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中国的叶甫图申科

摩罗

苏联当局正在组织对索尔仁尼琴的大批判时，xx作家叶甫图申科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这一赤膊上阵的义举给我印象太深，至今无法忘记。我常想，组织非法的大批判，在中国可谓多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叶甫图申科呢?越是在那样的时刻，越是需要正义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情不自禁的呢喃，也足可表明非常时期的良知。

常常想起巴金就胡风事件所作的自责。他当时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写文章批判胡风，以求自己过关。巴金是中国作家中最善良最正直的人之一，这一点大概许多人都会同意。可就是这样善良而又正直的人，也守不住是非之心，不得不跟着别人落井下石。别的人会怎样，单凭想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找出一个中国的叶甫图申科，怕是不可能吧。

近读“胡风分子”贾植芳新著《狱里狱外》，对其中的一件材料很觉新鲜。1957年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中，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群学生竟然开了一个“胡风是反革命吗?”的座谈会。贾著对此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交代此会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也没有谈及那些人都落个什么下场(只提到当时应邀与会的青年美学家施昌东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我觉得这个会还是很难得的。尽管是在那场虚假的大鸣大放中开的，即是在自认为不会得咎时开的，但那个提问本身就含有着独立思考的成分。

说到独立思考，自然想起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组织了一个“X小组”探讨哲学上的未知数(即X)，诸如xxx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但他们的通信全部落在公安部门手中，小组成员全部被捕。“xx”中，郭世英受尽凌辱之后被非法处死。如果郭世英们享有正当的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许多直到80年代才解决的理论问题，也许在60年代就可以阐明的。

由此看来，敢于独立思考的人还是有的。后来偶尔读到吕荧的故事，我更相信这一点。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北京某部门开了一个十分庄严的声讨会。大家义愤填膺地批判胡风集团的反党反革命罪行。文学评论家吕荧却上台说，我看胡风问题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我读到的那个材料对此语言不详，好像提起此事就难为情似地一笔带过，只交代了吕荧很快就进了监狱。若干年以后，胡乔木设法让他出狱。但在“xx”中，吕荧终于受难而死。

我去图书馆找有关资料，想详细了解这个故事。找到一本吕荧文集，上面有一篇很长的序言，作序者着力缅怀吕荧的业绩，可偏偏在他为胡风集团仗义执言的问题上，又是一笔带过。

在整个世界都助纣为虐时，只有这一个人敢于申明事实真相，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难道这不是吕荧一生中最最光辉的业绩吗?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并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只不过我们不能去宣扬他们，或不愿意去宣扬他们，倒好像正是他们给我们丢了脸似的，倒好像正是他们增加了我们的耻辱似的。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

实际上我们多么需要反复描述吕荧郭世英们的故事，凸现他们独立思考和仗义执言的精神，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丝正义。我们固然应该继续学习别国的叶甫图申科，别国的索尔仁尼琴，但我们终究应该培养出自己的叶甫图申科、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并学会为他们骄傲。否则才是真正的丢脸。

大约1995年，写于上海丽娃河边

（原载《耻辱者手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