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初，曹操北破乌桓，初步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邺城。但随即传来了孙权剿灭黄祖的消息，东吴xx屯兵夏口，剑指荆州。此时，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已经逐渐坐大，孙权谋取荆州的计划也已进入实施阶段。这都令曹操寝食难安，他不待休整立即开始挥师南下，与孙、刘展开夺取荆州的赛跑。

于是那场家喻户晓的赤壁之战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赤壁之战只是整个荆州争夺战的一部分，在此后十余年间，曹、刘、孙三方在此进进出出，战和不定。直至221年的夷陵之战，孙权将刘备的势力彻底赶出荆州。

在这十余年间，围绕着三方的荆州争战夺，留下了大量真实、虚构抑或过度演绎的权谋故事。如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摔孩子、“借荆州”、孙权嫁妹、水淹七军、白衣渡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荆州的故事就是整个三国权谋较量的集中缩影，体现着三国权谋术的{zg}水平。

无论诸葛亮的“隆中战略”还是鲁肃的“荆州战略”，荆州都是命根子。前者要以荆州为根据地，西取益州，然后两路出击夺取天下。后者则要占据长江上游，“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称帝图谋天下。对曹操来说，荆州则是南下的突破口，可以彻底打垮刘备，合围孙权，一举统一中国。

于是，三方以荆州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的阳谋与阴谋的角逐。曹操“奉辞伐罪”，孙权嫁妹结盟，刘备借而不还，孙权又背盟翻脸，甚至斩杀关羽。荆州的权谋故事之所以精彩莫测，就在于赤壁之战所奠定的三足鼎立格局。

从本质上说，曹、刘、孙三大集团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即一方所得，既是另一方所失，不存在多方共赢的局面。所以各自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样一个三角结构中，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根本不存在永恒的朋友或敌人。联合谁、对抗谁，基本出发点都是要于己有利。

朋友还是敌人？真实还是谎言？联合还是斗争？

这些明暗之间的较量，由于三方格局的形成，呈现出诡谲莫测的面貌。然后又经过历史学家、小说家、说书人、导演和演员的千百年演绎，产生了一个个鲜活形象。曹操被画上了白脸，关公被置于案头供奉，诸葛亮则智似半妖，集中了知识分子的所有优点。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问题是，谁能够始终对复杂的格局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而回避人性的弱点？曹操以奸诈多疑而著称，却也因狂妄自大而中了周瑜的苦肉计；诸葛亮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势，却避不开“关二哥”的性格弱点；孙权少年英豪，老年则为权力斗争所困，利令智昏。所谓老不看三国，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穿越了历史，仍具有现实意义。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三国”。那些近2000年前的故事，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真正鲜活的其实并非“扬刘抑曹”的道德观，而是每一张脸谱背后的权谋之术。本刊由此而借新旧两部三国电视剧对阵，三国人物热议重新升温之时，对相关人事也做些探访探究，为民间之“三国学”添些作料而已。

现在要讲的是三国。大家晓得，我们一般的了解都是从《三国演义》上来的，可是今天的讨论，是从《三国志》以及其他关于三国时代的典籍得到一些资料来作为我们讨论的依据。

我说三国，并不将它当故事，主要是考察这三个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组织、人才以及运用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在竞争中，运用什么样的策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三国的。

首先讲的是三国的形势及资源的分布。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国是魏、蜀、吴三个单元，从《三国演义》上，我们看不出这三国资源上的差异，只看见一群人，没看见他背后所凭借的是些什么东西。魏国是曹操的力量，当时我们称它魏国，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是魏，他还是用汉的名称，还是用汉献帝的旗号，号称是汉代的正统之所在。魏国当时地方是{zd0}的，有十三个州，其所拥有的大概有七个半到八个州左右，继承了东汉{zd0}的一片疆域，也是核心地区。可是中国北部，在曹操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时，北方中国已经衰败，于是北方中国的人口大量减少。当时的关中，司州、雍州这些地方，大概失去了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今天山西、河北干道上的地区，人口少了一半左右，这些人口流失不是在大乱的时候，在黄巾起事以前，就大量地流失了。

