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
很多中国的政策法规，比如环保，又如历史上诸多的房地产调节措施，其提出的初衷并不差，棋差一着往往在执行面－－要么没有人愿意真正执行，要么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可操作性。
药品价格高，原来的问题在哪里？主要在流通过程加价过高，极端的在10倍以上。出厂价过高和医院加价销售也占一部分（现实中经常被媒体和舆论当成{zd0}的替罪羊），但和流通过程加价相比只能说权重比较小，类似于分成的关系，是附属性质－－流通加了那么高的价，不吐点给上下游，这生意没法做是吧。2010版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步之处是对这些个环节都作出了限价指示。和以前一样，其出发点不用怀疑毫无质疑肯定是好的，所担心的仍然是执行力。
原来的裁判制度下，裁判和运动员是怎么相安无事使终端药价节节高的呢？xx定价权在发改委，但发改委又不是无所不晓，他也得看市场数据来定价，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赛事，典型的是一药进了基本目录，很快就价格大涨，于是又和基本目录本来的目的相违背，不是说了，初衷是好的，执行力不行，好事照样可以办成坏事。比如某药厂获知自己的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会马上填写一个表格，列明涨价的原因，向当地物价部门进行价格调整的备案，涨后价格一般一屁股会获得当地物价部门认可后，企业以此为据到各地参与药品招标，如果在某几个地区，这个上涨以后的价格不被认同，有的企业干脆放弃这几个省的招标，以维持其上涨后的高价，用这样的方法操作半年或一年后，发改委看到的价格，就变成了企业上涨之后的高价，所确定的zf定价，自然也水涨船高。如果这家药厂在进入医保目录之后成功提价，出厂价即代理商的进货价并不会改变，价格上涨增加的利润，则由生产企业与代理商进行分成，而由于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基础上加价15%，如果药价提高，医院加价后也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医院也倾向于价格高的药品。这样一来，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院都能从提高的药价中获得好处。
新裁判规则现在提出要在成本上加固定利润率，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院从自身利益出发，{jd1}要向成本进军，关键点也就转变成成本的核定上，但成本的核定环节的执行力，一贯地照样予以怀疑先，核定机构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对成本环节无所不晓吗，这可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本土厂家都搞不清楚，又怎么去核定国内外资药厂的成本--假如他告诉你他这个药多少是在国外开发的，成本如何如何高，你怎么办？{zh1}，划定了利润率，医院恐怕更会倾向于保障让价高的药中标，废话，同样利润率下，自然是价高者加成多。还有一点是，如何保护那些少数真正做实事的药厂，开发原创新药那种？利润率太低了不利于这些药厂的成长，原创新药成本非常高，这类药厂都是政策要扶持的，那就只能从成本下手吧，你成本高，你可以高价，成本说了算，皆大欢喜。
这个10版还有个好处，他把药厂按xx药及民族药>生物制品>化学药品，以及有效成分创新>剂型创新>工艺技术创新>普通药品列了个表，通杀一番后，有心者倒是可以据此按图索骥了，倒也便利，好玩。
继续讨论执行力的问题
药品的注册、安全、质量等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负责
药品的报销由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负责
药品的价格由发改委和地方物价部门负责
药品的招标采购由卫生部门负责
药品的流通市场由商务部来管
药品卖不卖得动医院方面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