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

(本文刊于《随笔》2010年第3期)

方朋

老爸和电脑

    我在电脑前，习惯性地打开邮箱，浏览来信。突然，我拿鼠标的手震了一下，是一封老爸的信，老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发给我的信还在我的信箱里。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信了，他爱用绿色的格子信纸，末尾有他用鼠标画出的手写签名“舒芜”。我一直记得，刚帮老爸装上那个可以让鼠标模仿手写笔的软件时，他是何等的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完成手写签名，但是他的手总是抖，明明那一撇就要完成时，手一抖，整个字就不成了样子，于是只好重来。我走开了，有的时候，表面上的不关心，实际上是源于许多无法说出的感情。老爸真的老了，我不能看下去。

    第三天，老爸高兴地让我看，说是终于写好了。果然，很像他手写的字体，但是老爸写了多少次啊。要做的，他就一定要做好。

    老爸一高兴，眼睛就有神了，仿佛又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只是能让他高兴的事不多。我虽然离不开电脑，但我认为电脑的{dy}大罪状就是让人的眼睛无神。

    老爸接触电脑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之前我劝他用电脑他不听。我告诉他电脑上写文章比纸上写有很多方便之处，但是他反驳说:那样就没有“手迹”留下了。当时不以为然，后来真是有些后悔。老爸用上电脑后，就再也不动笔了，就算要写一两行字，他也先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老爸的硬笔字说不上多漂亮，但对于我们，却是无价之宝。看着老爸留下的手迹，字字扑面，老爸伏案写作的身形仿佛又在眼前。可惜，许多道理似乎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后才让人明白。

    老爸用电脑，一是写文章、投稿方便，有时发给广州、上海媒体的文章，第二三天就能见报。有一次上海一家报社编辑晚上打来电话，说是版面临时有空缺，马上要开印了，问老爸手头有没有现成的稿件，如有，希望能立即发过去。老爸正好有一篇写好的短文，就发了过去，于是那边马上排版、开印。老爸常常感慨，在必须通过邮局寄稿的年代，这简直无法想象。

    另外，也是主要的，老爸是通过电脑和人交流。老爸喜欢思想交流，尤其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记得“xx”后期，他从干校回京，没有房子，住在一座小楼下面的半地下室似的杂物间里，我们称为“小黑屋”。老爸为“小黑屋”起了个“天问楼”的名字，他的许多文章，就标明写于“天问楼”。不少人以为“天问楼”是间高高在上的房屋，哪里知道是这么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那间“小黑屋”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怀念，因为在里面可以畅所欲言。每次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开始几天和老爸都要聊到夜晚二三点，时政、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我经常发一些貌似深刻、实则幼稚的议论，但他没有丝毫嘲笑的口气，一直陪着我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思索，鼓励我阅读。

    以后老爸的听力越来越差，以至于谈话都难以进行，电脑就成了他和人交流的工具。因我不在北京，老爸经常从网上找来各种文章发给我，内容以时政为多，也有其他。有一篇文章是说，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加速膨胀，银河系外的几大星系，正以加速度飞离银河系，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将越来越孤独。老爸为此深深感叹:“想想人类在宇宙中，竟然如此孤独!……”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关心这类许多人认为很“玄”的问题。

爸爸生命的{zh1}岁月，已经不能离床了，但他每天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电脑前坐一坐，只要能起床，他就一定坐在电脑前，上网，直到坐不住，躺回床上。“这样就不空虚了”。他躺在床上说，然后又拿起一本书看。老爸腿脚不好，很少出门，耳朵又听不见。幸而他眼睛一直很好，到老不花，上网能让他神游世界。对他而言，能接触到新知识，能和人交流，才是活着的象征。他给我的信我一直保存在电脑里，{zh1}一封的发出日期是今年二月十八日，信里告诉我他写了一篇短文，将在五月份发表，而七月间他{zh1}一次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出来。那篇短文的题目是《论“没意思”》。那是为纪念xx作家荒芜写的，老爸为荒芜在{zh1}的岁月里那深深的绝望而震动。

