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语

    俗话说“编筐握篓，全在收口”。

    {zh1}八年，即1992年8月报到至2000年8月退休为止，我“跳槽”到农机研究所来，为此生的“收口工序”真正做了一回主、做了{wy}的一回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是本省本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暂时处于低迷状态，为其服务的教学、科研、配件供应以及修造等等配套“行业”也随之停顿或半停顿下来。

    本市农机研究所在辽西乃至全省排名位居“老大”之列，经过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一支技术过硬、攻关能力很强的科研队伍，科研设施和科研手段也都很完备。

    为适应当下的新形势，研究所领导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决定：组织科研人员暂时“跨行”开发、研制多种型号的（药品）全自动铝塑包装机。事实证明此举是xx正确的：铝塑包装机很快受到全国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各药厂的青睐，销路很快打开，产品销往包括西藏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百多家制药厂，还有两台机器出口到新加坡呢，经济效益曾经一度十分可观。

    如是，也带来了很好的精神的、物质的内外效应：对外，减轻了财政负担，为政府分忧解愁出了一份力：该所有史以来一直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因为有了本单位自己的创收，财政拨款大为减少，只需“象征性”地拨付一点儿“编制内”的人员工资（仅有全年实际经费的四分之一左右）即可，屡屡受到市财政和市里各相关部门的好评；对内，研究所自身的福利待遇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1992年暑期我去报到上班时，该所早已为职工新盖了两栋六层的住宅楼和一栋三层的办公楼；时下本市各单位还都施行着福利分房，且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则——以男方为主，而农机研究所独独例外，职工不分男女，住房问题全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科研、办公条件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所里还有条规定：中层以上干部可享受三居室的待遇——吸引我来研究所的“诱饵”最主要的是这“三居室”而其次的其次才是“中层”。

    一时间研究所的名声大振，这样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级别不是很高的科研单位，尽管搞了“跨行”研制，还是屡屡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表扬，市委书记还亲自视察光顾过呢；当然，水涨船高是自然的了，所长冯广学也成了名人，加官进爵以外，还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其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的各职能部门领导是很多的了。

    多年以来，我作为教书匠，虽然努力接触了一些实际，但还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多些，尤其书本理论很少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来到铝塑包装机组装车间后，看到机器的自动化程度真是很高：

    ——机器将PVC片子加热并真空吸塑成形（各式各样的胶囊或圆形药片形状）

    ——填充药品（胶囊或药片）

    ——覆盖铝箔并热压封合

    ——打字（打批号）

    ——{zh1}裁剪（适合装入包装盒的大小），

    在吸塑、填充、热压、打字和冲裁过程中的真空度、温度以及各种准确的动作等都是自动实现和完成的，它的“全自动”xx是靠“电”来“掌控”的，机器的电路当然不是太简单的了。从八月中下旬到九月中下旬，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我先是研究消化机器的电路图纸，后是小心翼翼、仔细认真地动手组装电路，{dy}台机器一次试车成功，第二台、第三台自不必说了。

    1992年国庆节前，根据惯例，我跟随自己组装电路的那台机器，同负责机械部分组装的工人刘师傅一起，去机器的买家——位于黄河边上的山东鲁北生化制药厂调试机器，几天后，刘师傅又返回研究所去取备件，我一个人在山东厂家度过了国庆节假期。国庆节那天中午，厂方安排食堂特意办了一桌酒菜招待我，有好几位主任、科长人等作陪。

    国庆节后，刘师傅返回厂家，我们俩仅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将机器调试完毕、使其顺利投入生产运营。看到机器高效率、高速度运转进行自动包装药品（一种白色药片）时，全车间工人一片欢腾，在场的局长、厂长也都感到很满意，高兴之余，他们当天晚上请我们到饭店用餐，频频举杯表达谢意，我们品尝了当地的黄河大鲤鱼等菜肴，我{dy}次感受到为“上帝”服务的快乐。

