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负伤（下）

   从此开始的xx、养伤，确实是一段特殊的、艰难动荡的生活。1939年8月下旬，日军的扫荡已进入后期，仍不时出动小股xx突袭；国民党、土顽势力重拾旧部，向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刀，我们的一些地方政权、医院、伤病员自然成为其攻击的目标。那时所谓医院即随军医院，是在战争的环境下，指定几名医生、护士，再对一些青年战士进行临时培训，作为护理员，他们连基本的护理知识都没有来得及学习，就匆忙上阵，因此不断出现一些医疗事故。我最初入院时环境较为平静，医院还有一些常备外科药品，但数量很少，因为敌人封锁，买不到药材。为便于取得群众的照顾和掩护，所有的伤病员都分散住到老百姓家里，有时除xx外，连吃饭也由老百姓分管。我被分散在一个叫胡同峪的村庄，最初伤口无感染，愈合得很快，只是因为流血、汗水和泥土弄得伤口附近很不干净。卫生员小魏说得用水洗洗。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清洗器具，连个脸盆都没有，他就从房东家拣了一个喂鸡的盆子，没有进行任何xx，就用来给我清洗伤口。开始还只是擦洗伤口周围，水已经流进了伤口。后来他说干脆连脚一起洗了吧。洗后当时没事，可是第三天，伤口、左脚以及小腿开始xx、疼痛，小腿肿得和大腿差不多，膝盖都不能弯曲。医院没有内服药，护士长刘御（女）用仅有的硫酸加甘油、依克度等敷贴，均无效。医院很着急，可是没有药，毫无办法。房东老大娘心疼坏了，不时过来看看、问问，急得直骂日本鬼子不得好死！天气热，给我送来“炒米汤”当茶喝，这是用炒过的小米烧的汤，很适合夏天喝。幸好我当时年轻，生命力旺盛，就凭借自己的体力硬挺着，十几天后，我肿疼的小腿表皮就像蜡一样，几乎透明。突然有{yt}，在疼痛麻木之中脚关节伤口处烂开了五个流脓口，随即给我洗伤口、下药捻子。以后，小腿的肿疼逐渐减轻，可是在几个月里小腿连续脱了几层皮。据说下药捻子是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欧洲传来的一种很落后恶劣的办法，它要每天揭开伤口，在流脓处冲刷，然后掏出原来塞进去的纱布条，再塞进新的去。每次都会擦破新生的肉而流鲜血，塞纱布条是防止伤口被堵死。最可怕的是用纱布条穿过伤口，拽着两头拖拉。我脚关节的伤口不通，故没有享受到这种特殊“幸福”。最初因为流脓太多，{yt}换两次药，我要咬牙忍受两次，以后症状减轻改为{yt}一次。进入九月后天气转凉，医院附近出现一些可疑人员，为防止敌伪土顽势力袭击，医院把所有伤病员都转移到村外附近的山坡上。我被安排在一块已收割的高粱地里，藏在一捆捆的高粱秸内。白天，天气好时可以晒晒太阳，晚上山里风大，天气很凉，只有被单一床，冻得实在难受。中秋节到了，正赶上下雨，又湿又冷。医院无法正常照看伤病员，下雨天，护理员就找个斗笠，披件蓑衣，把仅有的一点药品放在借来的篮子里，上山给我换药，他用盐水洗伤口，我看到药棉的颜色不白，他解释说，这是撕破一件军大衣掏出的棉花，用开水煮过，晒制而成，下一步的日子会更困难。

    天气冷得没法在山上住了，伤病员们只得回村里。曾过了几天被人抬着和敌顽转圈子的生活。在棋盘村，我被安排在一户老乡家里，那位大哥始终没有把我丢下的意思，真是患难之中见人心。{yt}，说是来了敌人，我们在野外躲了{yt}，看到远处人们四处奔跑逃难，幸好那天没有到我们这里。那天，我拿出仅有的一元北海票买了猪肉，加上大哥家的豇豆角，全家吃了一顿。

