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已经使文本、声音和图像信息的制作及传播变得简单、全球化且成本低廉。现在，大量的公开媒体信息是那些对专业标准知之甚少、缺乏媒体制作经验的人创造出来的。

　　Mick Coulas

　　然而，这些业余人士接连不断地炮制平庸作品，损害了作品质量和满意度方面的文化准则，导致人们越来越惊慌地预测将会出现混乱和文化崩溃。

　　但是，这样的事一直都在发生。从平装书到YouTube，媒体创作或消费自由的每一次扩大，都会令那些固守成规的人警觉起来，认为新的媒介会使年轻人变得愚蠢。这种担心至少可以追溯到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随着古登堡(Gutenberg)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推广，xx被翻译成各地语言，这使得人们可以直接阅读xx，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当代文学作品，但其中大部分都乏善可陈。粗制滥造的xx版本和杂乱的世俗作品加深了民众对信仰的不安和困惑，最终导致有人断言，印刷机如果不加以控制，欧洲知识分子阶层的崩毁以及混乱不可避免。

　　这些看法当然正确。印刷术加快了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的步伐，确实打破了教会对于全欧洲知识分子阶层的掌控。然而，16世纪反对印刷术的那些人没有料到──也不可能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为新涌现出来的当代文学设立了新规范。小说、报纸、科学期刊、小说和非小说的区分，所有这些新鲜事物都出现在书本誊抄体系瓦解之后，知识分子的范围和社会文化的产出也都随之扩大，而并不是萎缩。

　　举一个有名的例子，科学革命的核心要义是同行评议，这种方法背后的理念是，科学是一种包括其他人的反馈以及参与的集体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同行评议与用来快速和广泛传播科学研究的印刷机形成天作之合，但又同时又通过一种文化上的制约增添了印刷机的价值。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出版能力的大规模膨胀，数字媒体将十亿以上的人口连接在同一个网络里。这种彼此连接反过来使我们得以充份利用自己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即可用于学习的自由时间)，让这个星球上受过教育的人口每年能把数以万亿计的空闲小时投入到他们关心的一些事情上。在20世纪，人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但我们的“认知盈余”如此庞大，只要把其中一点点从消费享受转移到参与创造中去，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正面效益。

　　Charis Tsevis

　　互联网会让人变得更聪明?

　　维基百科(Wikipedia)就把同行评议的方法应用到了全球维基志愿者的身上，使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最重要的英语类参考资源。人们贡献给维基百科的累积思考时间现在大约有1亿个小时，而美国人每个xx就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看电视上的广告。也就是说，只要把看电视的时间拿出一点来，我们就能通过参与从而创造出如此优秀的新型教育资源。

　　同样，没有工程师管理控制和产品专利保护的开源软件，在网络的发展普及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今在网上搜索任何东西，无论是超新星还是素数，都是一项庞大的分工协作的任务。开源报警平台Ushahi在2008年被开发出来，一开始用于跟踪肯尼亚大选危机中的种族恐怖主义报导，现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危急情况发布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向其提供重要信息。“病人如我”网站(PatientsLikeMe)是一个病人可以公开分享他们的健康信息以促进医学研究的网络社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鲁格里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即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比历史上任何制药机构记录的都要多，这就是大家共同寻求医学进展的成果。

　　当然，并不是人们关心的每件事情都很高尚。媒体信息越丰富，平均质量就会急速降低，而新的高水准行业模式却在缓慢形成当中。今天，虽然我们能在YouTube上全天24小时观看“家庭滑稽录像”(The World’s Funniest Home Videos)，但具有全球范围影响力的“认知盈余”的应用方法仍处于萌芽阶段，仅有一些个案出现。

　　这样的情况一直在发生。在印刷史上，情色小说的出现要比科学期刊早100年，而人们对于二流作品泛滥的怨言从来就没断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无疑是印刷机的受益者，但他却抱怨说：“书籍的泛滥就像一个巨大的魔鬼，人们对于写作的狂热毫无节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创作时期正值另一次出版热潮，他总结道：“每一个知识领域的书籍都大量泛滥，这是这个时代{zd0}的一个魔鬼;因为它成为获取正确信息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

　　现在和那个时候一样，过量信息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阅读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我们读书和使用电脑比起来，并没有更多的进化方面的优势。读写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年复一年地投入巨量资源训练孩子如何阅读来完成的。现在轮到我们想一想，该做些什么来规范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了。

　　数字媒体的泛滥会让年轻人变蠢，这种说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无法把数字化所带来的自由融入到社会当中，无法取得人类当年把读写能力融入社会的那种成就。这种主张基于三点假设：一是在不久的过去，我们取得了辉煌而不可替代的高水平文化成就;二是当今的数字文化被糟粕所充斥，缺乏值得一提的尝试和创新;三是年轻一代不可能像17世纪知识分子对印刷文化所做的那样，形成互联网繁荣时代的文化规范。但同样，我这里也有三点理由，认为互联网会促进21世纪的文化进步。

　　首先，悲观主义者眼中美好的过去，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并不是那么美好。悲观主义者想让我们退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任何数字化自由到来之前的{zh1}年代。然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尽管对欧洲小说趋之若鹜，我们花在看电视剧“Diff’rent Strokes”上的时间，其实要比读普罗斯特(Proust)文学作品的时间多得多。事实上，互联网重新确立了阅读和写作在我们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可以看到，当今时代的标志就是速食文化，但速食文化的优点正是它的可被抛弃性。问题并不在于网上有多少愚蠢的东西──书店里这些东西同样多。问题在于现在的任何好点子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对于“认知盈余”的几种早期应用方式，如开源软件，似乎就能经得起检验。

　　过去不尽是辉煌，现在也不像悲观人士所说的那样俗艳不堪，但只有未来才值得畅想和讨论。作为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信息容量经历{zd0}规模膨胀的历史阶段的一代人，我们是不幸的，这是因为比起信息匮乏来，信息的极大丰富反而使更多的事物面临崩溃。如今我们正在见证旧文化体系的急速衰落，以及替代文化的时断时续的缓慢孕育过程。正如印刷带来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新技术，还必须有新的文化体系。

　　人们希望网上没有那些糟糕的视频，而只有“病人如我”这样的网站，正如当年我们可能只希望有科学期刊，而不想看到情色小说一样。然而，媒体的运行规则并非如此。制作手段的丰富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创作速食作品，自由地沉溺在各种尝试之中，最终会有好的新东西脱颍而出。如此大规模的媒体革命是无法轻易绕过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去体验使用这一新媒体的新方法。这一新媒体无处不在，成本低廉;这一新媒体传播新闻、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一新媒体将令社会面貌为之一变。(出自：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