    此后至十二月份的中旬，我仍以组装电工的身份，与几名工人师傅一起，先后到江苏连云港、黑龙江哈尔滨和吉林辽源等城市的几家药厂调试机器。

    附带说一句，数年后，我则是以财务科长的身份带人多次到华东（含上海）、东北等多家药厂催索货款；还顺道瞻仰了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圣人孔夫子的故乡齐鲁大地往返多次，还两次拜谒了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和孔林）；至于无锡的太湖、大上海的黄浦江外滩等等，自不必赘述了。

    话归前言。距离1993年元旦还剩十来天时间了，冯广学所长下达了口谕，我的身份一下子由组装电工（临时工）晋升为本所干部，活动场所由组装车间突变到二楼财会办公室（事先已为我安放了办公桌椅），并且频繁地被安排旁听年终中层干部到场的各种汇报会、总结会，我的庐山真面目昭然若揭于众目睽睽、大庭广众之下了。在大会小会上，冯所长自然是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大家：是准备接财会的岳科长班的，岳将于三月一日退休，此前的两个多月，请他帮一帮带一带新手······

    虽如此，我知道，在单位办公室、车间、走廊以至什么角落里，甚至在各家各户的茶余饭后，一时间、短时间我成了大家的谈资，不少人在议论我这个新闻人物，说长的道短的、说东的道西的，在所难免，是很自然的事，均属正常。至于怎样议我、如何论我，说我有多长道我有多短，我则是聋哑人一个，一片茫然。

    在扑朔迷离中，倒是一件小事启发了我迟钝的“灵感”：{yt}午休时，闲着无事，我随意核对会计账本上的一组数字，懒懒地伸出一根手指巴拉着算盘珠儿；有位女工程师（她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出纳）见了，好心地告诉我、指点我说：“打算盘不能用一根手指呀。”——明白了，看来，包括她在内的我的这些新同事们，并不知晓我三十年前的1962年就已经开始从事财会工作了，更无从谈起我在后来几起几落中，在财会工作方面有过还算不上是稀松平常表现的历史，她话里话外透出的潜台词是：财会新来的这位准科长，是教书的，依仗着是所长同学关系来的，不懂财会，是外行，连算盘都不会打······

    年终的{zh1}一周，根据冯广学所长的部署，我也跟随会计人员一起加班加点，以便实习、熟悉所里的年终会计决算工作。岳科长全权指挥，他印制了大量的表格，一连几天要两个会计对照账本分门别类地往表格上填写数字，要求{jd1}的准确，又经过核对无误后，要会计们照他的口令制作一张又一张的凭单（我知道，这是会计决算必不可少的各种“结转”），接着的“工序”是：

    ——科长汇总、登记总账；

    ——会计记账、结账、对账；

    ——科长制表（白纸草稿）；

    ——{zh1}科长将计算出来的数字交由会计填写正式报表，于元旦后三日内上报到业务主管机关——市科委计划处。

     我初来咋到，摸不着头脑，只能作壁上观，附带虔诚地、虚心地学习，没有、也不可能帮上人家什么忙。

     12月31日晚间，是我们{zh1}一个加班的日子，岳科长进行决算的{zh1}“工序”，他即将通过正式决算，计算并公布出当年本所创收盈利的具体金额数字。附近居住的不少本所职工，可能也是惯例吧，大家聚拢到办公楼里来，楼上楼下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也都关心着今年盈利金额数字的多寡，这，谁都明白，与他们今后、起码是来年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顺便说一句，一年以后，轮到由我主持年终决算加班时，与当年在干校农场类似，人们对关心当年盈利结果的热情锐减，来围观我们财会部门年终决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是源自于我平时向大家不断泼冷水的结果，加之研究所的情况也已今非昔比，发生了些变化，这详情自是后话了。

