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百年（2005年为《上海星期三》写）

    100多年前，上海滩上就出现了像卖“老刀牌”香烟、“三北盐炒豆”一样挎着个留声机的外国小贩，你付点钱，他就给你放上一段“洋人大笑”的唱片。这是在中国土地上首次出现的唱片。不过只是洋人录来给中国人听听的洋唱盘，与中国唱片无关。

    1904年美商胜利唱片公司在华录制了绰号“老乡亲”的京剧大师孙菊仙《举鼎观画》、《捉放曹》等唱段的唱片，写下中国唱片的{dy}页。1907年法国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京剧大师谭鑫培灌制了《洪洋洞》、《卖马》，正式拉开了中国唱片工业的序幕。这个时候离唱片问世不过十年。当时中国唱片与世界唱片几乎同步。

    过了十多年，法商把股份卖给了英商。在现在衡山路811号的60亩土地上造了小红楼和唱片生产车间（即靠近肇家浜路的2层红砖厂房），最终成为现今世界唱片巨头EMI百代公司。几年前改造成绿地时，EMI百代怕小红楼要拆，曾经向上海唱片公司要求给他们留三级木楼梯做纪念。

上海作为大都市的“三有(人才、氛围、市场)”成为中国唱片工业的摇篮

    上世纪初，上海作为与巴黎、伦敦、纽约、罗马齐名的五大国际都市，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所特有的人才、氛围、市场，成为中国唱片业的摇篮。

    本来上海就是上世纪初五大国际都市之一，是亚洲的中心城市，作为“冒险家的乐园”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各国侨民。除了赚钱做生意之外，他们还需要酒吧、舞厅、俱乐部等夜生活。像现在上海各宾馆的酒吧、歌厅一样，大量受过美式流行音乐训练的菲律宾乐手到上海谋生；1918年以后又有白俄逃亡贵族涌入上海；二战开始了，上海又接收了避难的犹太人。其中好多人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必须把音乐当成自己在上海谋生的手段！这样就造成了上海娱乐业的高水准繁荣，造成了流行音乐发展的良好的氛围，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流行音乐人才的生成。人民音乐家洗星海、聂耳、贺绿汀以及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严华都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上海滩的。

    同时，作为商业中心，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二三十个私人的商业电台，从早到晚就播放商业广告和文艺节目，文艺节目中除了地方戏曲之外就是流行歌曲了。当时的电台不是放唱片，而是由众多的歌咏社和乐队唱现场。歌星周璇、白光、姚莉、张露（香港歌星杜德伟之母）、吴音莺、龚秋霞都是在歌舞团、电台、舞厅唱红了，进了录音棚再走红而成了大歌星的。

    其实旅居中国的侨民主要是上酒吧、舞厅、俱乐部听听而已，不大会购买中国唱片。但寓居上海的有钱人的少爷、小姐和洋行里的“老克勒”对时髦的留声机、唱片情有独钟。作为时尚之都的上海人的时髦玩意儿------跳舞、听留声机，必定影响想学洋派的其他城市的有钱人家的年轻人，就这样，唱片打开了颇大的中国市场，上海就成中国唱片工业产生的催生婆和发展的摇篮。

    鼎盛时期，除了以鸡为商标的美商胜利和以狗为商标的英商百代的鸡狗之争外，还有高亭、大中华等等二三十家民营公司和皮包公司，无一例外的全部设立在上海。由于唱片公司多，各想各招，内容丰富多彩。

八十年代初我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唱片公司之初，社会上有一位收藏唱片的老先生，生怕一生珍藏的唱片死后失散。决定捐献给唱片公司，我陪伴老前辈吴震去接收，就看到颇多珍贵唱片。有四大名旦一人一句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有用古朴的苏州码子记数的老唱片。虽然是外商和民营，也不乏有识之士。其中还有为前交大校长唐文治录制的《中国古文吟诵》的八张粗纹唱片，以保留国粹。我对吴老说：“我们应该趁早把这份遗产保存下来？”吴老很激动的说：“我们如果没有想到也罢，不懂也罢。我们在这个位子上是明白的也想到了。如果不做，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犯罪！”

    后来吴老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也批准了。我们的科长也通知我着手去联系。我上复旦大学找中文系领导。复旦大学也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麻烦老先生们的要紧事，叫章培衡先生去和他的老师蒋天枢老先生打招呼，让朱东润老先生的研究生对朱老讲，我上泰安路周谷城老先生家，找还没有就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周谷老，周谷老也很有兴致。还对我讲了他与xxx的许多故事。

