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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校园屠童事件、富士康的N连跳等极端事件触目惊心！只要是心智没有xx偏离正常轨道的人就会明白：这些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现行体制下，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必然结果！茅于轼先生说的“政府不讲理”可以说是社会矛盾积聚的罪魁祸首！在化解民怨方面，我们现行的体制的确连古代击鼓鸣冤、公开审理纠纷的制度都不如！

针对校园屠童事件，公安部开出了“严打、严防”的xx。我感觉这个xx存在很多问题：严打打谁？怎么打？严防防谁？怎么防？打老师一拳，踢学生一脚判他十年？先下手为强，像毛时代一样，全国找“坏人”，把“坏人”控制起来，或者干脆敲死算完？用堵的办法，得筑什么样的“坝”？四处漏水，堵得过来吗？把学校里面的孩子、教师保护好了，学校外面的呢？连死都不怕的人你怎么严打？凌迟、车裂、鞭尸......？

严打本身就违背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是对法律的绝妙讽刺！不正视社会现实，不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不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搞什么严打、严防，将压力层层加码转移到基层，煞有介事的搞什么责任追究，这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吗？“上面”的责任谁来追究？如此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会不会适得其反，培养更多的xx者或xx者？

当撒谎成为社会常态，普通百姓生活艰难，有冤无处诉，有理没地方讲，普遍缺乏安全感、幸福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本质问题有些人不是不知道，但为了眼前的既得特权与利益，利令智昏，瞎话连着瞎话，谎言套着谎言，糊弄一时算一时......

尽管现代信息的传播已经相当发达，但有些人还是愚蠢地遇到问题习惯捂盖子，能骗则骗！那些极端自私、愚蠢而且寡廉少耻的政客，还在用一套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虚伪的理论继续忽悠民众，继续进行厚颜无耻地表扬与自我表扬，这种行为无异于xx和xx！

附：

公安部教育部要求严打严防校园安全事件

　公安部、教育部5月12日下午联合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上强调，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

　　孟建柱指出，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到位。xxx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周永康同志等中央领导对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担负起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的重大政治责任，从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工作部署、措施落实等各方面，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情况逐一进行对照检查，深入查找薄弱环节，狠抓各项措施落实，防止再次发生侵害学生和幼儿园人身安全的恶性案件。

　　孟建柱要求，要把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进一步落实到位。要继续下更大的力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涉及学校、幼儿园的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集中组织整改。尤其对乡村、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的学校、幼儿园，私立私办的学校、幼儿园、托儿班以及各类课外班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点。要严格落实学校、幼儿园内部防范措施和门卫、值班、巡逻、安全检查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学校、幼儿园的自我防范能力。公安、教育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加强监督、检查、指导，加强对内部保卫人员和保安员的培训，提高防范犯罪、制止犯罪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孟建柱强调，要把校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会同综治、教育等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学校、幼儿园周边治安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密治安防控措施。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要始终坚持严格管理社会治安方针，进一步加强巡逻防控和治安盘查，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周边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孟建柱要求，要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位。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孩子的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基层组织，进一步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的责任落实到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委会、治保会等基层组织，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到每一所学校、幼儿园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对乡镇、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等安全防范工作薄弱的学校、幼儿园，要实行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严防这些地方学校、幼儿园再发生类似案件。对学校、幼儿园周边治安秩序长期混乱、刑事治安案件频发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孟建柱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要坚持一手抓打击防范，依法严格加强社会管理；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对待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加强基层工作，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的优势，深入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和单位、家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社情民意，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刘金国，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出席会议。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主持会议。公安部、教育部有关局、司主要负责同志，省、市、县三级公安、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基层派出所所长在各地参加会议。

近年来中国政府主要严打斗争

“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而依法进行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近年来严打主要针对“扫黄打非（非法）”活动。

　　“严打”是迅速扭转地方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但也绝非长久之计，而且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较容易产生错判情况。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4年 中共中央部署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此次“严打”斗争的重点是：“严格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xx的司法官员和法律界专家认为，这次“严打”与整治并重，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将着重解决导致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标本兼治，目标就是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2001年 新世纪严打

我一直不认为严复“民智未开”的说法过时了。“民智”开化的程度不取决于“民”而取决于“上面”。回首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何时有过开“民智”的诚意和举措？近百年来，我们也曾有过逼迫开“民智”的历史机遇，但每一次的机遇都毁在“愚民”们自己的狂热中。最近一次的开“民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但同样功亏一篑。为了“稳定”，此后的“愚民”方式更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各种乱相是20多年来的“愚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愚民”们看似便于管理，但“愚民”们是最没有确定性的，因而实际上是最不好管理的，近期接连不断的屠童案就是{zh0}的说明。20多年来“愚民”的结果是今天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看到xx拿着“钢叉”在教室示范演练的照片，让人恍如隔世，毛骨悚然，恍惚间仿佛又回到水浒梁山好汉的时代。