人口的流失归纳起来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冷了。中国有一个很长期的气候变寒的时候，而最寒冷的时候，大概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开始冷是在东汉的晚期。由于气候变冷，北方的民族不易度日，就压到中国境内来，造成了边患。战争不仅使战线上地区受很大的损害，战线外紧接着战区的地方，也有很大的损害。汉朝本来有个很好的征兵制，在那时，因为汉朝政局本身不太好，征兵制濒临破产，于是在靠近战区的地方就有许多强征当兵、强拉做役这一类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天气一冷，也使得北方的降雨量极度减低，北方的土地本来就接近干旱，降雨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产就差。所以在北方，曹操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很好的局面，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不是人口逐渐减少，就是生产几乎停顿；靠近黄河北岸的以及更往北的，几乎一般性的水利系统都被破坏。人口流失，气候干旱，水利系统当然就没用处，造成了生产极度的萎缩。所以，号称七八个州，实际上它的实力并不那么厚实的。而且北方还有一大批流民，本来是难民，后来变成了农民军，就号称黄巾了。黄巾的人数很多，未必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大致上是受饥饿驱迫以致成为流民。不可否认的，宗教力量是驱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因素之一，但{jd1}不是{wy}的因素。整体讲起来，北方的资源颇为短缺。

曹操手上的xx，来自不同的地方，很多都是本来的地方长官，带领一些地方保安xx。还有地方的豪侠、地方上的{lx}，也将他们的群众往往以家族系统组织起来，参加了内战。曹操手上，人的资源非常庞杂，人数虽多，可是并不整齐，对他效忠的程度是非常低的，所以曹操能掌握的xx资源和人力资源双方面，并不是真的居于一个压倒的多数。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占了一个正统的位置，在中原所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无形、看不见的资源，是很重要的东西，他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封赏、任命，这是他的敌手们无法抗衡的一个特点。

基本上北方的中国，只有几个地区保持相当富足的水平，几个口袋形的地区，分散在五六处，并没有什么很强大的市场经济，所以北方地方经济可以说退回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地区性程度，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市场。汉朝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是汉末出现很严重的倒退。

再讲到蜀国，蜀国的地区非常小，只有汉中盆地，加上四川的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里面分成三个地区：一个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它可以由此统摄到现今川边的边界；另外一个是以重庆作中心的巴东河谷，这就是长江流域跟嘉陵江流域合起来的地区；此外则是山地，人口相当少，而且里面有一大批人属于所谓先居民，不是汉人，住在山里面开始接受汉化，但并没有彻底汉化。他们有独立的组织，有独立的文化，汉人的人口就集中在汉中盆地和两个中心。

四川本来有相当大量的人口，可是在那个时期，户口的编制并不很理想，编制上的人口跟实际人口有相当大的距离，真的人口就我估计起来，大概是两百万人，但反映于户籍上面的，只不过五十万，这个数字是很小的，不足以成为当年汉代一个大郡。但这个地区，战乱比较少，长期繁荣，而且四川是天府之国，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几项重要资源有盐、农产品，可是缺少武装作战用的马，缺少金属矿产。总的来说，四川的xx资源基本上相当局限，但四川却有另外一个本钱——崇山峻岭，防守起来，相当容易。在对日抗战期间，曾经到四川去过的人大多知道，你从哪条路进去，都要走很长的山路，一路翻过去，才翻得到刚刚讲的三个中心里的任何一个，而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也是崇山峻岭，蜀道艰难。因此地形的崎岖，造成了四川很特殊的有利条件。

蜀汉本来还另外有一个地区可以归它所有，就是今天的汉水流域，也就是小说上所谓的荆州。可是，自从关羽被东吴突袭以后，荆州本部就失去了，只剩有荆州的边缘，以及非常崎岖的山地，就是今天的湖北和四川边界。我小时候在那边走过，可说是穷山恶水，可是它有战略上的价值。蜀汉的前半段，力量很单薄，可是蜀汉的后半段，得到了南征一大片新基地，后来所谓云南、贵州以及部分的广西等地区，就是诸葛亮南征获得的一大块地区，是中国最难走的山地。这里的资源，有在四川没有的东西：铜矿、锡矿、铁矿、盐池……还有滇马。滇马体形虽小却仍可用于作战。大家很难想像，崇山峻岭中能产马。中国西南纵走的山谷，从云南往北一直连到甘肃、青海，这条山谷地带，是南北走向。自古以来，从草原要向南走的话，就得进那条纵谷。草原里，游牧民族可以去，xx的动物像马、驴子，也可以顺着这条路下去，所以云南就出产滇马，能作战，很耐久，尤其是走山地，可当作载重和长程很好的运输工具，所以蜀汉的地方虽小，人口跟北方比也少很多，可是有这几个特殊的优点。再加上刘备刚巧姓刘，和东汉王室真正的关系虽然淡得很，他仍可以理直气壮地号称汉室正统。