    我过去经历过的会计年终决算有商业性质（农机公司）、农业性质（干校农场）和事业性质（母校）的，而这农机研究所按理说也是事业性质的，不过因为更多更大量的会计业务是核算铝塑包装机研究、制造和销售的，实质上是事业性质（财政拨款部分，业务量不是很大）和工业性质的会计核算两部分，相应地，设置了两名会计管账。我虽然没有接触过工业会计业务，但推碾子拉磨也差不了许多，只是科目各有各的设置；岳科长他们搞的年终决算，也不外乎对账、结账、处理损益、核销呆账、折旧、摊销、结转费用和成本等，其来龙去脉与其他的会计决算大同小异，我心里大体上还是清楚明了的；倒是两位会计后来告诉我，虽然搞了许多年的年终决算，可都是听科长的，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得头来，还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新官上任

    1993年3月1日，岳科长正式退休，我也按“计划”准时地顶替了上去。我明白，初来咋到的，得有自知之明，不可造次，要把握着次第，循序渐进才是。当然，上任伊始，我总得有所为吧，毫不例外地，也算是点了“三把火”。

    首先，我早就发现会计明细账中“应收款”登记的弊端：几年累计结转下来，这本明细账的户名有近二百家，大都是全国各地药厂厂名，其排序没有规律，会计是按照业务发生时间先后按页码登记形成“现状”的；而今，每次发生会计业务，会计都要从目录起始行开始顺次查找某药厂所在的页码，有时{dy}次没找到，还要从头再次查找，每次要从头到尾逐一过目，有二百来行啊，费时费力，很慢，很繁琐，很笨重。我的解决方法是：要求会计重新立账，按省排序，将近二百家药厂归类到相应的省份里去，这样，每个省的药厂不过三五家、五七家，查找起来很是方便快捷！

    古人云“大道至简”，今人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了是贡献，我好像多少也贴了点边儿？

    开始的一段时间，会计不能熟练地将药厂与省份对上号，我便当起了“导游”，如果说出药厂的名址来，一般我能“脱口而出”其对应的省份，举例如下的回答：

    东宁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所辖，东与俄罗斯接壤）；

    抚宁县——河北省（秦皇岛市所辖）；

    吴忠市——宁夏自治区；

    吴中区——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区；

    泰安市——山东省；

    泰州市——江苏省；

    三门峡药厂——河南省（黄河流域）；

    三峡药厂——湖北省宜昌市（长江流域）；

    ······

    至于“湘西药厂”、“鄂州药厂”、“鲁南药厂”所属省份，分别是源自于湖南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的简称“湘”、“鄂”和“鲁”，以此类推，就不必说了；我有时还需要“正音”，比如“安徽亳州药厂”，“亳州”读“博州”，读“耗州”就错了！“亳、毫”一笔划之差，它们的读音很容易张冠李戴，谬之千里矣！

    我这“导游”何以自吹自擂谓之一般能“脱口而出”附带“正音”？除了读书时学过“地理”外，更多的是平时看书、读报和听广播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再说还当过中专语文教师不是？人家很多人连外国地名都可以倒背如流，其实我这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何况有些地名我也发蒙呢。

    经过一两年时间，会计们也可以张口就来、伸手可得，也都适应了；而今，十七八年过去了，主管会计已经更换四茬了，“分省”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看来会{yj}地流传、持续下去的。

    其次，规范会计凭单书写、制作。

    某会计制作会计凭单有个“传统”或曰习惯做法，即频繁用“现金”收、支“挤出差额”的方式制作会计分录，虽然{zh1}的余额没错，但没有反映出会计业务发生的实际，又导致出纳员无端地、大量地凭空登记现金收入、支出——明明收入现金20元，却要人家登记收入现金100元，支出现金80元，举例说明如下：