对思想的迷信

    老爸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思想看得xx重要，在“xx”期间，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xxx、列宁伟大在哪里?他们一无所有，xx靠思想的力量，就创造了一个xxx。”当然，那时在他看来，xxx也是xx靠思想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新中国。那时他不曾知道，其实可以说那时几乎全中国人也都还不知道，列宁、xxx并不是xx靠“思想的力量”开创自己的江山的，他们的作为，有很多和“思想的力量”根本无关。但那个时代，老爸就是这么想的，尤其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他作为进步教授，成为依靠对象，参与了政事，亲见许多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政策一到就迎刃而解，这更让他相信了思想的伟大。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铁拳。

    在老爸看来，一个人，当他还没有掌握某种思想，仅仅是照着这种思想去做了，就立刻强大十几倍，那么掌握了这种思想的那些人，自然就是神了，而创立这个思想的人呢?我问过老爸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上帝了，而且是活在世上的上帝。”他慢慢地回答我。

    这话他不会对别人说，也不会写在文章里，他只是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明当时自己的心态。

    在我看来，老爸由于对思想的热爱进而到了对思想的迷信，他相信一种正确的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这也自然让他连带着迷信那位思想者，于是也使他走出了那至今让人争论不休的一步。既然对着上帝，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把自己和胡风的分歧和盘托出，却不料这位上帝对权术的爱好远大于对善的爱好。

    我一直难以理解，父亲这些在国统区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和新政权是一家人?会不会只有老爸一个人这样天真呢?从现在的许多材料看，面对新政权，这种毫不见外地把自己当自家人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一直在国统区生活的左派知识分子比例更大;倒是延安、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历了各种运动，早早摆正了个人与{lx}的关系，建国之后，他们要谨慎许多。

现在常有人责备中国知识分子自作自受，没有骨气，这真是很不公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那种信任与赤诚的感情实在称得上是{qwgr}后无来者，后来的人不了解，了解了也不理解———这也包括我。而那些过来人，或许因为随后的种种不堪回首，也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

列宁全集

    虽然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自认和新政权肝胆相照，可随后的“引蛇出洞”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让老爸从对思想的迷信中醒悟。

    我家去干校时，是被称为“扫地出门”的那种，就是说永远不再回来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北京。我负责装书，虽然抄家时被抄走了一批，但剩下的还是不能全带走。我钉了个木箱用来装书，老爸左挑右挑，除了别的书，还放进一套二十几本的列宁全集，精装本，鲁迅形容为捧一本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砖头的那种。运行李时出版社派了几个人帮忙搬东西，两个年轻人（是我现在这样称呼人家，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应称其为叔叔）抬着那个书箱。我家住的胡同小，卡车只能停在胡同口，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一段不短的路才能搬到卡车那里。我担心那个书箱散架，就一直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一段，放下歇手，问我:“怎么这么重，里面装的什么?”我说是书，他们奇怪:“书也不应该这么重啊。”于是我进一步解释:“里面有一套精装本《列宁全集》。”两个年轻人明显愣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抬着箱子继续走，我听见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了，还带列宁全集!”

    经历了“反右”，经历了十几年的思想压制，经历了我母亲“xx”中的惨死，父亲对思想的迷恋始终不变。他曾详细对我说过:马、恩的文章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语言充满智慧;列宁的文章雄辩滔滔，让人简直无法反驳;斯大林的文章语言简单、明确、有力，似乎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xxx的文章，引古论今，语言中自有一派{wz}气象。

    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上了这些书，我读《哥达纲领批判》，果然，文章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语言让我大为佩服，父亲告诉我，其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写得更好;随后我发宏愿读《资本论》，硬着头皮，半懂不懂地看———或许连半懂都是我自认的———看到地租论一节实在搞不懂了，父亲说，xxx说的“级差地租”是西欧社会才有的，中国的地租制度xx不同，所以这一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很大难度;然后我又看《共产党宣言》，父亲说:“文章写得真好，简直就是诗。”见我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父亲说，那是他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入门书;我读《反杜林论》，父亲说，后半部可能不好懂，里面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深。