再讲到东南，东南当时包括孙吴的基地，在早期的时候相当局限。它是长江三角洲加上沿长江下游的谷地，和一些湖沼附近的谷地；再一个部分是长江以北的地方，这是东吴最基本的基地，人口却相当多，因为东汉人口的南移，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大概到了公元五六十年之后开始，就有大量人口向南移了。除了汉人南移以外，南方本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因为跟汉人接触，逐渐汉化，采取了汉人的农业，也采取了汉人的习惯，使加入南方的人口变成一个混合体。这样，南方人口不仅数量相当大，而且基本上占据的地区，在当时都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北方在寒冷的时候，南方并未面临此困局，所以虽然地区很小，等于只有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的谷地，以及鄱阳湖附近的谷地，但人口当比蜀汉人口多一倍多，而农业地带的富源更远比曹操手上要多。

商业方面，因为南方正在开发扩张，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区经济，超越每一个小地区之外，可以说南方经济体系已有相当强大的市场功能。南方矿产品如锡矿、铜矿、铁矿都有，盐要靠沿海的海盐，几乎没有马，可是有很多牛。通水运的航道，是南方一个有利的经济因素，靠河川湖泊的水运，可以有大量的货物来去，甚至可以说，人口移动都是沿着水道进行的，这是北方所短缺的有利因素。可是在精神上，南方一无依据，既没有一个天子可以挟在手上号令，又不姓刘，它姓孙，所以南方的号召力因此就很弱。

以上是我讲的形势和资源的分配。基本上看起来，虽然三家的力量，在纯粹的地区上面比，从地图上看来，非常不均匀，但就我刚刚讲的资源分布，截长补短总合起来，就相当匀称，三家可以作三角对峙的对抗。也因此，三家都要争那个交接的地方——荆州，也就是长江中游的地区。曹操要发兵袭取荆州，但刘家还没进四川，就必须与东吴孙家联合兵力来保这个荆州，而等到曹操退回北方了，孙、刘二家之中，刘备取得了四川，东吴跟蜀汉之间，又必须争这块地方，这中间的筹码，谁若取得，就可增加一倍半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那儿互相争战，这是一般的情势。

以上我讲的不是故事，而是真正考据出来的材料。为什么讲这些事？因为任何企业都要衡量自己手上有多少资源。资源内部的性质，并不xx是有形财产，资源里面可以包括很多看不见的财产：人力的资源、人才的资源、机会的资源、实际的资源，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而资源总和是许多看得见、看不见资源的综合体。拿这三个国家来代表三个企业团体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三个资源的情况，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大家手上都有资源，孰胜孰败，就看如何运用资源，一个人是不能单独运用资源的，要有一大群人共同运用。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善用资源的条件，领导人要能善用人力资源，有了人力资源，才能运用物产和其他资源，如财产、知识……也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动员资源，全看手上有没有人力资源。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下面讨论的两个问题：一个企业有多少人力资源，以及用什么方法动员和团结人力资源。

诸葛亮德才兼备，鞠躬尽瘁，世所称颂，令人仰慕。但一生过于谨慎和爱惜羽毛。明察秋毫之末的后果，导致在任用人才，尤其培养人才这个大事方面，多少却有些糊涂。

诸葛亮为何多用赵云

一直到《三国演义》发展到将近三分之一，诸葛亮才在铺垫中登上舞台。如果说此前的三国中充满了战、诈、计、策，到了诸葛亮出场，开始进入到谋和算的新高度。

《三国演义》开始，对于刘备来说，已经建立了以关羽、张飞为核心的兄弟圈子，五虎上将在赵云迅速加入后已经得其三。然而这个强大的军事核心组合除了对黄巾军有不少胜利，在面对董卓、吕布和曹操等军事集团时，却是败多胜少。

