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报不是主业,地震局在做什么?--农民肉眼观天象30年,曾预测汶川大地震

预报不是主业,地震局在做什么?--农民肉眼观天象30年,曾预测汶川大地震

2010-06-16 00:55:13 阅读23 评论0 字号:

预报不是主业,地震局在做什么?

仿效西方同行,对职能定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改革,将行政的归于行政,把科学的归于科学,或是地震局走出目前尴尬处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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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在汶川地震后围堵地震局官员。

汶川玉树之后,地震局在公众舆论中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法定职责为地震预报的同时,坚称地震无法预报。

一份保密的内部反思材料已经由中国地震局送交中央,这是汶川大地震后地震系统对自身工作的全面总结,仅仅关于地震预报的部分就有上千页厚。

一年前,这份报告开始在地震局系统内部征求意见,此后该报告提交中央,至今没有明确的回复。地震局称,这份反思报告还未到解密之时。

今年4月14日,发生。和汶川地震一样,地震局未对做出预报。

此前,国家地震局刚刚公布2010年预算报表,在年度预算中,用于预报支出仅为270万元,相当于地震局住房改革支出的1/60。

地震局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质疑从地震预报到地震辟谣,从资金使用到职能分工,甚至有激烈的意见建议撤销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处于一个尴尬而矛盾的境地,公众对于预报地震寄予厚望,甚至认为地震局的存在就是为了预报地震。而地震局自身却反复向公众解释地震无法预报。

一个承担了预报地震法定职责的机构,为何反复否定自身职责?这一尴尬和困境究竟由何而生,如同公众的发问,如果地震无法预报,那么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地震局如何花钱?

在预算报告中,对公务员工资、办公经费等费用通俗地称为“人头费”。

比如,今年财政部的部门预算不仅仅列出“一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细化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则略等于“人头费”。另外一些部委则没有这一类支出,“人头费”计算在其他科目之下。

中国地震局属于后一种,即没有“一般公共服务”项目,{dy}项支出为“外交”。从整个预算支出表中,可以找到与“人头费”相关的是“行政运行”和“机构运行”费用,分别高达1.8亿和2亿。这两项花费分别隐藏在“科技研究”和“地震事务”两类之中,占全部预算支出近1/6。

这还不包括占总额近1/3强的7.2亿元的“地震事业机构”支出,有专家认为这个科目即为下拨给中国地震局下属16家事业单位的“人头费”,但这并没有得到中国地震局的官方证实。

当然,引起{zd0}争议的并不在以上几项费用,而在保障性住房支出,这项支出高达1.6亿,全部用于住房改革,即公务员自身的住房保障。

与其他34个部委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地震局在住房保障花费上排第10位,仅次于国家统计局,是排位{dy}的农业部13.5亿元支出的1/8,是排末位的中国工程院0.02亿元支出的82倍。

根据1998年国办发136号文件的规定,中国地震局机关事业编制为130名。如果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保障费用,以此数字计算,地震局用于住房保障的人均费用高达125万元。

除这些在编人员外,中国地震局还承担巨额的离退休人员负担,离退休人员花费超过1000万,其中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费用就高达118万。

由于中国地震局没有公布预算报告的编制说明及明细账目,外界无法清楚知晓其“人头费”的准确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头费”及住房保障等费用占中国地震局整个开支相当大的比重。

预报已不是主业

在可怜的预报支出数字的背后,则是预报部门在地震系统中的被边缘化。

中国地震局的成立与xxx总理当年的直接指示有关,从成立之初到1980年代,地震预报差不多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地震预报室”专门负责预报地震,是地震局内最重要的业务机构。“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预报地震,为国家和人民减少损失。”

变化从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开始,1980年,地震局实行机构改革,地震预报室变为地震分析预报中心,这个分析预报中心由原国家地震局人员和北京市地震队联合组成。虽然从人员配置上看,并没有削弱预报部门,但是实际上地震预报机构已经从政府部门变为了事业单位。

1988年,地矿部副部长方樟顺调任国家地震局任局长,上任后召开的{dy}届全国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就提了地震局工作的“四个环节”的说法,即监测预报、灾害预报、地震应急和震后重建。

