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一群伟大的中国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纲领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底层中国人带来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底层国人的漫长黑夜。

　　然而61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农村还没有得到的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61年后的今天，农村的人民依然悲惨地蹒跚于城乡隔离和城乡歧视的枷锁之下。61年后，农村的人民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翰海的贫困孤岛上。61年后，农村的人民依然在中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模就此文，就是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模就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了xx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dzz}在拟写宪法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迁徙权、就学权、就业权等一切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而，今天中国显然对她的那些曾经帮助他缔造这个新中国的底层人民拖欠着这张期票。中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农村的人民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因此，我们来xx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模就此文还为了提醒中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xx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权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政策隔离深谷，踏上城乡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城乡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农村人民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甚至连农村人民出出气的权利都不给予的人们将会大失所望。在农村人民得到公民权之前，中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维权的旋风会以星星之火之势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们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

　　我们的呼声，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城市人民的不信任——因为许多城市人民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我们的呼声不是暴力的宣言，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我们不仅要呼吁，我们还应该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要问：“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我们的回答是：只要农村人民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外来人员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在教育领域被“隔离”而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农村的兄弟在付出的同时却仍不能享受应有的福利，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虽然我知道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中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yt}，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宪法信条的真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我梦想有{yt}，在上海的学校里城里的孩子与农村子弟能够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yt}，在上海的H中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孩子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孩子能够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梦想有{yt}，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不是以城乡而论，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yt}，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

　　这是我们的希望。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yt}会获得自由。

　　如果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佘山，响彻浦东巍峨的高楼丛林；

　　自由之声响彻浙江的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岭南以南！

　　让自由之声响彻西南之域冰雪皑皑的香格里拉！

　　让自由之声响彻广袤的蒙古草原！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伴随长江和黄河响彻神州大地！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yt}的到来。那时，祖国的所有孩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将能携手同唱那首美妙的歌曲：“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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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隔离带
来源: (广州)
　　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

　　上海宝山区一公立中学，下午3点半，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已经放学，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本地生源学生)则要去上课。同一学校屋檐下“东部“西部”间有看不见的“围墙”隔离。 特约摄影 盈文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北京大兴城中村“围墙新政”

　　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化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在特殊地带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

　　作为上海宝山区{zh1}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xx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看不见的墙，还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而所有隔离中，由此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同样是由农民工带出来的话题，在北京大兴区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进行了封闭式社区管理。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粗暴、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对特殊地带、特殊人群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至今仍争论未休。

　　无论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农民工管理问题，都将伴随并困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之诟病，坚冰一日未破，新隔离尚未解除。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上海宝山区H中，下午6点，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本地生源学生)陆续放学。 特约摄影：盈文

　　南都记者 吴珊

　　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即便是走到这一步，上海市也走了很多年。截至2008年上半年，有将近38万适学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上海。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进公立学校难如登天，他们的容身之所往往是流动的破败校舍和师资匮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状，连同深为诟病的户籍制度，一直被视为城市排外的表现。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发起了一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上海的做法，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大趋势，被认为是xx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当陈萌和他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0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分流到宝山区H中和长江路小学时，实际上是把问题从校外带到了校内。一种新的隔离正在形成。与H中一街之隔的S中，两年前甚至还把所有的“民工班”集中在教学楼的一层，本地生为主的班级就被农民工子女班形象地称为“上面的班级”。在宝山和上海其他的郊区县，这种隔离的秩序会随着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增多而加深。

　　在H中，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立中学里，他们被全体安置在主教学楼西部的一个配楼，而在东楼和西楼之间，似乎有道无形的界线把他们和这学校原有的一切区隔开来，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中“西部”的学生。

　　分流合流：并入公立学校

　　四年前，在河南家乡读到小学三年级的陈萌随父母来到上海，被公立小学拒绝后，自然而然地去了江南学校小学部，学费为每学期400元。

　　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一名安徽人创办，在靠近吴淞海关的黄浦江边的逸仙路上运行了六七年，离H中有两个半轻轨站的距离。学校小学部六个年级有500多人，初中部三个年级有150多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部的300多人进入了上海学制的H中。