刘备以兄弟义气为核心情义和仁义，逐渐吸纳了一干下层人才。这个以兄弟情谊结合起来的紧密小团体，是乱世流民用以团结保全自己的本能，但却因为其层面低下，并无人能为刘备集团提出正确的发展纲领。刘备济纳人才的能力却不能转为用人之能，这让他在47岁赤壁之战前，仍无片土。水镜先生一言道出根本，此时的刘备空有万人莫敌的关羽、张飞，却无人能用。

诸葛亮的出现的巨大价值，在于为刘备制定了一生最关键的政治发展纲要和军事作战战略。可以说，诸葛亮是一枚巨大的催化剂，让刘备手下许多将领得以发挥其更大的能力。尤其是在三国时代规模{zd0}、最决定性的一战，赤壁之战中，刘备集团在诸葛亮指导策划下，政治、外交和战略战术都取得了全面胜利。

然而在赤壁及至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诸葛亮运用最多的却不是关羽、张飞，而是赵云。前往拜风台带赵云，是看中他武艺超群带来的威慑力；选派陪同刘备去东吴相亲，是因为赵云谨慎小心，能依计行事；就连{zh1}从孙夫人那里夺回阿斗，诸葛亮还是用了赵云，因为他原则性强，不怕得罪人。相比之下，赤壁之战并无太多关张的影子，关羽还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这显然是诸葛亮的有意安排。

诸葛亮多用赵云，一方面是赵云不计较得失，乐于服从安排，又才华横溢。自长坂坡、赤壁战后，赵云拒绝桂阳原太守赵范的美人计，不仅是不为女色所动，而是意识到赵范并非真投降，显示出其识人能力。刘备夺取益州后，有人提出将成都城外的桑田野地分给众将领，他再次冒着得罪一干人的风险而反对，显示其大局观。赵云虽武艺超群，却不是个好大喜功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汉中与强大的曹操对峙时，身为副将的赵云奋力救出功劳不如自己的主将黄忠，用空寨计吓退曹军（被小说《三国演义》安放在诸葛亮身上，其实诸葛一生唯谨慎，并无如此魄力和冒险精神），此后再次用强弩大败曹军。

另一方面，尽管刘备多听从诸葛亮建议，但毕竟众人是效忠刘备。尤其在刘备的核心团队中，张飞虽然敬重士人，非常尊重诸葛亮，但关羽却自视甚高，并不容易轻易调遣。在刘备为数不多的大将中，诸葛亮能够自如调动的大将，其实只有赵云。

但即便是诸葛亮，同样未在刘备面前极力提携赵云。当庞统嫌官小而抱怨，诸葛亮马上向刘备反映，刘备立刻将其升官。但赵云一则从无埋怨，诸葛亮也从不主动进言提携。这位名将直到70岁时仍得自告奋勇，请求随诸葛亮一出祁山北伐，冲杀在作战{dy}线。在孟达被杀、街亭已失的颓败局面中，赵云再次被任命断后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不但圆满完成任务，还不损失一兵一卒。可叹他一生追随刘备，却从未有机会独当一方。在三国中人才最为匮乏的蜀国，这是赵云的悲剧，何尝不是刘备的失误。但诸葛亮却为何不置一词？

从荆州之失看诸葛亮的用人环境

问题或许并不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二出祁山，听说赵云死讯，跌足而哭：“子龙身亡，国家损一员栋梁，我失一臂啊！”而此前关羽被杀，曾经不得已多次奉承关羽的诸葛亮在关羽死讯传来，在刘备哭倒在地时，不过劝说：“主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关公平日刚而自矜，因此今日有此祸。主上且宜保养尊体，得图xx。”不但相当无动于衷，甚至是在提醒刘备在荆州守备上用人不当。

显然，诸葛亮对于赵云有远超过关羽的评价。在刘备那里，关羽、张飞的地位不可撼动，诸葛亮何尝看不到这一点？对于骄傲的关羽，年轻的诸葛亮在与其打交道中，可以说没有少用心机。关羽成名甚早，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早已是名动天下。加上又是刘备兄弟，谁人被他放在眼里？华容道的安排，不过是诸葛亮以激将为关羽下套，挫挫他的气焰，再给一个顺水人情，让这位刘备核心人员欠自己一个情而已。

