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施百忍

      本节讲“六谷”，是指人们日常吃的食物，即主食，这些都是地的精华。

      稻，即水稻。它质地细润，甘香可口。

      粱常与稻连用，许多人认为是高粱，其实不确。高粱原产非洲，唐以后才传到中国。周秦之间，人们所说的“粱”当指品质优良的谷，属粟(sù)类，但粒大，入口比较软糯(nuò)。

      菽（shū），即大豆。它营养丰富，对土质和水的要求又不高，所以贫瘠地区亦可以普遍种植。大豆因为耐旱，耐贫瘠，需要的光照时间也较短，古人认为它有“保岁”作用（其它谷物不收，它仍然可能有收获）。菽还是做豆腐的原料。

      麦子夏季收获，是收获最早的谷物，可作青黄不接时的救济之粮。

      黍（shǔ），夏商时期属于主要食物，一年生草本植物，叶线状披针形，子实供食用或酿酒、做糕。

      稷，在夏商时期亦属于主要食物，今称高粱。而稷在祭品中占有比黍更重要的地位。（参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日·冈元凤纂辑，王承略点校、解说《毛诗品物图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8月）

      古人把这几类谷物作为主食，而把水果、畜类、蔬菜作为副食，他们甚至仔细地观察了自然界动物的不同食谱，有的食水，有的食土，有的食木，有的食草，有的食桑，有的食肉，有的食谷，有的食气，有的不食。其中，食谷者为人，智惠而巧。庄子描写了“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境界，后来的修道者，有的甚至通过修炼，尽量少吃或是不吃，以期达到“辟谷”食气的境界。似乎，人们对“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深信不疑。但作为普通人而言，还是离不开一日三餐，还是应该祈祷年年五谷丰登。进一步看，人除了食谷以外，还需食志。孟子认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叫食志。

      接着讲六畜，在农耕时代，人们几乎离不开这六种牲畜。马可以代步，牛可以耕作，羊皮可以御寒，鸡可以报晓，犬可以守夜，豕可以供庖厨。但是，古人并不鼓励食肉，如孟子言：“七十而食肉。”这就是说，食肉是在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况下才辅助性地吃一点点的，藉以增强一点体能，并不是说三餐都可以吃肉。依我们的经验，小孩子并不好食肉，他们只是觉得这些牲畜非常好玩。但在大人的眼里，实在该为这些动物感到可怜。譬如马还被用于战场，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劳；牛、羊还被用于祭祀，以作为人与神沟通的联系物；鸡与犬更成为日常生活的盘中餐。

     在和平的年代，人们吃动物的肉习以为常，但在战争年代，却深感生命朝不保夕。前面说侧隐之心，并不是战争年代才需要，其实平时也离不开它。只不过处在战争年代的人们，也许更能能体会到吃动物不是一件好事。例如民国时期（1927年），丰子恺开始画《护生画集》{dy}册，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xx时期（1973年），在这四十六年里，共画六册。《护生画集》的意义，首先在于以救护禽兽虫鱼的手段，而达到仁爱和平的目的。换句话说，是通过护生达到护心。其次，丰子恺在绘制《护生画集》第六册的时候，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本人又是上海市xx重点批斗的对象，这份道心，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其三，当《护生画集》第二册完稿之后，弘一法师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事实上，弘一法师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就在泉州圆寂了。从这一点来看，《护生画集》出齐六册，正体现了做人的“信”。事实上，丰子恺本人也没有看到《护生画集》第六册的出版，只是把稿件托付给了朱幼兰保管，随后两年，即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他也与世长辞。（参《护生画集》1～6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六畜”尽管为人所饲养，但人并不可以因此而对“六畜”为所欲为。反之，却要生起同情心，克制自私自利的心，这样，生活会更美好。

      如果说“仁、义、礼、智、信”是人性的价值体现，是做人的底线，那么“喜、怒、哀、惧、爱、恶、欲”则是人性的感情流露，是为人的血肉。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交流，感情是基础，没有感情的人会被看作“冷血动物”。可是，孔子提醒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孟子接着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然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感情表达往往与孔孟的人性指向不相称，倒与个人身上的血气更加紧密。可见，本节所谈人的“七情”，是指血气之情。进一步看，我们必须明白孔孟讲的是心性方面的适性任情，并非血气上面的暴气动情。