    根据所得情报，已不能再在此地呆下去了。{yt}晚上，医院转移，有十几付担架运送伤员，我被装在一个树枝编的篓子里，下面铺上柴草，被人抬着。这种篓子放在小推车上，一边一个，用来运土、送粪。队伍经蝎子螂（是一个满地乱石、很陡的斜坡），翻山下岭再上山，到达了谷子峪，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半山坡上分散居住着一些人家，属国民党政府的第四区政府管辖，同时也有我们的民主政府。我们到来后被安排在各家各户里。我被安排在山坡上一间较大的南屋，同屋的有曹普南（时任营教导员，后任29军政委）、李万军（宁津县人）、于××（胶东人，后在后勤系统工作）、李玉书（胶东人），还有一位鲁南义勇队被打伤双腿的胡同志，他们都是被日寇、秦启荣部枪伤或炮弹炸伤的。曹普南身上被炮弹炸伤七、八处，李玉书上身xx、两臂弯曲，但照样能走路，唯有我在地上半爬行，就是用绷带吊住伤脚，另一头套在脖子上，两手和右腿支撑爬行，大家开玩笑称是“两拄一撑法”。伤病员在一起，虽各有各的伤痛，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乐观，唱歌、唱戏、讲故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在这期间，读完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中国社会科学概论》，书是从延安带来的。经过不断的转移、上山下山的折腾，我的伤口不但没有发作，倒是有几处捻子口已愈合，只剩脚外侧的一个捻子口还不断流脓血。医生怀疑伤口内可能有碎骨影响愈合，按常规需要开刀取出，可是那样给我造成的损伤比再受一次枪伤还厉害，可能会造成左脚彻底残废，我当然不同意。几个月来一直给我换药小魏同志突发异想，说可以用镊子捣破伤口内部，使碎骨随着脓血流出来。说着他就按住我的左脚，用镊子在伤口处乱捣，我感到疼痛难忍，在床上翻腾，另一男同志上来压住我的左腿和两手，使我动弹不得。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用镊子捅入伤口，简直是给我上刑，我疼得大声哭叫，没想到治伤后期还受了这么大的罪！事后房东大娘说，孩子，你是受的什么罪呀？你在屋里叫着哭，我在外面哭。说也奇怪，经过这么一折腾，这个捻子口竟然逐渐停止流脓血，慢慢地愈合了。这一次，小魏没有重犯用喂鸡盆洗伤口的错误。伤口逐渐转好，但我仍在半爬行，我开始想试着站起来，可是几次都不成功，只觉得头晕、眼冒金星、两腿发软，好象承受了千斤压力。屋内的同志们都鼓励我，说不要着急，需要每天坚持多试几次。这样在几天后，我终于站立起来，虽然还是摇摇晃晃、一走三跌，可这是我在负伤后五个月后，自己站起来走路了。医院为伤残者打制了双拐，可是我不会用，试了几天逐渐适应，学会拄着双拐走路，真正的“双点一撑”法了。隔日还进行伤口检查，用酒精擦拭干净，防止感染复发。

