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黑暗时期。民国不足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客观讲在这40多年里，也生产出不少精品瓷器。在这些精品瓷器中有传承，有融会，也有创新，给古老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遗憾的是，民国瓷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收藏家视民国瓷器为难登大雅之物。关于民国瓷器的研究和系统整理十分不够，许多优秀作品或损坏或遗失。诚然，民国瓷器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以与明清瓷器比肩，但也不乏精细之作，做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仍有其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于民国瓷器的广泛关注和重新认识，民国瓷器会成为一个收藏和研究的热点。
           
历史催生的民国瓷器
           
         清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外族入侵和洋货的冲击，瓷器生产已呈全面衰退之势。此期间虽不乏有识之士纷纷开办瓷业公司，以抵御洋货，如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1904年)、萍乡瓷业公司(成立于1905年)、湖南瓷业公司(成立于1906年)、川瓷公司(成立于1909年)等。但因产品多沿袭旧法制作，不仅风格与晚清官窑器出入不大，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民国瓷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走上前台的。
           
         同明清瓷器生产一样，景德镇瓷器也是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民国初年，衰世凯称帝，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1916年派郭世五去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以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为主。其选料精细，胎骨很薄。具有造型精细，彩料考究，纹玲珑俊俏的风格。虽然烧造时间很短，烧造的数量也不多，但却给后世留下了颇富争议的“洪宪瓷”之谜。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之间，随着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1910年)，全国先后开办了三十余家瓷业公司，以生产日用粗瓷为主。这一时期堪称我国陶瓷生产企业化发展的时代，也是民国瓷器生产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可圈可点之处。
           
         可以这样讲，民国瓷器生产在连年内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大环境下没有迎来它的发展时期就过早步入了衰退期。虽然在伪满洲旧时期(1932-1945年)曾烧造过一批落款 “康德年制”的“皇宫”御用瓷，但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工艺水平不高，胎质甚至不及“洪宪”细腻，无法反映民国瓷器的风貌。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业待兴，但国民党统治者挑起全面内战，打碎了国人振兴瓷业的美梦，而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直在不景气中苦苦挣扎近三十年的民国瓷器生产也就寿终正寝了。
           
民国瓷器的种类
           
         民国瓷器大体可分为仿古瓷、日常生活用瓷两大类。仿古瓷从前代青花、五彩、粉彩器模式而生产，多为达官贵人所定烧。如徐世昌定烧的仿雍正官窑器等。仿古瓷基本上代表了民国瓷器生产的水平。日常生活用瓷多为质地粗松的青花、五彩和粉彩等日常生活器皿。民国瓷器虽然继承了晚清瓷器的风格，但与晚清瓷器仍有明显不同,其造型较晚清瓷器纯朴自然，以简单和平直的造型为多见，如琼式瓶、灯笼瓶、扁壶、方形桶、圆形桶等。
           
         民国时期的仿古瓷风行全国，究其原因,一是官窑瓦解之后，官窑良工四散而流入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二是利益趋使，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给仿制者带来了大量的利润。民国仿古瓷的显著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广,不仅仿制历代名窑瓷器，还有民国后期仿制民国前期的器物。常见的仿古瓷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元官、汝、钧、哥、定窑的瓷器，而尤以仿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红绿彩和单色釉器居多,特别是仿雍正、乾隆器最为流行。品种有尊、瓶、罐、碗、盘、杯、壶、渣斗、盒等。仿古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传统官窑瓷器细腻精美的风格，但总的工艺水平不高。其胎釉表现出浓郁的现代瓷风格，胎质细腻洁白，硬度相对较高，釉面洁白润滑，但釉胎结合不紧，伴有杂质。其彩饰艳者飘浮刺目，淡者苍白无神，缺乏真品匀净、连贯的神韵。款识因书法功力欠缺，仅有其形而无其神。
           
         民国日常生活用瓷的胎骨较粗，釉胎结合不紧，釉面上气泡和脱釉的现象十分严重。其青花颜色晕暗泛兰，俗称洋兰。洋兰在清光绪末年就已经出现并延续至民国，其纹饰继承了清代在器物上题诗文的传统，但由于文学修养的不足，故格调不高。常见的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美色清华不计年、是真名士自风流、闲坐轻舟泛碧溪、读书声里是吾家、读尽人间未见书、平生总是为书忙及女士读经史，书中好玉音;雅言不出诗文外，琴德原超丝竹间;人生何事能如意，富贵长生乐有余;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等。
           