　　在外来人口多达63万的上海市宝山区，农民工子女人数占全部义务教育人口的比例超过了53%。1999年宝山区有100多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有几十人一个学校的，也有几百人一所学校的，局面纷乱；到2004年渐渐变成55所；缘起于两年前的“关停并转”行动，宝山区在今年已经完成了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关停和转制，如今全区只有16所民办小学，初中部已全部并入公立中学。

　　江南学校是宝山区{zh1}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全校近800名师生被分流到本区公立的H中和长江路小学。今年寒假之后，300多名江南学校的学生告别中环接近外环、轻轨3号线和黄浦江的夹缝中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向南迁入了H中一座闲置的附楼，在更接近中环的位置开始成为上海公立中学中的一分子。

　　陈萌在今年春节过后进入H中。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父母曾多次想把他转入附近的公立学校，都因为英语考试不合格或学校不接收而作罢。

　　H中是一所高境镇属初中，位于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边缘，和附近的上海市立四大附中之一——— 上海交大附中比起来，它只能算一所三流学校，但和旁边杨浦区的S中比起来，它的高中升学率又要高一些，也不会像S中那样放学后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附近职校的小混混。

　　H中的斜对面曾经是废弃的江湾机场和宝山、杨浦、虹口三区交界地带，10年前，这里因为有一整片的空地而形成了聚集2000多户外来人口的棚户区。到2003年，已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在棚户区周围落脚，其中一所甚至就开在H中的对面。

　　2005年，因为江湾新城的规划，H中对面的棚户区开始拆迁，周围的近1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逐渐迁离或关闭，H中也在这一年开始少量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更靠近内环的杨浦区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来得更快更彻底，2007年整个区还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8年就只剩下一两所了。

　　政府用公立学校扩容的办法来应对外地生对本地教育资源的冲击，但扩容之后，对区政府或镇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当陈萌和他的同伴们为终于能进入公立学校而庆幸时，由于担心教育质量将下降，杨浦区和宝山区南部的很多本地生源家长，正考虑把孩子转学。

　　东楼西楼：隔离的秩序

　　在新学校的{dy}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陈萌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此前———在江南学校———他农民工子弟的身份不过体现在校舍、老师和课本上，大家间的“平等”可以让他对此视而不见，而现在，和本地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时，这种身份差别无时无刻不深入他的内心。

　　H中的北侧就是上海市拘留所和戒毒所，南侧的两道校门除了上学和放学一直大门紧闭。学校由一个联体的教学楼和两个操场组成，学生们口中的“东楼”靠近街道，由一座5层教学楼和办公楼“连体”组成，“东楼”向西延伸出一座4层高的实验楼和综合楼，“西部的学生”入驻的“西楼”综合楼再向学校的隐蔽处延伸出一个两层的餐厅。

　　东楼和西楼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由停车棚隔开。在开学以来的4个月里，这个在空间视觉上并未有明显隔断的学校建筑，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

　　分化的秩序似乎有意让两边的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无法相遇：东部的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下课到食堂吃午餐，下午1：00开始上课，到6点放学；西部的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就下课开始吃午饭，下午的课程1：00开始，3：30就结束放学。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这样两边学生的作息和流向便可以在视觉上清清楚楚。

　　添置的新课桌椅被搬到了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被排除在外；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都要让东部的学生优先使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操场上有东部的学生，西部的就要去体育馆，或者在教室里上自习；对西部学生，学校还有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的规定，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西部学生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校中校”——— 西部的老师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老师，课本也和过去江南学校一样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课程科目的设置、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都和过去几乎一样，甚至分管西部片区的副校长都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校长；这和东部片区的本地老师为主、使用上海版教材、课业量远比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繁重的教学体系形成反差。

　　一些事件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学生的隔离。西部一个男生在玩闹时把另一个男生摔成了骨折，此后西部学生被校方要求自费买了保险，东部学生如果和西部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就会被老师骂；除了上体育课，西部学生能够接近东楼的最近距离就是自行车棚旁边西楼内卖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过去的蓝鹰小学就设在马路边，校舍也是租来的，地方特别小，同学们都喜欢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老师也不管，王乐想看书也根本看不进去。进了H中，王乐和其他外地同学在学业上感到特别吃力，尤其是英语，在蓝鹰小学基本上相当于没学过。

　　王乐重读了一年六年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几个外地同学在放学之后凑在一起哭，作业多得像是怎么也做不完。