方的到来普遍被认为是地震局自成立以来{zd0}的变化,地震局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回忆说,“过去成立地震局,整合许多部门,是为了搞地震预报。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减灾事业,预报功能实际上已被弱化。”

1998年,地震局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一分为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和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者负责日常的监测预报工作,后者负责科研。

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地震预测研究所的英文名已故意隐去了“预测”二字,将之翻译成为“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地震科学研究所)”。

本来研究和预报相结合的一两百人的队伍,改革后只剩下了31个人,属于台网中心下属的分析预报部。这31个人,几乎就承担起了全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

根据官方介绍,在地震局目前的三大功能体系中,过去的“预报”功能之前加了“监测”二字。即用数字化地震台网监测地震,在地震发生后,确定地震发生的位置和震级等信息。

在地震局内部,监测工作被称为预报工作的基础。预报部主任刘杰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监测数据和前兆台的数据(分别由两个部门提供)按一定程序进行处理,然后根据这些处理结果预报地震。

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周会商一次,并提供书面的周预测意见,每月再进行月度会商,每年进行年中和年终的会商。每周的会议,一般是周四下午2点半开始,最长的时候会开到6点结束。

刘杰称,自己的工作是“柜台式、流程式”地进行数据分析。预测人员萎缩得厉害,分析预报部包括他自己总共31个人,仅仅维持日常工作都很紧张。

相比于地震局内部的其他业务,地震预报是个“清水衙门”,预报不准还要承担责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预报专家说,“最穷的就是搞预报的,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工程或观测的,一个课题几十万,而预测的好一点的也就一万多。”因此,谁也不愿意在地震预报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地震局在做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地震局经费极其紧张,地震局内部对预报的信心也越来越弱。在经费和行政级别的双重窘迫下,地震局人才流失极其严重,大部分{zyx}的科技人才都去美国转行做IT。地震局内部一次会议上,地球物理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直接对局长说:现在人才断层,局长你看怎么办。局长只能坐着一言不发。

上世纪90年代末,地震局负责起草防震减灾法,起初叫“地震法”。至今仍生效的这部法律改变了地震局职责的设定,地震局的全部工作从单一的预报变化为三大块: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

过去主要属于建设部门管理的工程抗震,这次改革后正式归属国家地震局管理;由民政部门和xx主导的救援工作,地震局也开始参与。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机构职能得到极大扩展。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郑大林回忆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领导想出政绩”,“预报不容易出成果,就要搞‘多种经营’。”“年轻人一说到盖房子就很兴奋,因为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能增加。”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说。盖结实的房子首先要确定房屋的抗震烈度,这由地震局决定。“我们叫求签,排着队,等待地震部门盖章收钱,有些地方也要进行一些现场勘测。”烈度数字是按照建筑物的造价的比例收钱,这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如果地震局出示的烈度降低一级,工程建设的成本可能节约30%,但不同级别节约的费用比例不一样。地震局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专家说,有些地方,“一个烈度队养一个地震局。”

每隔一个时期,地震局就会重新绘制全国的烈度图,这同样是一项“既正当,又有利益驱动”的业务,“地震局会找一些地方,说烈度不合适,要调整,这样就向国家要钱,重新划定某些地区的烈度指标。”

除震灾预防外,宋瑞祥任中国地震局局长时,将地震局内部的国际司和科技司合并,新成立应急救援司,至此,中国地震局的三大体系的职能分工最终确立。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省级救援队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地市级救援队“可以考虑结合当地的特色去建设”。由此救援工作成为继“震灾预防”之后地震局工作的又一拓展。

地震局的悖论

“撤地震局”的呼声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唐山大地震漏报之后,1980年,顾功叙等5名科学家就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撤销地震局。专家们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处于科学研究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时任局长胡克实也赞成这一建议。

到1990年代,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开始影响国内,尤其以盖勒199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地震不可预测》为标志。

论文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令人奇怪的是,与它对外宣传的地震不可预报不同,这次内部会议上大多数专家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会上的发言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内心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说。

2006年,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发表文章称,地震预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对此的解释是,“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这个说法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没有变,但不同的是,当时认为通过一定努力能实现,时间不会太长,而现在的看法是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行,目前实现不了。”

