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由相比，庸俗真算不了什么东西。

                                                 --------木木

因广电总局一纸公文，《非诚勿扰》被迫整顿，现在又传出消息，说这档收视率极高的电视相亲节目已经停录。在《非诚勿扰》最最火暴的时候，关于这挡节目，我听到的最多的批评是“娱乐至死”，但现在想到的却是“娱乐之死”。

《娱乐至死》是一本好书。作者尼尔·波兹曼，美国人，他出版这本书时，也就是1985年，电视机已在美国相当普及，包括政治、宗教、教育在内的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由于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因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为此，尼尔·波兹曼感叹道，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波兹曼是美国人，他写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他没有到过中国，如果他在八十年代之初也像安迪·沃霍尔一样到过中国，他可能就不会发出娱乐至死的感慨。那时的中国，不但电视机少的可怜，就连一般意义上的娱乐都很少。我的一位老师，因为在宿舍里唱了一首《康定情歌》，而被视为传播低俗文化，剥夺了当年参加高考的权利。我的邻居，因为偷看从深圳传过来的香港录象带，而被送进了看守所。

巧合的是，也正是1985年，后来被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这是当代思潮的一个转折年。我们可以去读一下另一个叫佐亚·科库尔的美国人写的《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而在中国，则出现了后来影响深远的“85思潮”。“85思潮”的核心是，我们必须打破旧的左的思想束缚，向西方学会自由表达。百度一下，那一年，那个叫孟非的男孩正在南京的一所中学里“好好读书，天天向上”，而那个叫马诺的女孩还没有出生。没人知道，二十五后年，他们会因为一档电视相亲节目而成为中国当红的娱乐人物。

在这二十五年，中国的娱乐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但普及了电视，还进入了以网络为媒介的一个全新的娱乐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曾出现过的各种与传统道德、传统价值观，传统思维表达方式不一样的现象，也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切的一切，我们仿佛是在复制着别人走过的那条路，以至有人提出警告，小心“娱乐至死”啊。然而，不同的是，在西方，政府并没有因为有学者说娱乐至死，就去直接干预娱乐，而在我们这里，一切关于娱乐的批评包括“娱乐至死”成为了政府下达公文的{zh0}的理由。显而易见，我们这里的娱乐只是表面的娱乐，有限制的娱乐，而娱乐至死的前提，充分的娱乐自由，在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所以，担心当下中国社会是否会娱乐至死就显得那么多余，在娱乐至死尚未发生前，娱乐本身可能就已经死亡了。亦或，他们担心的因娱乐致死的东西，并不是尼尔·波兹曼所阐述的，而是他们在娱乐之前培育的权力和秩序。当娱乐成为一种自由的力量，它可能同样会在无声无息中摧毁那些束缚人类自由的东西。

充分的娱乐自由，不仅仅体现在作为一个娱乐节目，它的具体内容里，还表现在大家都有娱乐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指《非诚勿扰》的嘉宾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表现在其他电视台也可以办类似的相亲节目。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其他电视台也一哄而上也搞相亲节目，以至打开电视，仿佛全中国人民都在玩相亲似的，广电总局也许不会下达整顿的文件。然而，我要说的是，这种泛滥正是娱乐自由的表现。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已经阐述了电视娱乐和商业的关系。娱乐自由的背后必定是商业的自由。在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哄而上的情况并不可怕，市场自然会去调节。当猪肉涨价，大家一哄而上纷纷去养猪，第二年，猪肉的价格必定下降，养猪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许多，还在那里继续养猪的，必定是养的{zh0}的。这就是优胜劣汰。娱乐市场同样如此，没有充分的自由的竞争，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优胜劣汰的，而现在我们选择的却是政府干预，并习惯于此。而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喜欢干预，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政府，他们总是有他们毋庸置疑的理由。

还是让我们先获得选择食物的自由吧，然后再来奢谈鱼翅鲍鱼吃多了也会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