    敌顽对医院仍不死心，谷子峪西北的金星头村附近就驻有土顽xx，顺风时可听见枪声。就在我还只能半爬行的时候，{yt}下午，情况突然紧张，房东等都躲藏逃跑，并告诉我们必须想法躲起来。当晚，能走路的只得走开，曹普南对我说，别无办法，你好歹离开这间屋吧。这间屋及周围充满着酒精和xx水的气味，还有医疗的废弃物，如果敌人来了，决不会放过的。无奈之下，我只好一人半爬行到离此屋较远的石堰下受了一宿的冻。这夜敌人没有来，据了解，金星头附近是沂水民主政府第四区的辖区，有少量的区小队和民兵，力量远比不上敌人，他们知道身后的深山里有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兵工厂，所以尽自己的所能应对敌人，保护了我们，在伤病期间对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由于不断传来敌人要袭击的消息，医院指导员柴成文请示上级尽快转移。几经周折，决定医院和全体伤病员迁移到南沂蒙根据地。转移在一个夜晚秘密进行，十几付担架和医院人员连夜南行，到了下半夜赶到了沂蒙公路北边的一个小山村附近，要在这里穿越公路，必须摸清附近朱位土顽xx的情况，如果被他的巡逻队伍碰上，我们这班人马毫无抵抗能力，转移的任务将前功尽弃。幸好经侦察探明无事，所有担架、人员迅速越过公路，很快就到达了南沂蒙所辖地桃花峪，然后沿着弯曲的山路行进，这条路在反扫荡中我曾走过，再经董家庄，在早上日出后到了横河村。横河村是个较大的村庄，有几百户人家，只见村头聚集了许多老百姓，大多数是妇女，好象是要开会的样子。村长李开业（字继斋，党员，后在沂南县委任管理员）热情地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饭，有馒头，还有肉菜，大家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这是半年来{dy}次在平安条件下吃的一顿饭！经过了游记区的艰苦生活，回到了根据地，真有回到家的感觉！村民们围着我们嘘寒问暖，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又拄着双拐，那些大娘、大嫂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心疼地看着我，问这问那。李开业是邵德孚（山东沂水人，解放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介绍入党的{dy}个党员，他是农民，还做xx牛羊的生意，有较强的活动能力。抗战后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团结村里的进步人士，他的家成为当时八路军首长、民主政府领导和开明人士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李开业和他全家人尽自己所能照顾和保护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李开业的带领下，横河村的抗日活动开展得很好，许多青年积极参军，李开路、亓雨农（原名亓廷先）以后成为地委级的领导干部。村里的妇女也很活跃，参加识字班，掩护、照顾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后被广为传颂的红嫂就在横河村一带的村庄，像红嫂那样舍身保护照看我们的伤员的事迹是数也数不清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出于传统的束缚，当事人不愿意出面宣扬。再加上环境险恶，日伪汉奸、国民党随时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袭扰，我们的xx人员流动性也大，种种原因使得这些的事迹未能详细记载和报道。虽然因年代久远，许多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了，不能一一详述，但红嫂和沂蒙人民为抗战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们离开横河村后紧接着又继续赶路，经岸堤镇过河西南行不久，就到达了随军医院的驻地河子沟，真是名副其实，就在冬天村里的小河仍在流水。我和其他几个人被分配到稍向西南的刘家岩麓村，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看到房东忙忙碌碌、赶集上店、又买又卖，一问才知就要过年了！现在已是1940年年初。在他买的年货里有几棵新鲜的竹子，插在家里的磨眼中，我看其他人家也都如此。房东说这叫竹叶长青，图个吉利，从老辈传下来的。春节前我们帮助房东贴春联、扫院子，过年时和房东一起拜家神，借以沟通感情。想起去年过年，是在胶南给老乡拜年，没想到今年拜到南沂蒙来了。

    这里的群众抗日热情高，村里小学校的大屋里每天晚上都聚集着青少年，议论着各自听来的新闻，或唱抗日歌曲，我也来参加，他们看到我会唱的歌比他们多，就要跟我学，很快我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每晚必到，一起讲故事、唱歌。

    春节刚过完，医院的人员来通知我，伤已痊愈，可以出院了。我真高兴啊，这是早就盼望的{yt}。我收拾了行李，只有一床破被子和一件军大衣，告别了房东。医院请村长准备了独轮车推着我，经过河子沟，再向东北走去。出院后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一概不知，也无法打听，只有服从安排。一个多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南岩麓、抗日民主政府南沂蒙第九区（即岸堤区）的驻地，我们被“移交”交给了地方政府。从此，我的一切关系由xx转入地方，一切生活、工作等事情均由地方处理，这是根据地军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这{yt}起，我从一名八路军武装战士又变成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