    一切就绪了，也是我多嘴，跟一个就要调动岗位的领导说了。结果本来不管报批计划的他说话了：“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没有调走，就不通过我了？”后来，唱片公司领导通知我暂停，而中文系的领导催我：“{zh0}夏天之前录制，老先生们能不能活过这个夏天也成问题。”我那个朱老研究生的同学也催我：“老先生现在天天早上起来还吊嗓子！赶紧录好了，也了了他们的心愿。”结果一语成谶，这么一件要紧事让人无聊地给搅了。搅事的莫知莫觉，我一直内疚于心。

中国唱片工业的后两次大发展

    中国唱片的前五十年虽然公司够多的，但是大多是草根性公司、皮包公司。许多东西不规范、很粗糙。好多明明是票友唱的，却标上“老乡亲”孙菊仙什么的。所有这些公司加起来，不及百代公司的一个零头。

解放战争时，搜寻战利品不止是武器弹药，人民解放军更想为自己的广播电台缴获一台钢丝录音机。打下济南，光有录音机不能用，攻占北平是才找到几张美国进口的录音腊片。录下了xxx在全国政协{dy}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天安门城楼上xx的宣言！后来出版了珍贵的文献唱片。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军管会接管了大中华唱片厂，改名为人民唱片厂，划归中央广播事业局管。后来又陆续兼并其他唱片厂和唱针厂，成为中国{wy}的一家唱片生产厂家。1955年更名为中国唱片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唱片社、中国唱片发行公司。{zh1}改成一个总公司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分公司。把北京xx牌厂收编为北京唱片厂，并在成都、宁波、南通设立了唱片厂。不过只有上海的中国唱片厂生产胶木的大密纹，其他都产生塑料薄膜唱片。

    塑料薄膜唱片的问世是后五十多年中{dy}次大发展。五十年代初唱片是每分钟78转的粗纹唱片，一面只能放3~5分钟的一首歌。局限性太大，后来唱机变成78~33又1/3转两种速度，唱片有了中密纹，一面能放14分钟了，能够容纳大一点的作品了。但是当时的唱片好几元一张，一个学徒工一个月津贴不吃不喝买不到两三张。唱片还是有钱人的xx品，至多大的国营企业的广播站可以购买。而薄膜唱片三五角，少抽一、两包烟，就可以买来，想让它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

    所以七十年代下半期，上海时兴带唱机的组合喇叭箱，唱片正式走进寻常人家。上海的中国唱片厂的中华牌唱机供不应求，要凭结婚证领票才能供应。唱机热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富裕起来的苏北地区还有这样的风俗：外甥盖房子结婚，娘舅要送电唱机！

    电唱机时兴时它的克星盒式录音机已然冒头，1978年末一种被称为砖头录音机的日产“小三洋”，开始在刚刚落实了政策的有钱人阶层风行。当时独霸天下的中国唱片公司有了竞争对手----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绕过没有自己的唱片厂的局限，直接出版了盒式录音带。并凭借南风窗，靠近流行音乐发达的香港，学会了最简单的包装方法，推出了郑绪兰、沈小岑等歌星。出版的录音带比中国唱片公司的5.50元要贵1.30元，买了录音机的年轻人还是争相购买。风头压过了一本正经的中国唱片公司。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奖金提高，唱片购买力大幅度增长，中国唱片公司用张行的《迟到》的百万销量打了翻身仗。而过了不久，太平洋老总轻率地把一个香港骗子介绍成自己太平洋股东，让人家用8万元一船的菲律宾垃圾烟草骗走了广州烟厂260多万美圆，吃了挂落，从此风光不再。虽然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唱片公司更多的对手成长起来。加上盗版猖獗、港台版xx横行！薄膜唱片和唱机的热头过去了，不仅中唱，整个中国唱片产业在八十年代末都陷入低谷。

    1991年底。唱片《红太阳-----xxx颂歌新节奏联唱》横空出世，四万成本的制作费，正版发行近600万盒，净赚了上千万。许多家庭是因为买了《红太阳》去添置了录音机！所谓《红太阳》走进千家万户。许多音像公司跟风也小赚一笔，有的省份的音像公司用TDK的磁带做盗版就卖了200万！《红太阳》一时救了整个唱片业！而后就是四大天王的引进版大卖和1993年大陆原创音乐崛起。其实大陆原创音乐崛起有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原因：当时的盗版商看不起大陆原创音乐，眼睛盯住的是引进版，最初的李春波们《小芳》逃过一劫。等到他的《一封家书》出台。因为大陆原创音乐崛起而喜气洋洋的中国唱片业又陷入低潮。

近年来电脑的大普及的环境，对中国唱片业而言，是喜忧参半，一方面电脑自带的CD机使载体从录音带升级为CD。加之CD已经调整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现在盗版减少，销量上升。另一方面，MDj机代替了随身听，网上下载，又让他们的利润流失。

    但是面包会有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唱片工业百年的安然运行，是他们又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