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林彪、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xx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

　　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xx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xx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xx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xx是一部脱离xxx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xx谁、保护谁的蓝本和xx符。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dy}张所谓“xxx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xxx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xx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xx”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xx”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

　　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xx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xxx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xxx，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xxx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xxx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xxx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xxx是天才，拥护xxx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xxx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xxx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xx的论点。他指出，天灾xx，xx是为主的。xxx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xxx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xxx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lx}、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xxx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xx”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xxx。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xxx的警觉。

　　xxx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xxx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xxx所不愿意的。因此，xxx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xxx的班，夺xxx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xxx，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

　　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xxx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xxx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xxx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xxx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xx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xxx列宁主义、xxx思想的旗号，迎合xxx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xxx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xx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xx计划，是在林彪探得xxx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xx的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叛逃，结果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xx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xxx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xxx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xx“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xx正确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xxx不会同意的。xxx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xxx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

延伸阅读——

江青如何在林彪覆灭后成为第3号人物的

xxx、林彪、xxx、江青

　　核心提要：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文章摘自《“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xxx、xxx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xxx、xxx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xxx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xxx和xxx了！

北京传言颇盛：“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xxx小二十一岁，比xxx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wp}”——xxx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xxx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同志大会，伟大{lx}xxx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lx}xxx”、“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xxx”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xx新贵”。他们借着“xx”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df}。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dy}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dy}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xx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xxx、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xx期间，一伙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xxxxx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发生在1973年6月11日深夜的“逼宫”事件，就是他们阴谋的真实记录。本文作者武健华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他将有关内情予以披露。

　　xxx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xxx、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待xxx、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总理刚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专横地对周总理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还有她的‘后台’。”这时，从会议室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抽噎地对他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总理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叶剑英、汪东兴表示同意。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着说：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无奈，又出了个主意：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该是周总理服药的时间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轻轻地开门进去。当张佐良走近会议桌时，江青阴沉着脸装腔拿调地问：“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张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周总理吃完了药，谈话开始。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又厉声喝叫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

　　“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个事先商量过没有？”江青紧追不放。

　　赵柳恩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见赵柳恩敢顶撞她，拍着茶几就跳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朝门外使劲吼叫：“来人哪！”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住手！”大声喝住了军人，挥手指使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时总理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厉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

　　沉静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jd1}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事实已很明朗，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江青又转换话题，更加无理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她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无中生有的“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

　　能迁就的问题，周总理总是让她几分。总理离开会议室，让卫士高振普把许奉生接来。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知道江青要自己到她身边工作，哭了，说：“不去，不干！”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地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周总理再一次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又说，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进入东会议室，六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什么颐和园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江青边吃边对叶帅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所谓“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她说，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xx。要把这些军代表请出去，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无中生有的事情。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走到17号楼东门口时，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叶帅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xxx汇报。

　　周总理说，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