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今天的田中大将（1） 田中义一早晚要组阁，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就看见的。田中内阁的出现，就是长州藩阀的{zh1}握权，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所看见的。而且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田中内阁出现，不单在日本政治上是个必然的结果，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动倾向当中的必然事实。现在全世界的情况，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进行，同时在一方面就是反动政治的增长。英国劳动党内阁倒了便生出保守党内阁，德国在共产党压下去之后兴登堡便做了总统，美国的政权又落在共和党手里，此外意大利是法西斯党的木梭里尼当权，西班牙是德维拉将军执政，“独裁政治是文明进步国家的当中最经济最有力的一个需要”，这一个声浪，传遍了欧洲。从前议会政治论者所视为蛇蝎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论家当做寻常茶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日本当然也要应一应景的。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jd1}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xx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与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就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论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在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jd1}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lx}，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zy}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从前属于外交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后，他{lx}宪政党十年，这十年的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国的感谢。满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才渐渐不像从前那样恭顺。在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生存于同一个空间，积极排英，当然便把日本问题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蝎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北日南英中协调”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立处理之。北部中国，日本独立处理之。而对于中部，则日英两国以协调的精神取协调的形式。在今年英国出兵上海的时候，陆军方面极力主张出兵，前内阁则不愿意如此。及南京问题发生，出兵论更盛，而外务省方面，还是取郑重态度。后来内阁一交替，山东出兵的事便实现了。山东出兵的意义，在日本人方面，他们说是仅为保护日本侨民。而其实际是因为革命军占领了江苏，更向北进展，他们所{za}的孙传芳的势力，差不多已经消灭干净，张宗昌又是绝无战斗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东西。倘若革命军一气呵成地北攻，山东的底定，是很不难的。于是以维持“蝎形政策”为目的的参陆两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对付郭松龄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虽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长的。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xx，这一次再渡江的队伍，已经有四万左右，岂不是很奇怪吗？当南京xx发生，孙军从新反攻的时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说这是他们认为革命军再不能北攻济南的证据。所谓“蝎形政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得讲一讲。大家都晓得蝎子的利害，全在两个鳌和一个尾。日本既定了要侵入大陆的计划，他们军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陆，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诸省。他们认定确实掌握渤海湾，是非常要紧的。对于渤海湾，一个辽东半岛，一个山东半岛，是要紧的形胜。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方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以为根据，可以控制南部中国和海洋一带。还想要占领辽东半岛，而被三国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后德国却拿了胶州，俄国租了旅大，这一个大蝎的两鳌，被俄德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占了。日俄战争之后，夺了辽东，欧战之后，又夺了青岛，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蝎形政策了。然而以后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这些都是今天日本军人所最苦心的。
田中大将的政治兴味是很浓的。他很有军人策士的称誉。他也和桂太郎一样，看见今后要在政治上的活动，非有政治上的与党不可。恰巧逢着政友会失却统率的时候，便因缘际遇而被热中政权的政客们推为总裁。但是一部分较有民主气习的人，决不愿如此。而政友会的势力便因此永无结合之期。以二十余年来维持{dy}党地位的政友会，由此便化为第二党与第三党。政友本党的{lx}床次竹二郎说：“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问，其历史和环境，决不能作宪法下面的政治家，我宁可永远作少数党作在野党，而不能与之联合。”这个话的确是一大部分政友会议员的心理。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zd0}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zd0}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xx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这几年工夫，国民革命的运动，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总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阔斧大声疾呼的进行起来，于是全国人心，方才猛然惊醒，此时可以说任何人没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国的压迫，已经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国之外，还有两个很大的压迫，正在发挥他的吸引力，不用说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东京了。 从中日战事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东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极了。全中国的青年，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于是都想学日本，都到东京去。等到成了一个风气，由日本归来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赚钱，于是不羡慕日本维新，而羡慕到东京能够赚钱、赚地位法术的人们，也都大举赶向东京去。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速成xx、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在欧战之后，空气大变了，被欧洲五年的大战渐渐唤醒了的中国青年，晓得要努力打破现状，打破环境。魏铿的新理想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詹姆斯的实验主义，柏格孙（现译为柏格森——编者注）的创造进化论，枯罗巴金的互助论，柏伦哈匠的战斗生活论，五光十色，四面飞来，然而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忽然俄国劳农革命起来了，成功了，雄大的战斗力、精密的组织力、广大的宣传力、富裕的金钱力，使中国的青年把那些解决不了自己切身问题的什么主义，一齐搁下，先走向xxx主义再走向列宁主义。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历史忘记干净了，轻视俄国野蛮专制的心理一变而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压迫的心理一变而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呵去呵!去向莫斯科呵!这些人去了，回来了，国内左倾的趋向，足以使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着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誉，很多的金钱。于是不羡慕革命而羡慕地位名誉金钱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论家、速成的革命军人，充满城市乡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学得赚地位、赚名誉、赚金钱的法术。这一个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东京的心理，遥遥相对。失却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国青年，真是可叹可伤呵!现在虽然经过一个很大的惩创，然而迷信的根，恐怕还未去净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很看得见，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压迫中国民族的势力，都变成一种吸引的势力。受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狂。不过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为中国人对于日本，总抱着一个“我们是文化的先进国”的历史心理。而对于俄国，便不然了。现在这两个大的压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显神通，而一种“压迫的吸引”，都是预备东方将来的世界大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的国民到底对于自己将来的生命，对于世界将要暴裂的战争，作何种打算呵!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在前面几节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xx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在最初几节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张书，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xx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zd0}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他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结束待续&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xx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xx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xx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或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么？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yj}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的表现呵!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那一宗，我们看得见他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创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的信神拜神一样，作自己利益的打算。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的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jd1}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yj}”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告、牧师的说教里去看，是从社会实生活的种种相，尤其是男女的恋爱和战争两件事上面去看出来。我们看中国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极点。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固然看不出一种热烘烘的爱力的结合来。连野男女的自由结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这种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他拿来同信仰生活一样看待。不晓得人类的生活，在一切真实性上，有一个{jd1}一致点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点虚假的。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他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xx绝了。
xx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wd}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xx。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决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的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xx，最弱者莫过于xx，最无自信者莫过于xx。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xx，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xx。佛家说，“一切罪恶以xx为{zd0}，xx尚有成佛之因，而xx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但自就“xx”一个行为而加以分析研究时，我们很看得出世界xx最多是日本，他们对于xx的观念，确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处所。我们可以说，“xx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xx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的作所爱者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二人间的{jd1}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一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xx和优美的同情，这两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去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性行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xx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意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 至若在战争的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坚强而深刻的印象的事实，更是很多很多了。这几年当中，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他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xx，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共产党的压迫，这三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而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更是我们的弱点之一。这一个弱点，是中国民族通有的，谁打得掉这一个弱点谁就成功。总理给革命军下的定义说：“一个人打得过一百人就是革命军。”这个话是真实的。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yj}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xx，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的唯物史观，决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伟大的三民主义，伟大的民生史观呵!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礼是什么，就是社会组织的制度。社会不能不有组织，组织不有制度时，他的组织力是不确定的。人类的生活，决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他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我想要于论日本人信仰的生活之后，接着论他们的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zd0}的特质，也是一个{zd0}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原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须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性是生命的起点，所以“美”的表现，更常常和性的生活成密切的关联。这一个事实，我们尤其是在禽类的形态声音当中看得最亲切。雌雄竞争最剧烈的鸟类，他的声色美特别比竞争不剧烈的鸟类彰著。在人类当中，美术进步而普及的民族，也就是创文化能力{zd0}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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