     销售员李某{dy}次来财会借款100元，会计制作分录（凭单）：

    《暂付款》（李某）增加 100元    《现金》减少 100元

    ——上面的做法无可挑剔，xx正确。问题出在李某报账时的会计分录上了。

    一周后，李某来报账，报销差旅费80元，返还现金20元，会计如此做分录：

    《现金》增加 100元        《暂付款》（李某）减少 100元

    《差旅费》增加80元         《现金》减少80元

    恐怕外行人也看得出来，出纳并未收到现金100元、付出现金80元！但是她得照会计凭单任如此记账：

    《现金》收入100元、支出80元。

    ——实际不是这样，是实实在在地收入现金20元！如此，出纳平白无故地大量登记现金的收入、支出，“挤出”来的差额才是正确的“实际”！

    正确做法很简单，并且符合业务发生的实际：

    《现金》增加 20元           《暂付款》（李某）减少 100元    

     《差旅费》增加80元

    我几次要求会计把这蹩脚的错误做法改正过来，且次次都是和风细雨、和颜悦色，但一直都是“涛声依旧”，可能是习惯成自然，改也难吧。“积攒”到后来，我终于有{yt}“怒不可遏”了，亲自动手，将会计已经汇总完毕、装订成册的一整本凭证拆开，把那些“蹩脚”的玩意儿一一撕毁作废并重新制单（做分录）、汇总。我这推倒重来、越俎代庖的做法，虽然使会计一时感到没面子、甚至还流下了委屈的泪水，申辩道：这么多年也没谁说不对呀······过了段时日，她终于将“弯”转过来了。

    在我的极力坚持下，除了原始凭证签批（经手人、验收人签字及领导审批）完整外，还要求会计制作和登记凭单必须规范，书写清晰明了，制单、记账、审核等签字盖章要一应俱全。

    好像后来有那么几年，市财政局、市科委组织本市十几家科研院所财会人员的拉练检查，我们的凭证、账目登记和管理，得到的表态是“点头”（赞许）；市农机局财务科还曾将本所作为样板，组织本系统几个单位财会人员，来我们研究所财会部门拉练、参观，一睹我们账目、凭单的芳容······

    第三，我为职工对会计年终决算结果寄予厚望的“传统”泼冷水。

    一些年以来，一方面，包括本市在内，全国各地生产铝塑包装机的厂家越来越多，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各地兴建的药厂越来越多，竞争同样激烈，这“一方面”与“另一方面”的“激烈”合在一起，造就了包装机生产厂家的虚假繁荣。

    例如，我们研究所销售的机器，每台开出8万元的xxx，对方有的预付2万元、3万元不等，就发货给人家，目的是扩大销售，{zd0}限度地占领市场份额，心里的“小六九”盘算着，欠债还钱呗，反正我们占据着主动，有地方去要账，那钱早晚都是我们的，何乐而不为？

    起初的几年尚好，回款源源不断，所里的腰包还算鼓鼓的，不然，哪有钱建造家属住宅楼和办公楼啊。

    我到研究所的1992年下半年，跟随工人师傅几次去机器的买家（药厂）调试机器，带着很重要的任务是讨要欠款，我隐约发现是很有“情况”的了！有的药厂效益不是很好，资金紧张，讨要欠款很难；一些药厂已经处于倒闭前的“xx”阶段，面临停产、半停产，无力还债；效益好些的厂家，有的也趁着”浑水”赖账不还！我看到，这一年岳科长他们搞年终决算时，账面的“银行存款”不过三万余元。

    尽管研究所周围仍然赞扬声不绝于耳，我却有种“四面楚歌”的感觉，后来的事实对我的预感有所证明。

    我接手的1993年以及后来的那些年，形势逐渐严峻，研究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常常挪用财政拨付的月工资款做展销会或生产的急需之用，职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成了家常便饭，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的事时有发生。

    以本所铝塑包装机年销售为例，假如：一台机器的销售额是8万元，一年销售25台，开具25张xxx，全年的销售收入200万元，剔除100万元的实际成本费用和税金后，年终决算出来的净利润是100万元——账面数字无疑是准确无误的。