地震局实际走的是一条模糊的中间路线: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却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地震漏报是正常的。有分析者认为,地震局这种选择是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同时却不用对漏报地震承担任何的行政责任,虽然这是它的法定责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央和民众长期以来对地震局职能的理解即是“预报地震”,因此在申请经费和索要政策两方面,地震局都只能以“预报”为{zd0}的筹码,这正是地震局“既坚称地震不可预报又坚持搞地震预报”的原因之一。而一旦出现汶川和玉树这样的大事,舆论上的被动就是这种中间路线的必然反映。

与中国地震局的尴尬处境相对应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在1990年代大规模试验确定“地震不可预报”之后,即将地震相关工作重心转移到减灾规划等方面,而把预报工作剥离成为“探索性科研”,由单独的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承担。

仿效西方同行,对职能定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改革,将行政的归于行政,把科学的归于科学,或是地震局走出目前尴尬处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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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肉眼观天象30年 曾预测汶川大地震

核心提示:3月28日,山西原平市发生4.2级地震。记者获悉,就在26日,57岁的农民赵洪澎,曾对此次地震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而在去年5月10日,他也曾预言:两天后国内将发生较大地震。这位创造了地震预报奇迹的土专家,没有任何仪器,所凭仅是一双肉眼和30年观天象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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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3月31日报道 3月28日19时11分,我省忻州市原平市发生4.2级地震。震后记者获悉,就在26日,我省汾西县57岁的农民赵洪澎,曾对此次地震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并及时向相关部门作了汇报。而在2008年5月10日,他也曾向本村人预言:两天后国内将发生较大地震,方位未知。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造了地震预报奇迹的土专家,仅读过几年小学,没有任何仪器,所凭仅是一双肉眼和30年观天象积累的经验。

一个人的奇迹

3月22日清晨,当城里的大多数市民还在熟睡中,汾西县僧念镇赵庄山村57岁的赵洪澎已经经历了20多公里的步行和3个多小时的火车旅行,出现在省城街头。随身的旅行包里,是一袋烤干的馒头片和厚厚一摞资料与证书。30年土法观天象,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旅行。而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正是为了给自己摸索了30年的“肉眼观天技术”寻找用武之地。

周日的省城街头车水马龙。赵洪澎双手拢进袖筒站在街边,静静地看着面前经过的车流人流,短短的裤管和军绿色解放鞋,使人行道上的他看上去分外显眼。为了xx风云雨雪雷电等令人类无奈的大自然之谜,从1978年至今,从26岁到57岁,几乎每个凌晨和黄昏,赵洪澎都要爬上离家0.5公里远的山上去看天。如果不是前来省城,这个时候,他应该已从村外的山上观天象返回家中,在自己用圆珠笔绘制的表格里,添上一行诸如“晴天,西北红花朵云”之类的观测结果。

赵庄山村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全村300来口人,多数在外打工,常住在家的只有30来人,多数都已上了年岁。67岁的赵安庆曾担任该村村支书10年时间,电话中他告诉记者,赵洪澎家庭十分贫困且没多少文化,但他对天气预测的痴迷和钻研,少有人能比。早在20多年前,赵洪澎便开始向村里人透露自己对天气情况的预测结果,起初人们对他的说法将信将疑——气象部门有专家有仪器有资料,你靠一双肉眼就能预测?!然而随着他的预言一次次被证实,几年后,他渐渐成了全村人的义务气象顾问。播种、收获、红白喜事甚至离家外出前,大家都习惯找他打听一下天气情况。村民们说,赵洪澎的天气预测准确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村民向记者讲述了几件赵洪澎肉眼预测天气的奇事:记不清是在本世纪初的哪一年,栽种红薯的季节里,赵洪澎提醒大家:今年天大旱,要给红薯地浇水。听者将信将疑:刚种下的红薯浇的哪门子水?!于是赵洪澎私下里拿自家的三块红薯地做起了实验。两块地依自己的判断浇了水,一块地按照以往的习惯没浇。不久,全村的红薯苗几乎全部旱死,惟有他那两块地的红薯苗长势喜人。

