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6-20 14:00:28 / 天气: 酷热 / 精华(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批僧人先后来到。他们或借传教之名刺探中国情报,或以“弘法”为借口偷盗中国文物古籍……其中,僧人窃取《》(上图)的过程最令国人愤慨。
寺本婉雅来华的最初目标是为进入西藏。
1900年6月,日本驻华使馆职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先后在死于义和团团民之手。
当时,虽然西洋各国也接受了清政府的宣战,但由于各国距离中国国土遥远,xx在一时间还难以到达。因此,列强纷纷要求仅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先行出兵侵华,以解京津两地教堂、使馆被义和团团民围攻的燃眉之急。
实际上,寺本婉雅此次来华身兼秘密使命。在日军第五师团司令部为寺本婉雅专门开据的身份证明上即有如下文字:特许寺本婉雅“翻译服务之余暇,受东本愿寺委托研究西藏经典,在调查制作西藏经典方面给予方便”。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之前,慈禧皇太后挟持光绪皇帝,抛弃祖宗基业和京城万民于不顾,仓皇逃亡西安。在北京期间,寺本婉雅频繁游走于皇室诸王和专程回到北京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府邸,积极主张在日本和清廷之间秘密结盟,并在促成慈禧和光绪从西安回銮一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紫禁城和雍和宫(上图)被沙俄xx和俄国教会占领。皇宫内的800多名太监和雍和宫的400多名喇嘛流离失所,还没了原本由清廷按月发放的俸禄口粮,生计成了大问题。个别喇嘛甚至偷偷变卖寺内的佛像、经卷以维持生计。得知此情,寺本婉雅认为此时正是日本有所作为的大好时机,遂说服北京日军统帅机关,救助逃亡在外的太监,又支给雍和宫的喇嘛们每月450石大米的口粮,又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等人商议,将包括紫禁城和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北城纳入日军占领区,并成功地将盘踞在雍和宫内的沙俄传教士赶出,重新找回喇嘛,请寺本婉雅的师傅林钦活佛前来管理雍和宫。
在这一系列的“救助”活动中,寺本婉雅与清廷的高级官员和上层僧侣建立了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1900年12月,寺本婉雅还以“喇嘛代表”的身份,随醇亲王载沣一起秘密前往西安,向慈禧当面报告日本政府对时局的态度,并恳请慈禧和光绪回銮京城。
由于接连遭受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破坏,北京城内的许多昔日香火繁盛的寺院都变成了残垣断壁,寺内的喇嘛也为了生计四散奔逃。我们在前面说过,寺本婉雅此次随军来华,除做翻译之外,还兼有为东本愿寺搜罗善本佛经的任务。在“帮助”雍和宫等寺庙外逃喇嘛的同时,寺本婉雅借机进入了这些寺庙,先后在北京城内的喇嘛教寺院黄寺(上图)和资福院,分别发现了一套藏文版《大藏经》,寺本婉雅立即将这个消息告知国内。是年10月,日本大谷派的大谷莹诚率人赶到北京,在侵华日军司令部安排下,亲自翻阅了这些稀世之宝,并安排专业人员留下来整理编目。
为了获得这两部稀世经典,寺本婉雅对林钦活佛和清廷官员多方斡旋、软硬兼施,施展了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终于,在京全权处理与各国交涉事务的庆亲王奕劻(上图)以寺本婉雅曾对清廷皇室做出重大“政治贡献”为名,将这两套《大藏经》作为“恩赏”送给了寺本婉雅。寺本婉雅得到这两套《大藏经》之后,立即将打造了100多只木箱,装箱之后,用日军运输舰运回日本。
寺本婉雅从黄寺获得的那套《大藏经》,《甘珠尔》(上图)部分是绀纸金泥本,刊刻于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丹珠尔》是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朱印本。这套《大藏经》先被进献给日本皇室,后来被皇室转赠东京大学图书馆珍藏,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另一部得自资福院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共358函,6017部,运回日本赠给了京都的真宗大学(后为京都大谷大学)。这套《大藏经》后来被称作“北京版”《大藏经》,在战后曾经影印出版。
1901年7月,寺本婉雅陪同被他说服的常驻雍和宫的五世阿嘉活佛,以及一个佛教僧侣访问团,从北京启程抵达京都,受到了东本愿寺和京都官民两界的热烈欢迎。在藏传佛教的传说之中,阿嘉活佛是藏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上图)父亲的xx,阿嘉即为藏语“父亲”之意,因此,阿嘉活佛在藏传佛教中是一位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活佛。
由阿嘉活佛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参观了京都的东本愿寺,拜会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还到东京进行了参观。阿嘉活佛的代表团在日本活动期间,由于寺本婉雅患病休养,没有陪同阿嘉代表团,从而失去一次在国民面前展示自己“战果”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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