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刘瑜的字里看到一个故事：

06年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个清洁工被发现在工作时间在走廊沙发上呈现睡觉姿态，学校就把他解雇了，因为他上班睡觉。事实上， 此人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他说他不是在睡觉，是晕倒了。在他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证实病情之后，学校坚持解雇他。

之后，这个清洁工找到工会投诉学校的行为，工会将此案交与劳动仲裁，并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参与者包括了哈佛的教授和学生。学生还积极写稿，配合工会的行动。

结果是，在工会、师生、以及市政府的一致施压下，哈佛重新聘用了这个连英文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清洁工，并且补偿了他辞退这几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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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在校内的分享中看到一个消息：

南师大一个学生在宿舍洗澡时因为热水器漏电触电身亡。事故发生后没有任何的紧急处理机制发挥了作用（校医、救护车等）。而这个年轻的生命逝去后也没有引起所谓相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和社会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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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xx痛心的是：

彼岸一个清洁工被解雇尚且能引发游行、示威、抗议；而此处一个大学生，在象牙塔的大学里生生地被失去了生命，却没有多少人在意，没有多少人叹息，更没有多少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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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我的大学，曾经的那些抱怨看似不过是娇气，然而那些琐碎本质上却是遍布这片国土不负责任。

我想起曾有孩子在新建成的质量堪忧的宿舍里洗澡时被突然掉落的淋浴头直接砸中，所幸没有大伤；我记得舍友在半夜急性肠胃炎时压根找不到任何的校医或是保安，甚至我们打电话给120时得到的回应是“江北没有救护车”，于是，在那个下雨的深夜我们借用楼下宿管阿姨的自行车（因为偌大的校园里不知何故居然不让学生骑车）将她推了一公里送去学校外面镇上的医院，一个人推车，另一个在边上打伞扶着她，也所幸室友只是吃坏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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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一阵看到个新闻说，一个开了家资本管理公司的Yale MBA毕业生，中国人，捐了耶鲁接受得{zg}额个人捐款，888万美金。

有人觉得愤怒，在中国读了十几年书，在美国就读了两年MBA，就把钱全捐给美国了？真是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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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说，美国学校选学生，看重的是他们的潜力；给学xx奖学金，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他们的投资。学校要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要让他们觉得在这个学校的这几年学业上时有收获的，对人生是有意义的，让他们以后回想起来觉得这是人生一段美好、重要的经历，是感谢学校的投资和培养的。这样在他们有成就之后，就会想要以各种方式来回馈学校，让后来的学生也能有机会在这个学校里体验这样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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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捐款，是因为不会忘记学校给予过的美好生活。

而我不会忘记的，是在雨夜推着室友去医院。就像南师大的孩子们不会忘记的，是一个朝夕相处的朋友死在了自己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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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与我的关联或许不过是我也曾在流程固定度过自己的大学四年。然而实质的关联，实质上它与每个人的关联，是我们都是一个P民。一个生命权生存权被漠视的P民。

当我说我觉得中国很乱的时候，朋友说，中国怎么乱了？我没觉得呀，是你那治安不好吗？

这不是治安的问题，是安全感的问题。想一想，若有新闻说美国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你立马会觉得彼岸很乱。但看看，中国，有多少耸人听闻的事情天天上演，你却视而不见。疫苗是有毒的，大米是有毒的，菜油是有毒的，上学会被砍，上了大学也不见得安全，不上学有黑煤窑、血汗工厂等着你，出门公交车会自燃，不出门也躲不了日益频繁的地震洪水干旱（而且坚决只看成的天灾，不反省存在任何的xx），更可怕的是你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之处居然还有人要把你扔进监狱。

你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活到了今天。而你有什么特别的身份或是权力能得到眷顾？在这个生命被普遍漠视，私权被彻底剥夺，责任感广泛缺失的土地上，你知道，下一个，就不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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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那篇文字是说黑煤窑的奴工的，她认为那些工人缺乏保护自己的力量，只能等到“引起领导关注”了，才有被解决的希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缺乏保护自己的力量。只有一个社会具有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够申诉自己的冤屈（就像那个被开除的清洁工能找工会投诉），别人对其的支持能有光明正大地喊出来（就像哈佛师生游行支持清洁工），弱势群体——我们每一个平民的利益才真正能得到保障。

刘瑜说：“可悲的是， 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 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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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命逝去了，除了写这些字，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或许南师大的热水器隐患依然没有被认真清查；就算热水器查清楚了还有其他的未知凶器横在前方看不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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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去论及制度如何，只是那一点点的人性。

当一个孩子死去，请那些只想着推诿或是封锁或是“与我无关”的人去设身处地，倘若这是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你捧着怕化了放走怕飞了的那个，你这辈子最心疼的那个，你生命中{wy}的那个……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点点的心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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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文章的{zh1}，刘瑜说：“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