去年冬小麦播种前,赵洪澎建议村民推迟下种,否则麦苗有旱死的可能。不久后他们发现,早种的小麦长到半尺高时由于地下水分被过早吸干而死掉了,而有几户村民听了他的,推迟下种,麦苗刚刚露出地面,长得正好。

村里人彻底信服赵洪澎,是在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几位村民向记者证实,去年5月10日,赵洪澎一早跑到老支书赵安庆家,小心翼翼地说:“后天怕有大地震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赵安庆谨慎地叮嘱他:“不敢胡说。”3月22日的采访中,他遗憾地告诉记者,由于当时村里接连数日停电,与手机捆绑的固定电话无法正常使用,导致他未能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这一预测。5月13日村里恢复供电,村民们从电视中了解到{yt}前发生的汶川地震惨状后,对他颇有怨言。去年6月15日,把50亩小麦收割完毕堆放在家里,赵洪澎便直奔省城。在省城一家小旅馆住了5天,其间他根据自己肉眼观测的结果,向省地震局报告了6次地震,其中5次得到证实。2008年11月,赵洪澎接到汾西县地震局颁发的“防震减灾宏观观测联络员”聘书。

一个人的执拗

赵洪澎1952年出生在汾西县一个教师之家,1957年其父蒙冤返乡,赵洪澎受此牵连,小学未读完便回家务农。1978年,26岁的赵洪澎为了改变家境贫寒的状况,请来师傅做起烧砖生意。当年秋天,他花整整3个月的时间,一块块扣出了3万块砖坯,尚未进窑,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让砖坯瘫软、倒塌,变成一摊泥土。大雨停下,他打起精神重新再扣,未等扣完,又一场大雨让他欲哭无泪……秋雨的干扰下,他的{dy}窑砖烧成时,竟已是次年。

这批砖出窑的次日,赵洪澎的妻子因产后风离开人世。把仅有一个月大的小女儿送给他人,伤心欲绝的赵洪澎背起行李离开家乡,拜师学习烧砖手艺。日复一日,他一边忍着心伤对炉添火,一边在心底默默质问:命运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这样的质问,后来演变作对“老天”的好奇。天空为什么会有晴有阴?天上为什么会有云朵?为什么会刮风、会下雨雪?这一年,他开始试着用自己一双肉眼观察天象,以绘画形式记录下{yt}天的天气变化,从中寻找规律——治天不可能,但是如果能提前知道天气变化,做些预防也好啊!

最初几年,赵洪澎除观察天象外,还抽空前往运城等地,走访当地老农,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并根据前人对云、雾、雷、风、雨、旱、涝等的说法,总结出一些气象规律,编成小册子印发给大家。1985年,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的赵洪澎被推选为汾西县第五届政协委员会委员。上世纪90年代初,赵洪澎离开砖窑返家务农。农闲季节,他将自己外出观察天象、收集气象谚语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安徽、四川和北京等地。

因为贫穷,赵洪澎渐渐摸索出一套省钱出门的“好办法”。他曾经不止一次冒险攀扒货运列车,列车中途停下时,他从自己的提包里捧一把核桃递给司机,再小心翼翼地赔笑报上自己的“添煤”特长,之后的旅途,他便成了车上的临时锅炉工。每到一地,他必先找一家{zpy}的旅店住下,每晚20元,是他能接受的价格上限。次日一早,他便走上街头,为旅店拉客人。运气好时,当晚起,旅店便不再向他收房钱了。出门在外,他习惯以提包里烤干的馒头片充饥,偶尔下馆子吃碗面改善生活,则是用从家带来的花椒结账。

这样的外出坚持了多年,赵洪澎手提包里的内容没有大的改变,一堆自己蒸熟烤干的馒头片、几把急时可当钱使的核桃、一副用细绳替代镜腿工作的老花镜,以及厚厚一摞由赵庄山村委会、僧念镇政府、汾西县气象局甚至赵庄山村全体党员为其开具的介绍信或证明信。

1999年3月5日,汾西县气象局向省气象台出具介绍信:我县僧念镇村民赵洪澎热衷天气预测方面的研究,现本人想得到有关专家的指导,论证个人积累的实践经验,请予联系。

2002年正月,赵庄山村村委会开具证明:兹有我村赵洪澎,现年50岁,住家务农,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低。他凭肉眼观测天气已有20多年,不出正月可知一年的天气降雨。此外他还有一项关于地震的发现,望贵处领导给予大力支持。