      例如，《儒林外史》描写范进中举时，说他见了报帖，看过一遍，又念过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后来被他的母亲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出门不多路，又摔在坑洼的水里，头发跌散，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就这样，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要知道，范进自二十岁应考，到五十四岁时还是童生，总共考了二十几余次。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四岁的时候，总算在小考中得了{dy}名。之后，准备参加乡试，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胡屠户商议，却被老丈人一口啐（cuì）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无奈之中，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但家里却早已饿了两三天。就在出榜那日早上，范进还因家里没有早饭米，而抱着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了。直到他亲眼见过自己中举的报帖，竟然喜极而疯。{zh1}，还是因为胡屠户的一句骂：“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再加上喝了两碗酒之后使足了劲的一巴掌，把他打晕又唤醒了。（参清·吴敬梓着《儒林外史》第三章）

      俗话说，“人逢喜精神爽。”但范进之“喜”，却属于典型的“暴气动情”。在现实的境遇中，人免不了追求功名富贵，但当功名富贵到来时，却未必承受得了。所以庄子提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也就是说，功名富贵仅仅是外在的价值，代替不了人性的根本价值。但是，现实场域中的“暴气动情”四处漫延，人的心性未免受到干扰，甚至扭曲。于是，才有范进中举的喜极而疯。范进所处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们则普遍认为“读书若有用，还要关系好。”所以，如何在入世的同时怀有一颗出世的心，虽然成为我们的二难选择，但这又是贤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可以看出，范进之喜，是虚荣心的满足。其次，是“怒”，怒就是生很大的气。其三，是“哀”，哀就是悲伤。其四是“惧”，惧就是害怕。其五，是“爱”，爱就是看到合意的东西而心生欢喜。其六，是“恶（wù）”，恶就是面对不合意的东西而心生讨厌。其七，是“欲”，欲就是非分之想。的确，当我们从“暴气动情”的角度来看人的“七情”时，我们会发现人间有诉不尽的爱恨情仇，是非恩怨，真叫剪不断，理还乱，说是有情，却是无义。相反，当我们再以“适性任情”的角度静心观看人的“七情”时，我们会发现人间充满了温情，一年四季，无不有情。所谓“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若再走进生活看一看，那种至情至性的事情无不令人动容。

      例如，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这是说，颜渊死了，孔子悲恸得大哭。跟随孔子的人提醒说：“先生太悲恸了啊！”孔子回答说：“伤恸吗？我不为颜回这样的人伤恸，那要为谁伤恸？”大家知道，颜回死的时候，孔子七十一岁，两年后，孔子也离世而去。似子哭颜回这样的事情，在情感的表露上可谓淋漓尽致，但儒家在尊重人的情感的正常流露时，更注重将人的情感导向和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不能仅仅停留于生活层面的情感波动，而应努力由情感的波动返回人性的持存。所以，颜渊死后，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替颜渊买外椁，孔子不肯。当门人不顾孔子反对，坚持厚葬颜回时，孔子则因自己无法按照颜回生前简朴的秉性为其办理后事而深感不安。（参《论语·先进》）进一步看，如果只是强调人性，而没有感情，正所谓不近人情，只有真正的人性觉醒，才能成为一名至情至性的人。在我看来，子哭颜回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满，但这是适性任情，虽也有血有肉，但并非暴气动情。

      只是，当历史的时光流至魏晋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看似不近人情的雅量。例如，裴遐（xiá）在镇东将军周馥（fù）那里，周馥作东道请客。遐和别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巡行酌酒劝饮，裴遐只顾下棋，未及时饮酒，司马生气了，就把裴遐从座榻上拽（zhuài）下摔在地上。裴遐回到座榻，举止如常，脸色毫无变化，照旧下棋。过后王夷甫问裴遐：“当时怎么脸色不变呢？”回答说：“只是光线暗看不出罢了。”（参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320页。）又如，嵇康因吕安被捕受牵连，又遭钟会诬陷，虽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等等。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传世的诗文里找到感情的共鸣。之所以千载以来的感情可以共鸣，没有别的，只因为人心不变，而作者又是以富于美感的诗文来抒情达意。

      可见，复性是做人的关键，复性是致中和，是人的情感安顿，是天地的秩序，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古人认为，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因此不能过分地沉溺其中，反之，必须坚持人性的立场，立己达人，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