    一年200万元的销售额，回款额度不过七八十万，外欠款竟然高达一百二三十万（要拖延数年才可索取回其余的部分欠款），恐怕到了年终连100万元的成本费用都回不来！因而，那曾经让人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的100万元利润，岂不是子虚乌有了？

    当我2000年8月退休时，研究所“应收款”（药厂欠款）中，呆账、死账也达数百万之巨了！ 

    经过一段时日的“说教”，大家明了这些情况和“道理”，加之还有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亲历，很自然地感受到了单位日子过得很艰难。{dy}年由我“主持”决算时，基本上没有人来围观和关心财务决算出来的（利润）金额数字了，尽管它在账面上经过环环相扣的核算，数字自是准确的，也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真实”。

    在年终岁尾之前，我再三叮嘱会计、出纳们记好帐、对好帐，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具体的决算要会计亲自动手做，哪有会计不搞决算的？冯所长有些急了，说：“往年决算时，可是复印了大量的表格数字的，你不弄行吗？”我说一张也不用，都在会计账上呢。届时，我边讲解边让会计制作各种“结转”凭单，决算工作如期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会计们对决算工作的来龙去脉都“醒过神”来了，自下年开始，决算工作便能独立完成了，我也不必越俎代庖喽。

       （三）迎来送往进行时

   （ 按：此处和下节所提及的人和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是真实的；为了避嫌，拙笔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隐匿的办法，不会触碰到当年的哪位当事人，谁都不可能对号入座，尽可以放心。）

    财务科长的差事，差不多有一半或更多的精力要对外交际。迎来送往、随机应变、逢场作戏······这些原本就是我的弱项；再加上刚刚从校门出来，孤陋寡闻、木讷迟钝，面对大千世界，遭遇尴尬、无所措手足是必然的了。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外交”对象是很多的，多数都涉及“钱”（xx、存款、缴款、拨款等），诸如银行、工商、税务、交通、城管、电业、街道、派出所，此外，还有农机局（主管局）、财政局（拨款）、市科委（业务主管）、审计局、人事局或社保局（缴纳养老保险）、卫生局（报销医药费、缴纳医疗保险）、房产局（房改、缴纳住房公积金）以及政府其他一些有关部门。对这些市里的“鸡冠头”，都得看成是上级，都得恭敬，需要的时候一般都得从命。

    当然，不该一刀切，还是有几种情形要区分开来：

    ——有的就是“纯”工作关系，公事公办而已；

    ——有的关系要想方设法搞好、搞熟，熟人好办事嘛；

    ——有的还需要“攻关”，要不怕破费、不惜银两······否则，可能就会寸步难行。例如，某年某月，因为未能及时偿还拖欠某银行的十万元临时xx，被人家一怒之下将当月财政拨付的经费款（工资）悉数扣掉，弄得很被动、甚至很狼狈······这就是“攻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明证。

    如是，三天两头的设宴招待，在酒桌上寒暄、吞云吐雾、推杯换盏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市里各委、办、局等单位的各级各类要员、大员经常来我们研究所视察、审查、稽查、检查、审计、调研、拉练、座谈、走访······所有这些涉及钱的比例占了大多数，因此，迎来送往的差事常常有我的份儿，不过以我为辅的时候多，以我为主的时候少（有“个儿大”的所长顶着呢）。

    某局一位不过是“员”级的要员，某种程度上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命脉”，例如人家有权决定那“专项”拨款或多或少的数额，惹不起，要仰视；那次要员来所，按惯例，我从办公室领出五元一盒黄色的红梅牌“攻关”香烟招待，不料客人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抽这个。”原来人家从兜里掏出来的是十二元一盒的红塔山牌！我心里惊诧：真牛啊，一个月得多少烟钱啊（那时一般公务员的月工资不过几百元）。我按着所长的眼色行事，连忙找人到附近的小卖店买了盒红塔山圆场。吃一堑长一智不是？以后这位要员再来所里，我们便很“识相”地将红塔山递上去。