　　H中后来把所有成绩差的学生和外地学生都集中在一个补习班里补课，外地学生的成绩很快就达到了班级的中上水平，有的还xxxx，上海学生也跟他们交朋友，还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课余他们还是自然地分成上海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小圈子。

　　进入初一，学校开始分提高班和平行班。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一到两个提高班，三到四个平行班。提高班的学生都是年级排名靠前的学生，目标是考上区里或市里的重点高中。这个学期，学校甚至为初三排名前30名的学生再开一个补习班。学校各项优秀奖的得主，广播里报出的名字都来自提高班中{zh0}的初三(一)班，当偶尔提到另一个提高班(二)班或者平行班(三)班时，都会有学生欢呼。

　　王乐知道自己和外地的伙伴们再努力学习也进入不了这个(一)班，因为学校每一次的期末考xx上都要求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上打钩，他们这样的“外地学生”不能参加上海学校的中考，和班上其他准备考高中的“本地学生”，以及提高班里瞄准重点高中的学生，自然地分成了三个群体。

　　对于西部同学进入H中后的不公待遇，东部这些外地同学也为他们打抱不平。但是6月期末考试之前关于分班的传言更让他们感到担心。传言说，期末考试后可能会分班，东部的外地学生成绩排名靠后的会被送到西部去。

　　老师口中的“西部”像是个无法跟“东部”分享很多权利的低等阶级，东部的外地生高猛会用拳头来教训班上的一些上海男生，遭班主任警告再这样就把他调到西部去。对于东部的这些外地学生，他们既无法xx地融入东部，又惧怕风吹草动让他们被发送西部，像是摇摇欲坠的一小群。

　　中考临界点：命运分流

　　H中所在镇教委主任无法想像如果放开外地生参加中考的政策，现有的中小学如何应对从外地农村滚滚而来的入学洪流。面对每天来办公室为孩子申请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父母，她只能严格执行5证(指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簿证明、居住证明)齐全、一年以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居住证期限的入学基本条件。

　　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后，像H中这样场地设施吃紧的公立学校在宝山区等上海郊区极为普遍。今年镇教委主任手中累积了近250个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申请表，而真正能入学的只有1/2。

　　时间，对于东部初三的十几个外地学生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一点点地逼近那个临界点———中考，却离高中和大学越来越远。

　　4月底H中的第二次质量模拟考被王乐等东部的外地学生称为“小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参加6月19日的中考，学校将用“二模”的成绩让他们提前毕业。考试结束之后，老师经常把“参加中考的同学”挂在嘴边，王乐等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去上学。

　　王乐所在班级的8个外地学生到初三只剩下3个，另外5个在初二结束时就已经回到家乡筹备中考。王乐、耿浩等不打算回乡，他们很小就随父母从家乡农村来到上海，在老家没有亲人和朋友，家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地名而已。而老家使用的全国版教材和他们在H中使用的上海版教材也不一样，回乡复读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度。

　　“小中考”之前，东部另一个班的外地生耿浩向王乐等提起申请中职院校的事情，上海的中职院校从2008年开始允许自主申报招收外地农民工子女，并在2009年由市财政对农户子女进行补贴。王乐等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才把选职业学校的小册子交给他们，这时距离向职业学校报名和寄送档案的截止日期只差了两天。

　　仓促之中，王乐、耿浩等3位外地同学把未来4年的命运交给了上海市信息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对双农户和未满18周岁的初中学生进行补贴，王乐等基本上可以免除全额学费。

　　然而在上海，职校往往是成绩最差的10%本地学生的选择。在对外地农民工子女开放招生之后，空姐、文秘、广告设计、音乐教育等热门专业仍旧只招收本地学生，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专业还是和劳务型行业相对应的数控机床、汽车修理、xxxx和餐饮烹饪等。

　　虽然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曾经想过考大学，H中“西部”初三班级80%的同学最终报读了宝山职校。这所学校在一两个月前就到班上来招生，男生学数控、机修，女生读物流和饭店服务成为初三班普遍的选择。

　　5月1日开始，王乐等外地学生决定不去H中了，比班上的本地同学提前两个月开始了暑假，班主任默许了他们的离校。在紧锣密鼓的毕业的气氛里，他们却成了H中初三毕业班几个多余的学生，这感觉让王乐和耿浩说不出的难受。

