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母亲■ 洪烛
    1985年，长江上的客轮还没停运呢，我要坐船去武汉上大学。父亲和母亲在南京码头送我，船快开了，一场暴雨倾泻而下，把他们淋得像落汤鸡。他们是非常称职的父母，没有去旁边候运室避雨，一只坚强的公鸡和一只温柔的母鸡，继续站在雨中，目送着自己的小鸡{dy}次出远门。在他们眼中，我折叠在旅行包里的翅膀是用来飞的，我正在长大，正在张开翅膀……他们骄傲还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把自己淋湿的雨？只是，落在母亲身上的雨比落在父亲身上的多了几滴，那是她眼睛里下的雨。谁叫她是母亲的呢。即使在晴天，母亲也会为孩子远行而下雨。哪怕雨常常只淋湿她自己。我仿佛还站在愈去愈远的船舷，凝视着变得越来越小的父母，和那场在码头上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一眨眼，我仿佛又站在父母的角度，凝视着那个暂时还不知道离别有多么沉重的自己。

   父亲是琴棋书画，母亲是柴米油盐。母亲的白天是洗衣做饭，父亲的夜晚是青灯黄卷。我有一个诗化的父亲，又有一个散文化的母亲。好在母亲形散神不散，从菜市场到厨房，从厨房到洗衣间，三点成一线，忙个不停。居然还能抽得出工夫，在阳台砌起小小花坛，不是种花，而是种出一大把青葱绿蒜，作为生活的调味品。东进西出，纷乱的脚印，无不是为父亲书房里写下的诗作出注解。出国讲学是父亲的无限风光，熏鱼腌肉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年轻的时候一直如此，直到老了，有了多余的时间，才静静坐下来，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成为彼此的读者。像两张翻开的书页。中间还隔着一个我呢。我是他们的装订线。

   家中有两张写字台，父亲一张，母亲一张。他们当了一辈子教师，以前房子小，把写字台面对面摆放，各坐一边，看书、备课、写论文，弄得家也像办公室。后来搬进新房子，换了两张新的写字台，书房一张，卧室一张。每逢我回乡探亲，书房里那张供我使用。写诗之余，往敞开门的卧室看一眼，总见到父母并排挤坐在靠墙摆放的写字台前，父亲还在写他的论文，母亲已退休，仍然喜欢拿一杆笔、一沓纸，每天写日记，或练钢笔字帖。他们都老了，又一次成为同桌，面壁而坐，各忙各的。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只看见他们肩膀挨着肩膀并排坐着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幸福吧，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与想法。他们仿佛这样坐了一辈子，由年轻到老，又由老变得年轻——直至像两位正在赶写寒假作业的小学生？那么单纯、那么安静，忙着眼前的一点事，顾不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将什么时候结束。他们看不见自己，也没扭头看对方，更没注意到身后远远站着的我。我看见了他们缓缓回放的一生。屏住呼吸、放轻脚步，生怕一眨眼，画面就从眼前消失。“诗还需要写吗？这不就是诗吗？”身在异乡，想起父母，头脑里首先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似乎他们仍然在写字台前并肩坐着。似乎我仍然在他们身后远远望着。

父亲出差，母亲一个人在家，只能和一台彩电做伴。她看连续剧直到剧终，看电视总耗到深夜，荧光屏布满雪花，才无奈地放下遥控器。这恐怕就是寂寞吧：后半夜再没有节目，她说头脑一片空白，就像布满雪花的屏幕，可还是睡不着。听她讲到这里我很心疼。如果那时候给她打一个长途电话该多好。如果能及时出现在她雪花纷扬的梦境该多好。“唉，无论我在异乡活得多么充实，都无法填补母亲的空虚。”xx是痛苦的：她怎么摁手中的遥控器，都无法梦见我。

   母亲去世的冬天，家乡下了五十年来{zd0}的一场雪。“妈妈，这么大的雪，你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只在年轻时见过吧？”五十年前的雪有多大，我想像不出来。五十年前你在大雪中做什么？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遇见爸爸呢，一个人从雪地走过孤单吗？我想像不出来，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只有雪在陪伴一位南京的少女。雪又下起来，下得越来越大，覆盖了住宅也覆盖了墓园，我{dy}次遭遇这么大的雪，我从来不曾像现在一样悲伤。“雪又下起来，它已看不见你了，妈妈，你能看见这场雪吗？又是一个人在雪中，冷吗？”五十年前的大雪，你还没有我，五十年后，雪还在下：我又没有你了。