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没有民众的参与断然是进行不下去的。“革命”是非理性的，“民主”就是人类检讨这种非理性后，确立的一种非暴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文明方式，并在实践中也证明了社会的进步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改良”或者”“改革”是理性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这样的“改革”，包括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因为“民众”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因而改到{zh1}注定也只能成为“改革”的受害者。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从它们的动机看都是为“上面”服务的，即为了更好更长久的“坐稳”天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改，没有出路，改了，“天下”就乱，因而更容易失去“天下”。由此看见，为了“稳天下”而不是为了民众福祉的“改革”，结局都大同小异，并且最终似乎只有诉诸“革命”方可收拾“改革”带来的乱相残局。历史证明，改革方案的设计如果注入了投机取巧、华而不实、避实就虚、违背民意、忽悠民众的任何一个因素，就有可能使“改革”走向改革者初衷的反面，有时甚至会形成由点到面波涛汹涌的连锁反应和“蝴蝶效应”。中国的历史迄今为止是一部“革命”屡屡成功而“改革”每每失败的暴力史；只有无数次成功的“革命”而没有一次真正成功的“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有的变法和“改革”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和这次变法相提并论。这次变法运动，超出了以往富国强兵的变法俗套，也超出了今天“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浅层“改革”；它“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即中国迄今为止{wy}一次针对“政治体制”的变法。只有这次变法运动，首次提出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为的是推动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的行列。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也就从此告别了“革命”。这意味着中国早已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民主”自然也不是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了。

儒教下的中国，“国情”、“民情”确实特殊。前苏联的解体伤害了中国人只求“大而全”的感情。只要大，只要“大一统”，做牛做马，受苦受累也心甘情愿。在《设想一下：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一文里，我指出过，假如没有儒家和后来的儒教，有一点敢肯定：在今天太平洋西岸（包括太平洋中西部的大小岛屿）xx广阔的土地上生存着一个xx强大的民族。它的疆域可以任你的想象去扩大，而{zd0}的可能是，在这块xx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统一文化背景下的若干个强大国家，类似今天的西欧、北欧，但要比它们强大得多。

这句话就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那么“民主”真正到来之后，中国是不是还像今天这么“大一统”？这很难说。前苏联的解体就是“民主”惹的祸。

历史和文化都不能假设。中国一次次变革的失败说明，儒教下的中国，除了“革命”似乎没有“改良”的可能。

中国人喜欢“革命”并非因为他们性格中都有暴力倾向，相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柔顺的民族。他们喜欢“革命”实则是懵懂、愚昧的表现，要么一呼百应，要么万马齐喑。历史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革命”对民众其实并不会带来多少好处，但他们依旧那么迷信“革命”。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看，中国文明的进程往往是被“革命”打断的，尤其是近一百年来发生的“革命”，它们非但使中国取得进步反而使中国一次次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那么，中国要进步，出路不可能再是“革命”，{wy}的出路就是重温“戊戌”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社会。

然而，我们的民众们似乎是不喜欢至少是不适应“民主”的。他们既渴望“民主”，也想真正当家作主，但又特别喜欢宁静稳妥的田园牧歌，喜欢在鞭子的驱使下欢天喜地地干活、唱“红歌”；把“民主”社会中的一些常态看做“稳定”的大敌。看到泰国红杉军上街对抗政府，看到希腊也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善良的民众首先就颦眉挠腮、痛心疾首起来。本来，这是“上面”的用来证明“决不”的{dy}手好材料，但我们的民众却自觉替“上面”的分忧解愁。这正应了林语堂所说的：“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他们本身是{zd2}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难怪清华的两奴才文人又开始“胡说”了，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民众们太“弱智”，“每每拿绅士的想法当做自己的想法”（鲁迅语）。

有了这么一群替“上面”分忧的“弱智”民众，“民主”自然会变得遥遥无期。

在“民智未开”的国度，理性的“民主”要比暴力“革命”艰难百倍，因为“民主”需要个体的觉悟而“革命”只需要集体的狂热。

自从有了“民主”这个说法起，中国实现“民主”的阻力始终来自“民智未开”的“下面”，而“民智未开”的原因不在于“民”而在于“上面”。所以，中国要想实现百年来的梦想，必须首先要放弃害人害己、事与愿违的“愚民”政策。只要真正有了广泛的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流，贪官们才会有所收敛，民众才会在比较中变得成熟理性。

继续“愚民”就等于纵恿“xx”默认“革命”。

一副有意思的对联：

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
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

一项不容乐观的统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xx，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

根据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14个地区168所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的抽样检测，发现有51.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其中，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2.49%的教师已经构成“心理疾病”。

我国精神病患者超1亿 1600万重症患者监护不力

[导读]专家指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5月19日，云南省沾益县盘江镇龙凤村精神病患者茹某用自制梭镖杀死本村村民一人，砍伤两人。

5月23日，广西柳州市柳江县里雍镇红花村精神病患者张某打人，致一死二伤。而这已是张某四年内第二次行凶。2006年8月，张某打死自己的母亲，其妻因劝阻被他用刀砍成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14岁的女儿也被他砍中，还有一村民也挨了他一刀。