说实话，上面提到的各部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没有一部我能看完，但是父亲晚年时回忆说自己曾以极大的热情追随、研究xxx主义，我相信那是真的，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

晚年的反思

     我不大喜欢“反思”这个词，这是个舶来品，用在中文里总有些怪，但我也想不出别的词，只好仍旧用它。

    父亲晚年的反思，按照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又走到头，《回归五四》了。我曾半开玩笑地和他说:何必回归“五四”呢?这样就会有人说你，又在否定自己了。以前否定自己，现在又否定自己，总在否定自己。父亲想了想，又想了想，回答说:“那也只好让人去说了。”

    其实我倒是不在意有人会说什么，我是觉得否定自己的一生，太过沉痛了。否定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岁月都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否定自己的一生。但这就是父亲的思维方式，对什么问题都追本溯源———

    如果我一九五五年做错了，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信奉一种思想。

    我信奉的思想是别人强加的?

    不是，当年我已受到“五四”启蒙的洗礼，原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于是，《回归五四》就理所当然。

    可这也就同时否定了自己的一生。写这本书时父亲七十七岁。父亲在写《回归五四》时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过，但自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当然，每天伏案写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连续两个多月，就是年轻人身体也会受很大影响，何况当时父亲已经是快上八十岁的老人了。

人们常说:神仙是救人于水火，可我却有大不敬的想法，我总觉得一些苦难就是神仙造成的。试想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苦难来临时才祈求神仙保佑，没有苦难时，人对神仙就不太敬奉了。《xx》里早就说得明白:上帝看到人们不再敬奉神明了，就让地球发了一场大洪水。苦难越多，人对神明就越敬畏。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

     有家出版社要出我爷爷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他们找老爸写序。老爸告诉我，爷爷的学问根底比他深多了，我拿书来看，书的扉页上有句题诗:“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寥寥两句，散发着文人独有的气息，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句诗，老爸的一生本应这样度过的。

    曾经有多少夜晚，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和老爸“细论文”。当然多是他论我听。比如，《战争与和平》里，娜达莎坐在阳台上那纯洁优美的梦想;安德烈负伤倒在战场上，看到他所崇拜的拿破仑走过来;《安娜·卡列尼娜》里，吉蒂和安娜在舞会上的不期而遇;《死魂灵》里，乞乞科夫摸了一下狗的鼻子，称赞说:很不错的鼻子;契诃夫对小城镇的描写，“碎玻璃片在阳光下闪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dy}句“江声浩荡，自屋后生腾而上”，约翰和安多纳德在两列即将开出的列车车厢中无言的对视;哈代的小说《苔丝》里苔丝那句简单而又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等你，等你，可是你总不来。”……此外还有很多，对这些细节的议论，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我关于中国古诗词的那些知识，几乎都是从这些与老爸的闲聊中得来的。

    有的时候，老爸也会采纳我的看法。他本来觉得曹雪芹设计的《红楼梦》的结局“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好，可是我喜欢高鹗给出的《红楼梦》的结局:贾家家道中兴，兰桂齐芳，可贾宝玉还是出家了。尤其是贾宝玉雪地拜别贾政一节，“似悲、似喜”四个字多好。老爸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在他写的《说梦录》中，专门为这一节写了一篇，等于肯定了高鹗写的结局，还对贾宝玉在雪地中披的红斗篷做了发挥。

    回想这些自由而又能让我学到许多知识的谈话，老爸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曾经有个大好机会，它就摆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没有珍惜”，这段在年轻人中哄传一时的经典，我是从我儿子那里学来的，他早已不说了，可对我来说，因为别有一番滋味，所以始终记得。不管和老爸谈过多少次，总觉得还应该再多些、再多些。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老爸的一生如果始终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度过，一些事情或许就是别的样子。

    或许，今后在梦中，还能和老爸再次细论诗文，为此，我愿意相信人的身后有灵，我希望老爸不要像他痛悼的荒芜那样，“不结来生未了因”。

      2009.12.16写于加拿大

 《纪念父亲节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