　　5月27日，班主任没有通知他们和“东部”的学生一起去参观世博园区。6月2日拍毕业照，王乐也是凑巧遇见了英语老师才知道的，耿浩和其他几个外地同学没人通知没能赶上。他们去学校补办学生证，班主任冷淡得像是从未有过他们这样几个学生。

　　“西部”初三班的同学正在紧张准备6月8日和9日的期末考和18、19日的中职考，女生们还在为6月13日班级教室里的一场毕业典礼筹备节目。毕业留言本正在教室里传递着，这个“西部”初三{wy}的班级里同学关系融洽，这段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5年之后，成年的我们都在哪里，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

　　王乐和耿浩没有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印满同学字迹的留言本。他们害怕回到H中，在那里他们的名字似乎被轻轻抹去，不留痕迹。他们也不知道充斥着外地学生的职校是否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未来，因为在上海学生的口中那里向来是一个混混们出没的地方。

　　在东楼学生集体去参观浦东世博园区时，西楼这{yt}只能上课。校园静悄悄的，原来的早操和眼保健操都取消了“连下课铃声都小了很多”。

　　不过“西部”的学生第二天却参加了H中十周年的庆典。出演开场舞的14名学生中，有3名来自西楼。他们甚至还独立演出了一个叫《棉花糖》的舞蹈，这是他们进入H中以来{dy}次和东楼的学生一起活动。

　　下午3点半，西楼和东楼的学生{dy}次同时间放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各自从西楼和东楼的原点出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列队走向校门口这个终点“老师再见！”西部学生的告别口号明显要比东部学生响亮。

　　尽管这天他们可以在校门外相会，却没有人互相攀谈。他们自动地分成两色的人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文中学生及两所公立中学均做了化名处理)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北京大兴城中村“围墙新政”

　　4月26日，寿保庄，联防队员站在村口查证。韩萌 摄

　　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自4月底北京大兴区高调宣布推广村庄“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今年5月底，位于南五环以外的西红门镇，已有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试行。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化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在特殊地带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南都记者 杨晓红 发自北京

　　封闭管理

　　5月25日，是寿保庄、老三余村实行封闭式管理“满月”的日子。

　　随着485路公共汽车进站，乘客开始三三两两走进寿保庄。村口竖着一个醒目的蓝色标牌：检查出入证。门口半开的电动铁门一侧，站着两名村联防队员，不过，他们除了偶尔要求进村车辆停车查证之外，对行人很少过问。

　　与寿保庄一路之隔的老三余村，村口大铁门牌后约10多米处，新建了一道自动格栅门，白天只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一位治安员站在门后，紧张地打量着每一个进村的人。

　　这是北京近郊的两个典型城中村，同属大兴区西红门镇所辖。与南方零星落在城区中心不同，北京的城中村多散布于郊外：头顶四环天，脚踏六环边，五环为腰带，京开（高速）连内外。

　　如今，一场“围墙新政”正在这些城中村里兴起。今年4月底以来，大兴区公安分局在镇政府配合支持下，率先在西红门镇16个村庄高调推进封闭式的“社区化管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10余天内，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的寿保庄、老三余村、大生庄、大白楼村等村陆续施行，按照要求，各村庄一律早上6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白天查得很松，但晚上查得严，一般都得查出入证，尤其是背着大包小包往村外走的人。”老三余村长兼村联防队队长郭瑞丰介绍，镇上、村里共为封闭式管理投入20多万元，包括新建大门等13个街门、村综治中心、一批监控探头，扩招10多名治安联防队员……到了晚上，村里就只开两个门，且有专人站岗查证。

　　事实上，这种封闭式管理，附近的大生庄早在几年前已经试水。在村人记忆里，2002年北京修中轴线时，大生庄就没有土地了，2003年闹非典时，村里头一次实行了封闭管理，及至2006年，村委会一致决定对这个占地不足0.8平方公里的村子，进行xx封闭式管理。

　　“2003年后，北京每逢有大活动，如奥运、两会、60周年大庆等，村子就会封闭管理，比如奥运期间头三个月，外人根本进不来”，大生庄村民杜伯说，正是2006年村子封闭管理前后，村里开始不断涌入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200多名村民们也早都洗脚上田，专靠出租房屋为生。