但诸葛亮又不举荐赵云，显然对刘备用人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除却关、张，刘备收罗的将领虽多，其实重要人才匮乏。事实上，诸葛亮本人同样未受到刘备重用。《三国志》中，年轻的诸葛亮的地位不但低于关、张，甚至不如庞统、法正更加受信任。这让诸葛亮意识到，提携赵云将会遇到的诸多人事障碍。在关键的荆州守将人选中，就最清晰反映出了刘备集团的用人考量，以及诸葛亮在其中的难处。

荆州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夺取西川，此后进军中原的最重要战略要地，按理说必须由一员集文韬武略，忠诚谨慎，并充满政治外交智慧和大局观于一身的大将镇守。在人才相对匮乏的刘备集团，其实仅有关羽、赵云两个选择。关羽虽然武艺超群，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缺乏政治智慧。当马超归顺刘备后，已经在在荆州镇守的关羽听说刘备夸赞马超，竟然致信刘备，要和从未谋面的马超“单挑”。这不但是可笑的匹夫之勇，更将国家大事视同儿戏。显然，关羽其实是向刘备索要地位上的认可，这也是他立足刘备集团的根本。

诸葛亮深知关羽在刘备心中的地位，主动致信关羽，赞其“绝伦超群”，暂时安抚了这颗自负的心。但关羽复信羞辱盟友孙权友善求婚的举动，无可挽回地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外交上的愚蠢，终于导致杀身之祸。在诸葛亮眼里，失去关羽事小，失去荆州事大。然而无法任用赵云，终于让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受到无可挽回的连锁打击。

诸葛亮在自己提出的《隆中对》上，已指出刘备集团发展的核心基石在荆州。但在刘备邀其入川，让其“自量才委用”时，却错把荆州守将的任命交付给了关羽。对于这个托付，已经显示出诸葛亮虽然谋略过人，但在识人和用人方面比刘备逊色许多。刘备只是让关平托书，诸葛亮的过多思考，认为刘备是暗示让关羽留守。诸葛亮如此考量，多数与他的地位有关系。

三国历史中，直到刘备死前，诸葛亮在蜀国大臣中的地位并不是{zg}的。刘备三顾茅庐得了诸葛亮，却并没有给予这位27岁的谋士太高的地位。刘备集团入主西川后，实际更信任庞统、法正，诸葛亮不过在二线主持后勤和安抚工作。或许这让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不得不做过度的考量。

然而即便刘备真有如此暗示，在《三国演义》中，他还是给了诸葛亮量才任用的授意。诸葛亮在托付关羽后，一听云长“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的口气，已经意识到关羽在治理荆州的认识上有问题。然而此时欲待不与，其言已出，只得明示关羽以正确的战略。然而任何战略都要量才而用。诸葛亮明知关羽性如烈火，为人刚愎，并不适于在荆州这个三国对峙的风口浪尖，但终于还是没有改变主意。荆州之失，诸葛亮其实要负主要的用人责任。

夷陵之败后，诸葛亮想到自己未能劝阻刘备为复仇而出兵东吴，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记载，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一方面表面了他对于任用人才的权力局限，另一方面，说明诸葛亮在关键时候不如法正、庞统等人那样敢于直言，这倒也是刘备在使用他时另有考虑的原因。

诸葛亮用人的局限性

深刻的战略洞察力、高超的外交能力，未能弥补诸葛亮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欠缺。从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上，刘备时代虽然已经面临人才缺失，蜀国成为三国中{zx0}衰亡的一方，人才最为匮乏是其主要原因。但这人才匮乏的背后绝不仅仅是荆州之失，白帝城刘备托孤之后，诸葛亮再未建立起有局面的人才队伍，才是蜀国颓败的根本原因。

