《管子》认为：“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还说：“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治国》）所以要国富，不能不重视粮食生产。但是，仅重视粮食生产还不够，还要控制粮食的流通。若国家不控制谷物的流通，大商巨贾就会乘机而入，巧取豪夺，囤积谷物，以洁高价，使国家蒙受损失，人民也遭殃。故《管子》说：“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木，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商之数，然而有饥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轻重甲》）《管子》所指的藏谷者，就是指囤积居奇的大商贾。《管子》是这样评价这些巨贾的：
　　“岁有凶穰，故万物有轻重；令有缓急，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百倍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管，皆用此作。”（《七里七主》）
　　“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轻重甲》）
　　由此可见，国家对于谷物不加以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国家也就得不到这一部分财物了。
　　所以，《管子》主张控制谷物的流通，国家直接经营谷物。这样，即保护了百姓不受商贾的盘剥，国家又可获得巨额的差价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管子》将国家控制谷物的方法称之为“准平”。“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而重之，故人君敛之以重。敛积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国蓄》）《管子》还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惧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家在民间物资有余时，低价购进；在民间物资匾乏不足时，再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这样，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避免巨商大贾操纵市场。
　　第三，国家垄断森林资源，以获其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离不开树木。国家垄断森林资源，可以通过木材买卖获取收入。《管子》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给之。”（《轻重甲》）
　　 人们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一定数量的木材。在收其费用时，《管子》主张因人而异。对巨商豪富要售以高价，对贫民则售以低价。据记载，《管子》是这样规定的：“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者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由于规定森林国有，一所收取的这些“重租”“小租”就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三、运用权谋，获取国家急需的财政收入
　　古代中国，对鬼神的供奉源远流长，鬼神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世人。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周人以卜筮求神意盛行一时，国家大事、对外用兵与媾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卜筮。《管子》一书记录了借助世人对鬼神的敬畏而聚敛财物的理财之策。
　　{dy}，“藉于鬼神”。
　　《管子·轻重甲》记载：齐桓公欲藉于“万民、室屋、六畜、树木”，管仲认为这不是上策。
　　因为藉于“万民、室屋、六畜、树木”，就是直接征收人口税、房屋税、牲畜税、树木税，这样名目繁多的税收，会激起人们的怨愤，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生产。上策是什么呢？就是借助人们对鬼神的敬畏，“藉于鬼神”，即“向鬼神征税”。人民既缴纳了税，又没有怨言，两全其美。《管子》对如何实现“藉于鬼神”作了具体说明：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请君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纪念。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既满足了财政需求，又不必因向百姓征税而引起怨愤。
　　第二，“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
　　据《管子·轻重丁》载：据说在齐国的马读南面、牛山北面有龙在搏斗，管仲就向齐桓公报告说：上天派使者来到我们的城郊，请上大夫穿上黑衣服，左右随从人员也穿上黑衣服，去迎接天使。
　　天下各国听到这件事后，惊奇地说：神哉，齐桓公！上天都派使者来到他的城郊！这样一来还没有等到齐国动兵替天行道，来向齐桓公朝谒的诸侯就已有八个了。诸侯朝谒自然要带上大批财物。齐国不用兴师动众，就谋获到了他国的财物。这就是“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
　　第三，“乘天啬（灾）而求民邻财之道”。
　　这句话出自《管子·轻重了》。“邻”，《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意思就是说：利用天灾索取民财。据《轻重了》记载，管仲向齐桓公献计说：地震是瘟疫的先兆，发生地震，国家就会遭受不幸。发生风暴，也是瘟疫的先兆，发生地震，国家国君必将受辱；若出现彗星，必然有流血之事。并且还举例说明：浮丘战役时，彗星就曾出现过。现在彗星又出现在齐国地界，请君下令召集功臣世家，向全国发布号令说，现在彗星出现在我国，我们恐怕要出兵对会天下的仇敌，存有五谷菽米、布帛彩绢的人家，都不得随意私自处理。因为国家为了应会可能发生的战争，打败我们的仇敌，国家要按平价收购粮食、布帛等军需物资。
　　功臣之家和居民百姓都纷纷把他们的粮食、布帛、钱币与黄金献出来，无偿提供他们的财物来支援国家大事。管仲把这种谋取民财的方法称作“乘天啬（灾）而求民邻财之道”。
    第四，“御神用宝”。
    《管子·山权数》记载；管仲在回答齐桓公什么是"御神用宝"时解释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以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的人把龟放在大盘里。您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您百斤黄金的报酬。把这龟奉为无价之宝。过了四年，要征伐孤竹国，需要准备大量粮食。齐桓公了解到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吃五个月，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打仗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无奈，答应借出粮食。送去了粮食，但是丁氏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煞有介事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儿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地上铺设了垫席，把龟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