　　现在，如果不是高高矗立在村外的村名提醒，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有着电动格栅门的村庄，与那些同样封闭起来的单位大院、学校甚至商品住宅小区混成一体。而这些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其实也早非传统意义的田园村庄了。

　　治安压力

　　“主要是外来人口太多，村里区里才搞封闭管理。”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列了一本账：全村户籍人口660人，加上外来人口接近7000人，相当于一个镇了。而寿保庄本地人与外地人比例接近1：7，大生庄也接近1：10.

　　老三余村，原先只有一口300米的深水井，随人口增加，添了一台6寸大口径水泵；原来村里只1台便压器，现在增加到4台；卫生方面也一年投入几十万，新修或改建了村内8个公厕……

　　大批涌入的外地流动人员，令村庄人口大幅膨胀，也改变了村人的生活方式。

　　“现在又不用一起下田种地，邻居谁认得谁呀？”寿保庄南十条后巷，江姨一边侍弄花草，一边答应着记者。与邻居们一样，她早已告别农田，以出租房屋为生。但看到前巷两年前矗立起来的新楼，江姨心中还是不平，抱怨有钱人跑在政策前头，早早地搭建了占道违章建筑，坐地收银。

　　给村民带来财富的违章建筑，众多来路不明的流动人员，近些年却让当地警方xx。据警方调查，大兴区六环路以北城乡接合部的黄村、西红门、瀛海、旧宫和亦庄等五个镇，已形成了90多个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严重失衡的“人口倒挂村”，这些村庄警情高发，治安秩序混乱，各类安全隐患突出。

　　一份来自大兴区公安分局近五年全区破案和打击处理人员的情况分析表明：全区80%的案件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地区，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80%是暂住在北五镇地区的流动人口，同时被侵害对象80%也是暂住在北五镇地区的流动人员。

　　“正是当地村庄的治安状况，以及大生庄搞封闭管理后村内多年零发案率的经验，让全区决定大力推动对村庄封闭管理的。”大兴区公安部门相关人员介绍，全区共投入9000多万元，按封闭管理四步走模式，除{dy}步硬件围村社区化管理外，接下来就是将原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民调所四站合一，以及上“人防”、“技防”等。其中，担负村防和辅警职责的村联防队，将按照村庄实有人口的2.5‰和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置。

　　今年4月底，当寿保庄公开新招一批联防队员时，引来村民争相报名，一些长期租住在村内的流动人员也被纳入队伍。5月25日下午，巡街走累了的联防队员老余，坐在巷内一户人家台阶上歇息，他老家山东平阴，是村内的老住户。

　　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说，他们村成立村综治中心之后，也找了一位德高望重、口才好、在村里住了五六年的外来人员查建华，担任村流管办主任———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只是协同村里一起管理外来人口。

　　墙内变化

　　正午的太阳很毒，原本聚齐了数千人的寿保庄，突然变得很安静。在这个初夏里，打工者一早就上班去了，偶尔在街巷闪现的，要么是穿制服的联防队员，要么是穿戴整齐、无所事事的村人。

　　一个月前刚来寿保庄打工的河北邢台民工王成，中饭后急匆匆走出村门，并没有被联防队员拦下查证。“即使平时查了，只要报上属村里人的老板名字，也能过去，”王成一脸憨厚，“再说村里人也基本没怎么xx呢。”

　　“封村管理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回好像阵仗搞大了些”，土生土长的村联防队员张文天（化名）说，“办不xx，村里村外，都是熟人，也没管那么严。”他当联防队员多年，今年村里一下新增了10多号人，但干的活还是那些：巡街走巷、查证、提醒煤炭中毒等。

　　住在南十条巷的刘玉娥，来自东北，这已是她到北京打工的第8个年头。老公一早去了附近纸巾厂上班，她留在家中照看不到两岁的女儿。门对面的江苏阿姨带了儿子来串门，刘玉娥一边打招呼，一边说，“（封村）没多大影响，平时出入也没人问，相反倒觉得住得更安心了。”目前，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里，丈夫月收入1000多元，她计划打几年工就回老家买房子。“北京的房哪里买得起呀？”