5月2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一男子用剪刀杀死12岁女儿的同学丁某，又杀死自己13岁的女儿，然后从自家五楼阳台上跳下身亡。据警方透露，该男子生前患有精神病。

在数日内发生的多起精神疾病患者行凶xx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种种事实表明，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有关专家指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精神卫生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在救助、监管普遍不力的现状下，精神疾病患者失于监护，导致发病肇事、危害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分析，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

专家指出，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xx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xx包”。

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通过对1984年至1996年共13年间的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得出结论：在接受刑事被告精神鉴定案的1515例中，患有精神疾病者1248例，约占82%。而这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共占94.1%。而如果精神分裂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发生人身伤害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在50%以上。

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基层民警说：“根据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作案手段残忍。同时，侵害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但多是与精神病人经常接触的家人或周围邻居或同乡；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和无目的性，防不胜防。多数案例后果严重，社会危害大，给被害人亲属及周围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

多块短板亟待弥补

频频发生的精神疾患恶性肇事背后，是当前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受访专家分析，首先，防治体系薄弱，专业机构及人员严重匮乏。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

其次，我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这影响了对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xx、求医、就业、救济以及不受歧视等。精神疾病有不同于一般残疾的特殊性，若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涉及精神病人救助的各部门只能按一般残疾人的规定来对待和处理，这种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具体问题很难解决，因此迫切需要立法。

早在198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学教授刘协和就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先后修改了十余稿。但历时20多年，至今仍未出台。相关法律的缺失，形成了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个别患者自伤、xxxx人、伤人等意外情况难以防范。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对于精神病患的救助、管理机制严重缺失。

解决部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问题，首先要通过系统和规范的xx缓解和控制其病情。但由于精神病人中80%需终身康复xx，这使许多患者家庭难以承受长期的规范化xx。

《瞭望》新闻周刊从一些病人家属处了解到，当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果住院xx，每年至少需要数万元；即使采取“家庭病床”xx，每年最少也需1万元。由于xx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

目前的现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重性精神病人肇事惹祸之前，没有专门机构对其行为进行监管，也没有相关救治经费。一旦肇事惹祸，公安部门会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鉴定。如果确定当事人在肇事惹祸期间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将不负刑事责任并被遣送回家，形成精神病人肇事“事前没人管，事后也没人管”的局面。

各地探索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种种短板和漏洞，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已进行了不少探索和尝试。

例如，针对仅2006年一年全省就发生肇事肇祸精神病人xx、伤害案件百余起的现实情况，江西省认识到，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这件事政府必须管，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出。

江西省明确了收治管控精神病人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各级综治办牵头组织，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公安机关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列为重点进行管控，并负责强制收治；卫生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测，督促精神病医院做好鉴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门负责流落社会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以及无法查清原籍和监护人的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由所属精神卫生机构接收xx；残联对xx出院后生活贫困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免费发放维持xx的基本xx药品；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按政策落实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报销；财政部门负责核拨收治管控经费，加强资金监管；社区居(村)委会负责协助开展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祸危险性评估、随访管理、应急处置。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摸排鉴定，按照“街不漏巷、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开展全面排查摸底，做到情况明、底数清；二是集中收治，对经鉴定确认发生过肇事肇祸行为或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特别是对有过打人毁物，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集中送往精神病医院xx，精神病医院要无条件地收治；三是分类管控，确保肇事肇祸病患不脱管、不失控。

据统计，在相关措施出台之后，江西省2007年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比上年分别下降76%和53%。

在黑龙江，从今年3月起，黑龙江所有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将免费为全体居民提供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服务，包括定期随访、监督服药等。

黑龙江省将建立健全由各地市主管领导任组长，卫生、民政、公安、司法、教育、社保、财政以及残联等部门和团体组成的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精神疾病患者xx、康复、就业、收养和福利待遇等问题。

在湖北，将很快开展对全省8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评估，加强xx管理，对可能危害他人、社会的患者给予免费xx。

吉林省长春市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自2004年起，长春市政府就针对重症贫困精神病人实施了免费送药、免费住院xx的专项救助，近两年又针对精神病人xx、康复、托管方面加大了力度，仅去年就有855名重症患者得到免费住院xx。

同时，作为对公共服务能力的补充，长春市调动社会力量兴办从事精神病人康复、托管服务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提高了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托管能力。

2009年，长春市通过市和县(市)区政府安排专项资金、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医保和新农合支付医疗费等渠道，累计投入到贫困重症精神病人康复救助方面的资金达到1200多万元。市政府还要求每个城区每年要有不少于20万元的投入。

通过加强康复托管救助、提高公立精神病医院康复托管能力以及扶持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等举措，为贫困精神病人及其家属建立了保障体系。近几年，长春市精神病人肇事恶性案件明显下降，基本xx了这类残疾人居家关锁、流落街头的现象。

一些已经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城市，也从各个方面对精神疾病患者予以帮助和保护。

例如，《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间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其本人及监护人均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受害人可以向市、区县人民政府申请适当补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对精神疾病患者权益的保护作出了规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病患者；禁止非法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