   “我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是废话。谁不是这样？“母亲去世之后，我只剩下一个父亲了。”这同样是废话，却不多余，废话也能让人伤感。“我看见父亲总想起母亲。”哪怕想了也是白想。“父亲自己也在想啊，想着想着，他身上逐渐出现母亲的影子。”这个粗心了一辈子的男人开始变得细腻，学着做一些本该母亲做的事情，譬如给儿女煲烫汤、打电话、购置换季衣物。“甚至在嘘寒问暖时，父亲的表情都越来越像母亲了。”我知道，他自己也感到冷。“是母亲借助父亲的身体继续照料儿女，还是父亲的肩膀又挑起母亲卸下的担子？”体会到当母亲的累，他又加倍体会到当父亲的累。轻松点吧爸爸！“我只剩下一个父亲了。不，我只剩下半个父亲和半个母亲。”他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半和属于母亲的另一半相加在一起，使我失去母亲之后，并未失去母爱。“我是否也该做得更好点：把母亲没来得及享受的孝敬，全部倾注在幸存的父亲身上？不用分那么清楚：哪些是对父亲的，哪些是对母亲的。毕竟，还有一个爱的对象。”不怕没有爱，就怕没有爱的对象。“我有一个尚未随母亲离去的父亲，又有一个长在父亲身上的母亲。”

   我总是在节日回到故乡。迎接我的有礼花、雪花、腊梅花。礼花是别人的，雪花是自己的，腊梅花是献给你的。妈妈，脂梅花又一次为你而开，虽然你已不在了。它开得跟你在的时候一模一样。离家门两公里就是梅花山，春节还没到腊梅花就开了，年年如此。我们一家人曾踏着积雪去看梅花，还在树下拍过好多照片呢。照片还在，照片里的你还在，可你却不在了。今年,礼花、雪花、腊梅花全攒齐了，爸爸、弟弟和我都到齐了，只缺少了你。我才明白：我们那时候照相不只是和梅花合影，也是为了和你合影，因为你将提前离去。你空缺的位置将被更多的梅花代替。我看见梅花就想你。或许，你也在看着我们呢。也在陪伴我们一起看花呢。我回到故乡时总是节日，别人用礼花庆团圆，我却用雪花来怀念。踏雪寻梅，寻觅被梅花挡住的你。而在更多的时候，连这梅花都被挡住了。我总是在寒冷的节日回到故乡。虽然寒冷，依然是节日：我离记忆更近了，离记忆里的你更近了。别人踏雪寻梅，我却踩着积雪和遍地的鞭炮屑去找妈妈，她被山坡上那一大片腊梅花给藏起来了。不，她在等着我找到她……

   刚工作那几年，囊中羞涩，我都是坐硬座回家过年的，回家是为了过年，过年是为了见到爸爸妈妈。那时火车慢，要开{yt}一夜。困了只能趴在小桌上睡一会，枕得胳膊都麻了。可春运列车多挤呀，好多乘客只有站票，就在过道上铺张报纸坐下，连我们的座位下面都躺着人。跟他们相比，我还有权利觉得苦吗？能有硬座可坐，已够让人羡慕的了。有一年连硬座都买不到，我也咬咬牙，订了站票。我也在过道上铺张报纸，挤坐在人堆里。毕竟，这趟火车的目的地就是故乡，爸爸妈妈在等我呢，想到这里就不觉得苦了。为了回家过年，为了见到爸爸妈妈，再苦再累也值得啊，再苦再累也要扛啊。一旦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吃上妈妈给做的热饭菜，所有的苦与累都忘掉了。还真有过一次，春运期间票实在难买，我只好乘坐大年三十的火车，到达南京已是初一上午。除夕夜是在火车上过的。可见回家本身比过年还重要。听别人说前些年除夕夜的火车都会给乘客赠送热水饺，那一趟车却没见送，我没吃到，并不觉得遗憾：明天上午就到家了，妈妈做了许多比水饺更好吃的菜等我呢……眨眼之间，我已安然坐在家中靠阳台的房间，趴在老式八仙桌上埋头吃母亲精心烹饪的淮扬风味饭菜，而随身携带的风尘仆仆的行囊，像一个脏兮兮的孤儿般被遗弃在门边不显眼的角落。2008年回家过年，我多了一份悲伤。前一年底，我妈妈去世了，我赶回去在医院里陪护了她的{zh1}一夜。不到一个月就又回南京，为了过年，为了陪伴爸爸。车离南京越近，我心里越感到空落落的：妈妈再不可能做好满桌的热饭菜等我了，给我开门的再也不可能是妈妈了……南京啊南京，既让我感到甜蜜，又让我感到忧伤。为了平息自己的情绪，下车后，我在火车站对面的玄武湖走了一小圈。这是惟一的一次：下火车后我没有争分夺秒地赶回家里。感谢玄武湖，是它那倒映着蓝天白云的辽阔波光帮助我想通了：只要故乡还在，妈妈就还在，还在等着我，等着我回家，等着我离她更近一些。这才是故乡对游子的意义：即使妈妈已变成一个影子了，可影子也依然会等待。我不能辜负影子的等待，因为妈妈的影子与故乡同在。

