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涨势凶猛的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价格如今已开始回落，但作为大宗农产品的小麦最近又显露出价格上涨的苗头。目前，在安徽的夏粮市场上，新麦(红麦)市场收购价达到0.92元，创安徽新麦收购价历史同期之最，明显高于托市收购{zd1}价。而且，与往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唱主角”不同，今年的市场收购主体非常多，使得出价一路走高，出现了市场主体“{qg}”的现象。在这些收购者中，有来自江苏等地的储备库和加工企业，也有大量有证或无证经营的粮食购销经纪人，一些原本不从事粮食加工的企业也参与进来。为了抢得更多粮源，这些收购者的挂牌收购价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执行的托市收购价高很多，而且对于新粮的水分、杂质要求也比较低。价高质宽使得上市的新粮大量流向了市场化收购主体。

　　身居市场{dy}线的企业对市场状况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他们大举进场“{qg}”小麦的行为传达出一种粮价上涨的预期。从粮食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上看，5月中旬开始，我国南方诸省频遭暴雨袭击，至今仍在持续。6月13日以来，南方又发生了第14次强降雨过程，造成福建、江西、湖南等9省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累计受灾人口达1003万人，农作物受灾535.5千公顷，因灾死亡132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亿元。在严峻的防汛形势下，粮食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不光体现在产量的减少上，还表现为粮食种植成本的上升。受到天气的影响，农户纷纷加强后期田间管理，进行追肥等措施，从而增加了种粮成本，这使得农户对粮食收购的期望价格也随之上升。

　　在国内粮食生产遭受冲击的情况下，能否依靠国际市场作为调剂和补充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粮食需求也十分旺盛。去年11月以来，印度食品价格的年涨幅超过15%，眼下为17.22%。今年4月，印度反对党组织10万民众在首都新德里游行示威，抗议食品价格上涨。在巴基斯坦，反对党也组织了民众抗议食品价格上涨。本月中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zx1}的全球粮食报告，称未来10年全球粮价将有可能上升40%，报告称，发展中国家急速发展是“高价格时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此外，新兴市场人均收入上升和城市化加速也将推动需求。

　　当这种供需缺口被置于当前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时，正忙于寻找出口的资金的热情很容易被点燃。始自4月份的严厉的地产调控给楼市泼了一盆冷水，买卖双方随之转入观望期，资金不敢再轻易进入楼市。股市的表现更是糟糕，在房地产调控和各大银行巨额融资需求的阴霾下，上证指数从4月中旬的3100点左右一路下跌，至6月18日已跌至2514点。另一方面，通胀形势严峻，5月份CPI为3.1%，PPI更是达到7.1%，而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负利率情况日趋严重，困守银行就是坐以待毙。在实体经济中，“油水”丰厚的行业又被各大国企把持着，国务院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至今没能指出一条明路。四处碰壁之后，粮食市场上的风吹草动招来许多不从事粮食加工的资金也就不足为奇了。

　　站在全球的大环境下看，粮食价格在长期中处于上升趋势，而今年我国粮食产区遭遇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加剧国内粮价的短期波动。按照历史经验，消费者最终将承担很大一部分的价格上涨，而作为产业链起点的农民往往获利甚微。对于近期进入农业领域的资金，我们认为政府和媒体都不能把农产品涨价归罪于它们，不论如何，资金进入农业产业链是一件好事，在政策上反而应该为这些资金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