　　不过，封村管理之后，一些住在村里做小本生意的外地人还是明显受了影响。老三余村一路边卖陕西凉皮的老板娘说，“生意起码少了1/3，以前{yt}最多可以卖到200块。”原先在大生庄里边卖烤火腿肠的一位安徽大嫂，把摊子搬到了铁门外———因为封村后不少村外人不敢随便进村买东西了。

　　一部分村里以前常见的上访户，也突然悄悄搬走了。从北京城区到寿保庄，是北京至今仍保留上访户免票的少数几条公交路线之一，几年来因交通便利、物价低廉，不少上访人员被吸引到寿保庄、老三余村等村内，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上访户肯定办不了出入证，因为在镇派出所办暂住证时，已经提前把了一道关，而办不了暂住证，更别提办村出入证了。”寿保庄一联防队员估计，原先居住在村内的上访户，已搬走大半。

　　虽然老三余村可以为上访户免费办理出入证，但不少人担心填报资料时会被当地驻京人员知晓，所以也不敢再住村里。“他们通常三五个人挤住一间房，每天分摊的住房成本才三五元，现在村里房价已涨了近一半，他们哪里住得起呀？”老三余村一范姓村民说，最近租金的上涨也是原因之一，离开的上访户多住到了丰台路，“那里不查证”。

　　封村管理实行一段时间后，寿保庄陆续多了一些房源，但很快又被新增的外来者消化掉了。张文天带记者去村内南十条巷看一间10平米的单间，月租350元，可敲开房东大门后才知道，前{yt}晚上已经提前租出去了。住在大生庄对面志远庄的外来人员徐师傅，发现房租突然涨了一倍，“上月150元，这月变成了300元，没办法，这里还是房源紧。”

　　实验争议

　　建起铁门围墙的村庄，似乎真的安静了不少。“镇、村投入那么多，肯定有效果”，寿保庄联防队员老张不怀疑治理的成效。

　　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统计：封村一个月来，社区治安案件下降了50%.“以前村内打架的、偷东西的，110{yt}要接两三个报警电话，现在{yt}不到一个，有时甚至几天一个报警电话”。他说，真正受影响的也只是少数不法分子或潜在违法分子，对他们有威慑力，他们自然就会搬走。“封闭管理，对老实本分的外来人员底数清、证儿明，不是好事吗？”

　　按照大兴区公安分局计划，在完成西红门镇16个村的封闭式社区管理试点后，接下来还将在大兴区北部城乡接合部地区的102个村庄推行。目前，首批16个试点村的硬件设施，以及12名社区xx、202名村庄专职巡防队员、200名流动人员管理员都已经配齐上岗。

　　封村管理高调出台后，曾一度引发各种议论。一些学者认为封闭式管理不符合北京开放大都市定位，不够人性化，属简单粗暴式管理。

　　“我们与外来人口和谐相处，哪里有铁丝网、有高墙？”5月26日下午，{zx0}试点封村管理的大生庄书记对外界的误解有点生气。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则抱怨：“你们城里人可以搞社区封闭管理，我们农村为什么就不行？”他说，“封村”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外来人口进村，给村民带来了财富。这些年，平均每户村民收入达到3万多元，高的达到年收入10万元，我们能不欢迎外来人口吗？”

　　“村庄跟社区还是有些不一样，比如村庄具有生产、生活等其它相关功能，带一定开放性，与单纯居住功能的城市社区不能xx等同”，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学者于建嵘认为，尽管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小社会———城中村而言，这种封闭式管理的效果还需继续观察，“但如果能切实不增加外来人口负担，我们还是要尊重农民实验或选择的权利，从法律上讲，他们有权利要求与城里人一样进行社区封闭管理”。

　　5月26日正午，老家陕西安康的汪国明，在寿保庄一家小餐馆里用3块钱一碗的面条解决了午餐，他高中没毕业就在外打工，一个月前刚到北京。虽然目前没xx也基本不影响出入，但汪国明不太敢相信村里办出入证会不要钱。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大生庄，办出入证对外地人一视同仁不收费，但要收10块钱押金，搬出村时核销退钱；在老三余村，xx要收5元钱的相片费；而至今还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志远庄、金星庄，村里办出入证各收费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