   几乎以为忘掉老家了，那苏北平原星罗棋布的村庄中最普通的一个。它确实和我而今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关联，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我母亲的老家，母亲在那儿长成个梳独角辫的十八岁姑娘后，才扑扇着翅膀离开它。仅仅在快读小学时，我由父母带领着回去过一趟。那次还乡之行因一场雨而渲染出特殊的气氛，尚很年轻的父母搀着七岁的孩子，在县城下了长途汽车，又整整步行了十几里，而且是崎岖的道路。我似乎还天真地发问过一里路有多远，母亲避而不答，俯身给我系紧鞋带：“不远了，老家就在前头，能看到一棵大槐树就到了。”然而实际的遥远与艰难使我屡屡有受骗的感觉，我在途中气愤地哭了。{zh1}一段路是父亲把我扛在肩上的，使我有暇注意到头顶那轮含蓄于云端的微红的月亮。虽然如此，{zh1}跨进那幢窗外苇影摇曳、母亲在此度过少女时光的江南风味的红砖小厢房时，我已十足一个小泥猴了……那几天里母亲指给我看室内陈旧的家具，——述说她年幼时发生的逸闻趣事。那扇锈迹斑驳的老式梳妆镜使我惊讶了好一会。念及其中曾天天照映过母亲童年的面影，真想把它们找出来一一翻阅，如若它能像一张发黄的相片般实在可寻。惟独这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因之而坚信自己从小就耽于幻想、童心可鉴。其余的一切，由父母携带串一家又一家门，拜访各种各样面孔的亲戚，温软亲切的吴腔侬语，在印象中皆混淆如一盘散沙了……短暂的假日飞快地度过，老家很难给无牵无挂的孩童留下特别深的感触。自此之后再也未曾有缘重踏那方土地。甚至也难得听父母更多地提起它。老家的远亲们都在那块黄土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使他们有暇念及四飘的旁枝别叶，毕竟与我们远在城市的生存缺乏实际的联系和共性，甚至父母精心安排的那一次还乡似乎都没有更大的目的或意义，仅仅为了在长久相忘后重温一个日渐遥远的梦而已，哪怕疏淡将是必然的。偶尔会收到一封短促的老家来信，大都是告诉母亲某姥姥或某爷爷又去世了，母亲每逢至此都要流着泪汇去一小笔钱。也来过一两位乡下的亲戚，说是来城里办事，顺道照地址找来看看。坐在铺地毯的客厅里大多手足无措，表情木讷，不等吃饭时间就匆匆留一份土特产走了。这种尴尬的陌生，是缘由乡下人的自卑感，还是他们所特有的憨厚朴实？我去外省读大学时，坐火车路过一个只停留三分钟的小站。本没在意，广播里念出的站名使我心弦一颤：窗外横陈着我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老家，母亲的老家。母亲的老家也是我的老家。我没想到老家正巧坐落在这条路线上。老家啊老家，我五味俱全地做了你的过客。

                  爸爸做得最兴奋的一顿饭■ 洪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母作为农学院的教师，从南京城里下派到长江对岸的江浦农场。我和弟弟，也就转入农场的子弟小学。一家四口，相依为命地度过了一段清贫然而其乐融融的时光。至今想起，仍觉得那是一生中含金量极高的记忆。像童话或田园诗一样单纯、自足且不可复得。