与自我约束极强的诸葛亮相比，刘备和曹操的用人观似乎都有些不择手段。曹操早年招募众多人才，又吸纳众多降将，没有诸葛亮那么多品德的追问。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求贤若渴的曹操在两次发布《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德令》，进一步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都有德行。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是一种权术上的宽容——并非对于德行无动于衷，最重要是为己所用。他能任用在檄文中辱骂自己三代的陈琳；能厚待杀了自己长子和爱将典韦的张绣。张邈叛变，劫走毕湛的母亲弟弟和妻子，曹操考虑到孝道，对毕湛说可以去张邈那边。毕湛表明自己并无二心，但转身就跑，还又被曹军擒获。众人以为毕湛口是心非必死，但曹操却任命他做鲁相，理由是“人能孝敬父母，难道还不会忠于国君”。在年轻时的曹操看来，任何人都可能有异心，自己以恩待之，时间将会改变降将之心。

王安石在《诸葛武侯》中写道，“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虚心是“权力的虚心”，是刘备之于曹操的另一种不同的权术和驾驭方式，并非寻常人的真诚。千金买马骨的故事让这些力图获得天下的人意识到，自己对人才的态度，将会影响到更多人的流向，而这些人就是他争夺天下的工具。

如果说刘备和曹操善用权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诸葛亮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刘备对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评价，诸葛亮并没有放在心上。其实马谡才华横溢，在七擒孟获战争中定下关键谋略，并非不可大用。但他只是优秀的参谋人才，并不适合去前线独当一面。

街亭之失，其实是把荆州托付关羽的重演，问题还在于诸葛亮用人不当。错便错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不给人以机会？当年刘备夷陵之败，黄权被隔在江北无法退回，不得已投降曹操。刘备尚体恤黄权的难处，知其不得已才投降曹操。诸葛亮却全无刘备的气度，蜀国本来已人才匮乏，诸葛亮先杀刘封，又杀马谡，看似维护了军纪，但他却没有看到自己痛哭的同时，10万大军也在为马谡落泪！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同样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开拓性的统帅人物，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类似的人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魏延的态度。

仅仅因魏延是降将，诸葛亮便斥责其品行，“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按这个标准，向刘备献地图的张松当是{zd0}的不仁不义。若诸葛亮是刘备，哪有接纳地图，夺取西川的可能？又哪能容黄忠、马超等一干降将？刘备晚年重用、富于冒险精神的大将魏延，一生参与平定四川，夺取汉中，七擒孟获，北伐中原。但这一切功绩和忠诚都未改变诸葛亮对他的成见，甚至在退兵时错误任用杨仪这样的小人，激发内讧，杀死魏延，导演出蜀国后期{zd0}的冤案和悲剧。

所谓反骨说，自然是荒谬不经。对于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奇袭之策，也本可以商榷。魏国灭蜀，正是邓艾率奇兵深入蜀地，直取成都。或许人才济济的魏国和阿斗昏庸的蜀国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毕竟体现手下的勇敢效命。诸葛亮仅仅一言以否之，魏延心怀不满，难道不是人之常情？

如果说诸葛亮在用人方面颇有局限，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则是彻底的失败。从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到命陨五丈原，27年时间，诸葛亮竟然没有能培养出一个自己的接班人。终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一说。

姜维算是一个反证么？对于这位不得已而投降的将领，诸葛亮非常欣赏。亲执其手曰：“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诸葛亮本是一朝统领人物，培养人才和接班人，本应是梯队式。对姜维这番话，却近似手艺传人。姜维本人颇有才华，忠心不二，的确是值得重点培养的人物，但直到五丈原即将去世，诸葛亮才想到授姜维以兵法，全无人才的培养规划。更是令人欷歔不已。

诸葛亮在人才培养上{zd0}的问题，便是不肯放权。当二十军棍这样的小事都要亲力亲为，那些具有才干的将领们的压抑感可想而知。诸葛亮的管理今天看似扁平化，但他处的时代，却注定无法取消官僚架构上庞大的中间人员。养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信。结果是劳心劳力，效率低下。统帅过于专权导致的空间挤压，更给下属以强烈的不信任感和不满，xx抑制了接班人的诞生。而一旦下级xx失去发展的空间，最终的压力总会反弹。

相比刘备重用黄忠，曹操重用张郃，刘备就算再留给诸葛亮几个魏延又如何？历史上和演义中被过度美化的诸葛亮，或许更多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品行的守成幕僚人物。这样的人却非要一统天下，终于将六出祁山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个人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