    一次，宴请某银行营业部主任、信贷科长、信贷员，酒足饭饱之后，客人还没有尽兴，提出要玩一玩乐一乐，便男女搭配（服务员陪伴）跳起舞来，我和所长冯广学对跳舞唱歌那玩意儿都是门外汉，人家频频邀请我们下场，无奈，我们只有频频摆手谢绝人家，像两根木头桩子立在一边，很不自在，很受罪,可也得忍着、熬着，我们还有任务呢——{zh1}买单啊。 

    还有“复杂”些的，已经是第N次了，晚上招待几位“大盖帽”（当然人家换了便装、摘掉了大盖帽），酒宴过后，又到“澳洲xxx”去跳舞。这一次可是别开生面，我们算是长了见识了：人家“大盖帽”有的有固定舞伴（打电话从别的歌舞厅召之即来），有的当场在xxx临时“选美”；出乎意料的是，不顾我们事先的一再声明：“我俩不会跳舞，你们跳吧，我俩当观众”，那位有着科长头衔的“大盖帽”，竟然“热心”地替我们也挑选了名舞伴！我们不跳舞，这舞伴该如何“处置”？冯广学所长手往我这儿指了指，要那舞伴陪坐在我旁边，我急了，大声道：坐他那儿合适，他是所长，官比我大！无奈，冯所长只好没话找话地与那位小姐攀谈了起来（可这小姐陪“聊”的小费得照掏不误）。望着大盖帽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双手搂着舞伴转来转去（不知他们这是什么舞步？），我俩如坐针毡，冯所长身旁还有位小姐“伴”着，我估计，他的难受劲儿、尴尬劲儿比我严重多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冯所长有了吃一堑长一智的经历之后，再有如上的场合，一般都指派我去，他大都找借口“逃”掉了，弄得我只好独自为战了。但还好，后来的那些年，我硬着头皮“撑”下来了，我不下舞场、也下不了舞场，次次都是充当看客，或者自我解嘲曰之为“当评委”，致使大盖帽人等也都习以为常了。

   岁月啊，带走了许多，也给予了许多；时光磨砺着我，可谓逐渐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老道成熟喽，再有客人玩一玩乐一乐的事，我可以“自如”地待在一边，然后适时地中途买单、然后知趣地退场、然后自觉地给客人更加广阔自由的活动空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还是个愚者呢。有一年的冬夜，我陪同客人去“子夜歌舞厅”消费，在子夜到来之前，我例行公事般地买单、付“小费”、一通寒暄，然后逃离出来，准备下班回家；刚要上出租车，只见路灯下一位大盖帽领着小姐（他的舞伴）急急地追了过来，小姐手里挥舞着什么冲我呼喊道：“先生，等一等，您这张是xx，给换一张吧！”我刚刚买单连同小费花去了八九张百元大钞，怎么独独给这位小姐的是xx？幸好那天我带足了银两，兜里好像还有一两张，满足了人家更换的要求——那一阶段xx流行得很猖獗，她有些神经质，弄得我在人家大盖帽面前好没面子，退回的那张不够崭新而已，哪里是什么xx！

   迎接某局一位中层领导来所，面包车（研究所迎送客人专用车）行至途中，那领导掏出张票据来，客气地、柔声吩咐我道：“请帮我处理一下。”根据经验，我知道那通常是张几百元或上千元的餐费xx或别的什么票据，人家是招待战友、同事、老泰山甚至是情人还是有别的什么用场，反正都一样，我无须多问，想办法将款项如数垫付上，必须让客人当日满意地“如数”而归，因为这位领导某种程度上掌控着我们研究所的“命运”呢，不可搪塞敷衍；事后，再提请所长签字、到出纳处报销，不能直接报销的（例如票据或其内容不符合规定），还要想办法“变通”，这是规矩，我的职责，应该的。