   既然说到一家四口，所谓的生活，必然是从四张嘴开始的。饮食所带来的回味，构成记忆中的记忆。我就说说江浦的吃吧。

   农场有集体食堂。墙上一块黑板，用粉笔潦草地写着当天的菜单。经常有错别字，譬如把“肉丝炒韭菜”写成“肉丝炒九菜”，“香椿炒鸡蛋”写成“乡村炒鸡蛋”，诸如此类。我虽然才读四年级，也看得出来，总想踮起脚替他们改一改。好在字虽然写错，菜却炒得不错。大锅菜，喷香。我们家总是排队从窗口打两菜一汤，装在大小不一的搪瓷碗里，端回宿舍吃。就着馒头或糙米饭。每顿都吃得很干净。

   吃中饭的时候，总要打开半导体，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节目。《万山红遍》、《新来的小石柱》、《夜幕下的哈尔滨》之类。这是{zh0}的调味品。饭快吃完时，半小时的节目挺吊人胃口地中止了，“且听下回分解”。于是盼望着第二天早点到来。晚饭的钟点，可以听到重播。

   日子就这么一环套一环地飞快流逝。虽然朴素，却并不觉得乏味。

   农场有养鸡场、猪圈、鱼塘，还有果园、稻田、菜地。食物充足。甚至比城里吃到的还要新鲜。大食堂的那一道道家常菜，别有风味。我{za}吃的炒三丁，系将肉丁、土豆丁、黄瓜丁一起大锅烹炒，浓稠的汁液拌进米饭里，{jd1}让人吃得碗底朝天。每逢节假日，大师傅更想显显身手，做粉蒸肉、狮子头、糖醋排骨、熘肥肠、火爆腰花，等等。小黑板写得满满的。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思想斗争”，不知该挑选哪几道为好。

   后来我们家逐渐熟悉了环境，吃食堂之余，也想开开小灶。用煤油炉，下点挂面，拌在调好猪油、酱油的海碗里，洒一撮葱花。嘿，味道不比餐馆里卖的阳春面差。尤其寒冷的冬夜，能吃上这样的夜宵，全身心都暖洋洋的。

   父母的手艺，在这只煤油炉上越练越棒。蒸蛋饺、炒年糕、炖肉汤，花样越来越多。他们是教师，原本手上总端着课本，现在也捧起菜谱来看了。做菜跟做化学实验一样认真。大年夜，我们家做了满满一桌菜，很有成就感。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弟弟醒来，爬起床就去抓碗里的蛋饺吃。父母发现蛋饺少了，赶忙训斥我们：这还是半成品呢，要在汤里烩了才能吃!这种蛋饺，系用搅拌好的蛋清蛋黄在锅里摊成蛋皮，中间包上肉馅，仿佛水饺的。做蔬菜汤或杂烩汤时，加上几只半生不熟的蛋饺，待其煮透后取食，鲜美xx。可我和弟弟馋得已等不及了。

   妈妈尤其擅长用面筋烧肉，或千张果烧肉。千张果，其实是将豆腐皮打成结，跟肉一块红烧，非常有嚼头。属于南京特色菜，别处较难吃到。这是妈妈从外婆那儿学来的。

   爸爸则偏爱拿当地的野味做试验品。他经常去邻近的村落买一只在山上放养的柴鸡，或村民捕获的野兔。有时还到河边，跟钓鱼爱好者讨价还价，买他们新钓上来的草鱼或鲫鱼。到了后来，村里孩子见到他就推销现捉的黄鳝、泥鳅，他也照单全收。回来还直说好便宜。毕竟，他是拿着教授的工资。在农村自然像大款一样阔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浦有山有水，够我们靠的，够我们吃的。

   有{yt}，有一位猎人敲门，问要不要野鸭，说着从背篓里拎出血淋淋的一只。江浦一带多湖泊，我们常见到野鸭飞，却未想过能吃到嘴，父亲愣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下了。忙了一下午，拔毛、清洗、切块、红烧，特意从供销社买来各种调料。揭开锅吃时，却遇到一个问题：野鸭是猎人用喷砂枪打下的，肉里面有洗不净的砂粒，一不小心就会咬到，咯得牙齿生疼……{zh1}，只好放弃。

   这是爸爸在江浦做得最兴奋的一顿饭，也是最失败的一顿饭。

   它相当于我们全家在江浦的荒天野地间的一次精神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