善良朴实的赵庄山村村民,也纷纷拿起笔,用稚拙的字体,为他们的土专家写下一份份证明信:

他(赵洪澎)对此事信心坚定,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

恳请各级领导给予大力帮助,恳请广大科研人员将疏漏之处及时反馈给他本人,以便完善他的观天技术。

2003年10月30日,赵庄山村全部6名党员集体签字盖章为赵洪澎证明:这几年他的观测,与过后的天气非常吻合,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页页介绍信和证明信中,赵洪澎的年龄一年年在增长,接收单位也从省级气象、地震部门渐渐发展至国家气象总局、国家地震局……各式各样的纸张上,各式各样的字体和内容,记录下这位贫穷的山区农民多年来四处讨教的艰难足迹。

2005年9月,赵洪澎口述,他人代笔的论文《二十年励志终不悔,天有风云我独明》获临汾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坛优秀论文奖。这也是他自学肉眼观天象20多年来,惟一得到认可的“学术作品”。

一个人的企盼

随身携带的一个软皮本,密密麻麻记着赵洪澎多年来收集到的气象古谚:八月十五云盖月,大年初一下大雪;八月初一下,来年挂犁耙……画着他观测到的太阳、云朵形态,以及预测得到验证后的喜悦:多年来我经过观察实践对照,知道我处今年夏季丰收,秋粮有种无收,现在果然如此。夏收时我对我村的人说,早收不烂,迟收长芽;伏前耕地好,伏后耕不动,也是如此。当地百姓也说准确。所以我想为人民做点贡献,希望各级政府支持我……

三晋都市报:你认为自己的肉眼观天技术有科学性吗?

赵洪澎:肯定有。我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天体运动是有周期性的,因此天气变化一定也是有规律的。

历史上很早就有古人观天象安排农时的记载,2004年襄汾县陶寺镇发现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气象观象台,我专门跑去看过。从遗址现场看,古人采用的方法和我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三晋都市报:听说你对一些民谚有自己十分独特的理解,并将其运用到了天象观测的实践中。

赵洪澎:古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这句话不光说人,自然界也是一样。再比如,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从这句话得到启发,用于观测天象。现在每年不出正月十五,我便做出一年的天气预测,大致不差。

三晋都市报:之前你曾到一些专业气象和地震部门推介自己的技术成果,他们如何评价?

赵洪澎:他们都是先要论文,我自己写不了,找人写了一点,他们说看不懂。但是去年以来,省地震局预报处多次肯定了我的预测,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地震目录,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

三晋都市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你对自己这项技术的未来有信心吗?

赵洪澎:有信心。我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相关知识和资料也很少。下一步,我希望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帮助下,对地震方位的预测做进一步研究。因为这项技术不够成熟,没办法把它介绍出去投入使用,我急得在家哭哩。我对我们村的人说,就是卖牛,我也要把这项研究搞下去。有生之年,我只想为社会办一点实事,用我掌握的技术,尽量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

后记:

因为牵挂家中的四头牛,接受采访的当天下午,赵洪澎匆匆踏上了返家的行程。

3月26日,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虽然目前尚无法对赵洪澎“震前感知”的原理做出科学解析,但其对国内外较大震级地震的时间和级别,3天内预测准确度的确较高。遗憾的是,由于他的预测结果缺乏对未来地震方位的判断,使得这些预测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从去年6月至今,预报处对赵洪澎的地震预测一直持认真对待和鼓励扶持的态度。去年8月四川青川地震前,该处接到赵洪澎的电话报告后,便将他提供的信息及时上报国家地震部门,作为参考。

该负责人还表示,地震预测目前仍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全世界都在努力探索地震预测的有效途径。目前国际国内普遍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对地磁、地电、地下水位、水化学成分等进行监测,研究它们与地震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地震预测,并已在中长期预报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国地震部门首次推行“开门搞预测”,目前,国内民间人士和科研机构参与地震预测者可谓数量众多,良莠互现。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民间地震预测,均应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进行。 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本文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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