   下班后，刚刚吃完晚饭，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哥呀，我在名仕酒店呢，过来吧，我们都想你啦！”这是市里某分局的“朋友”。我明白，“想你啦”是要我过去结账买单的隐语。我得去呀，规矩嘛，临时从家里凑上十张百元大钞，心里盘算着：“到时候随机应变吧，不一定将一千元都搭上啊。”到了酒店一看，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六位“分局”都喝得红头胀脸，杯盘狼藉，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身后有四位小姐（舞伴儿）陪着，明摆着的事，吃喝完毕后，人家还得去舞厅尽兴！我心里暗暗叫苦，十张钞票一张都省不下！果然，餐费“抹零”后用去六百元，四位小姐的小费就会把我剩余的钱悉数风卷残云了，“分局”们去舞厅买单的钱没了！我向他们中的“头领”表示歉意：“刘科长、刘老弟，对不起了，只剩这四张啦。”“头领”流露出不满，自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属正常，我倒是暗自庆幸没带更多些的银两，算是为单位省下了（人民币）。

   ······

       （四）攻 关

   接某局办公室电话通知：带250元人民币前去“领”一本书加一张光盘。我从兄弟单位那里见到过那书和光盘，哪值呀，分明是摊派、勒大脖子！正义感“冲动”着我，费了一番周折，竟然挂通了该局一把手即局长的电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局长啊，一本小薄册子加一张光盘，让我们花250元去领，贵了点儿吧？”人家局长老道得很，饶有事故地、胸有成竹地回答道：“你说得太对了，我和你有同感哪；不过，这是上级定的，请你帮我把我的上级给说服了？谢谢你！”我说：“可能您的上级也和您一样的回答吧，上级的上级的上级······难道要我一直追到国务院？”没解决问题，只好这么顶了一句，算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也罢，装聋作哑，偏不拿那冤枉钱去“领”，能奈我何？

    不久，隔了一两个月吧，该局派一帮人马来我所“稽查”来了——没办法知道他们的此番举动，是否与我给局长挂的那通电话有关？人家都是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的样子，兵分几路、多管齐下，只两个多小时，领头的一汇总，义正词严地告诉我：“稽查出来的问题有十多项，连补交带罚款去零留整一万五千元，月底前必须交上！”我傻眼了，难道是应了那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不管是报应还是报复，我得替单位着想啊，有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吗？试试呗——攻关！  

   堡垒得从内部攻破。找到该局稽查科的小李同志，我们平时关系不错，他又“好说话”，我说道：“小李呀，帮帮忙呗，所里很困难，一时交不上一万五，替我我们想想办法呀。”

   时间不长，小李为他们科的二把手、新来的马副科长带路来见我。事情是这样：那时正流行BB机即传呼机，小李提出，要我们所出钱给马科长配一个，我二话没说，当场答应，不就一千多元么；我就势请求马科长网开一面，将那一万五千元想办法减、免、缓些吧。马科长虽说是新来的，可本事不小，能量很大，不久，他亲自电话通知我：“全免了”！从此，马科长这位朋友我是交下了，后来那些年，有难题我就去找他，人家为我们所提供诸如减、免、缓的好多方便，甚至我在退休后，为单位的事情还找过他帮忙呢；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代表单位不时地“打点打点”他。

   插个小花絮：马科长所在的市局，有几百人都“自行”配备了BB机，实际都是由各自管辖的企事业单位出资（含购置费和使用费）。后来，据说该局女局长觉得不对劲儿，一声令下，将全局人员的BB机一个不留全部收缴，仓库里堆放了一堆又一堆，以示清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仅仅一年，该局大部分人员腰里却都挂上了更加高贵的“大哥大”（手机），当然也都不可能是自费。女局长这次却是睁只眼闭只眼，算是默认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法不责众、纠正起来难度太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