民国瓷器的款识
           
         以往谈及民国瓷器款识，多为有争议的"洪宪瓷“纪年款。其实，民国瓷器款识十分丰富。其堂名款、仿写款、吉语款和人名款等几种款识也各具特色。
           
         纪年款主要指袁世凯称帝时期景德镇瓷器上的“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关于洪宪款识历来争议颇大，有的认为落有“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皆为馈品;有的则认为“洪宪御制”为赝品，而“洪宪年制”款有少数真品。因此，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洪宪年制” 和“洪宪御制”的标准器。另有“辛亥年”、“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康德四年”等。堂名款有袁世凯所用的“居仁堂制”款，以青花或红彩书于器物外底，字体多为篆书，也有楷书。在传世的“居仁堂制”款瓷器里有一定数量的仿品。另有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四字青花篆书款;曹辊所用的“延庆楼制”青花或红彩篆书款;郭世五所用的“触斋”红彩篆书或楷书款。堂名款识还有署制瓷艺人所用个人画室名一类，如王琦所用的“询旬斋”，刘雨岑所用的“饮冰斋”(早年)、“觉俺”(晚年)， 程意亭所用的“佩古斋”，壬步所用的“愿闻吾过之斋”，田鹤仙所用的“古石斋”，潘何宇所用的 “古欢斋”，刘希任所用的“再思轩”，梁兑石所用的“石庐”，王大凡所用的“希平庐”，徐仲南所用的“栖碧山馆”，汪野亭所用的“平山草堂”，汪晓棠所用的“彤云山房”，邓碧珊的“晴窗读书楼”等。
           
         民国瓷器款识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在器物的底部落有生产商铺号，如“江西瓷业公司”、“江西桐华公司”、“江西义成公司”、“江西改良瓷业”、“竹里瓷社”、“江西华珍画室出品”、“刘荣盛号”、“庸益源号”、”黄福兴号”等款识。由于仿古瓷是民国瓷器生产的大宗，故仿写前朝款识之风极盛。由于当时盛行仿制乾隆时期的作品，故以“乾隆年制”的底款最为多见。其仿款字体较为生硬工整，款外方框的四角多用刀铲去锐角，实为八角 ,真正的乾隆款的四角则比较圆润。而{zd0}的破绽是款字的呈色无法达到真款的颜色，如青花款多偏红泛紫，浮于釉面，缺少真品渗入胎骨的感觉。
           
民国瓷器的彩绘
           
         民国瓷器的彩绘较前朝有其独到之处。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缠枝花卉、喜字、福字、寿字云龙、云凤、松鹤、松鹿、五伦图、石头记、八仙、二十八孝、三国故事、竹林七贤、婴戏、梅兰竹菊、八宝、蝴蝶、吉祥如意、喜鹊登梅、牡丹、柳树黄莺等。以清咸丰年间风行的浅绛和民国初年兴起的新粉彩为主。
           
         浅绛彩瓷源于元代黄公望的浅绛山水画法，用水墨和淡赭色颜料绘画山水，以淡绿绘树石的阳面，以黑色绘树石的阴面，构成一幅淡雅的画面。它的出现与当时盛行的浓艳色彩的瓷器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因颜色不耐久，在民国初年便日趋没落而逐渐退出了民国瓷器彩绘的领域。故现存的民国浅绛瓷器多为早期作品，且多颜色残落。浅绛彩瓷的消失，使艺人们改用粉彩绘瓷,而文人的加盟如潘何宇、汪晓棠等人，更是以瓷当纸，将宋元以来的工笔或兼工带写的绘画略加增减在瓷器上加以成功的表现，扩大了彩瓷的领域，由此产生了新兴的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更接近画，无论是在造型、线条、光线、色彩等方面都可以比肩于画家在纸、绢上的作品，并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成为景德镇瓷器彩绘的主流。而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彩绘名家也将粉彩绘瓷推向了高潮。
           
         “珠山八友”系指王琦、王大凡、汪野亭、何许人、邓碧珊、刘雨岑、程意亭、毕伯涛等八位名家。一说八友中无何许人、毕伯涛，另有徐仲南和田鹤仙二人。八友究系何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艺术成就。王琦的写意人物、王大凡的粉彩人物(落地彩)、汪野亭的粉彩青绿山水、何许人的粉彩雪景、邓碧珊的粉彩鱼藻图、刘雨岑的花鸟草虫、程意亭的花鸟山水、毕伯涛的翎毛花卉、徐仲南的松竹、田鹤仙的梅花，无不各具特色。他们在每月十五日以茶话会的形式论画，时人称之为“珠山八友”。他们将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装饰瓷器的技艺加以创新发展，形成新的流派。其作品虽各有风格，但画品高尚，为当时的达官贵人争购的抢手货。他们的成功使民国粉彩瓷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同时也使得景德镇粉彩艺术难以以其它面目出现了。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贴花，有的则一部分贴花，一部分为绘画。贴花即将印有花纹的贴花纸转贴在瓷坯上，再人烘炉中烘烤。贴花纸系有胶质烤贝纸印刷而成。这种纹饰较手工彩绘的纹饰细腻，用手抚摸釉面平滑，没有手绘凹凸不平的笔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