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 珠三角中小企业转型还是转移
[转贴 2010-06-18 18:52:24]
十字路口 珠三角中小企业转型还是转移
谢颖坐在记者面前，眼泪直流：“我投资了三百多万，现在就剩一推破铜烂铁了。投入的硬件设施把我套住了，现在是想走都脱身不易啊。”
谢颖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镇口村的厂子，大门紧闭，几个外来工在院子里零散地打着篮球。谢颖在东莞投资加工贸易，订单的稀少以及工人的缺失，让谢颖想在月底之前把手头的设备和厂房转手，以节省7万元的厂房租金。
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受国家加工贸易政策从紧、出口退税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东莞，这个中国加工贸易基地，正在经受寒冬历练。
东莞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2月，家具及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东莞传统大宗商品出口不增反降，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类别商品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同期出口增幅至少在30％以上。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宏调“猛药”下，东莞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压力。在东莞市政府“经济社会双转型”政策指引下，转移还是转型？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问题。
企业的双重压力
蔡康是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不时有港台商来找他“诉苦”。据蔡康的观察，珠三角外资担心的主要原因不是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紧缩，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频繁“轰炸”使得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这个观点刚好和东莞市主管经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一致。江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详细分析了这些企业面临的双重压力。
“加工贸易企业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你现在就算出台一个政策，让他再少5分钱他都受不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利润到了极限；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因为你再出台政策的话，他就对产业的前景没有信心。”江凌说。
对所谓2007年东莞企业撤离的问题，江凌进行了解释。
2007年东莞终止的加工贸易企业是929家，占现有总量的6%左右，涉及合同投资额接近11亿美金。
江凌介绍说，从1978年到200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东莞批准建立的企业有3.3万多家，现在实际还运作的企业1500多家，也就是说30年内累计终止了2.2万多家企业。如果30年平均下来，大体每年终止是700到800家。
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前十年(那个时候相对比较稳定)，这个因素摒除掉的话，实际上后20年大致一年维持将近1000家左右这种企业的终止数量。也就是说从终止的{jd1}数字来看，江凌认为2007年东莞出现的900多家企业撤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范畴”。
江凌分析，目前真正在东莞难以生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主要依靠劳动力进行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所以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部分企业承受能力弱一些。
江凌对记者说，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如果国家政策不发生重大调整跟变化，相信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持续的稳定发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行业成本上升三四成
周银城是东莞虎门镇云彩娇娃童装厂的老板，从1999年5000元接单加工起家，经过9年的发展，如今厂子规模已达一百余人。规模扩大了，可是加工的方式变化不大。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利润成本大大紧缩。
周银城刚创业的时候，一个工人工资不到他创造价值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工人工资涨了近30%，《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还需要给工人交“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据相关人士调查分析，现在珠三角制造业工人工资平均已过1500元。周银城对此无可奈何，“这相比于2003年以前，工资涨了一倍。加之物价上涨，行业成本上升达到30%～40%。”
东莞市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巨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招工难现象出现，目前众多中小企业都存在招工困难的问题。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流失，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记者走访了东莞的几个乡镇，不管是在虎门，还是在厚街，街道两侧摆满了招工信息牌。底薪均在千元以上，可是负责一个鞋厂招工的小刘告诉记者，工人现在成了香饽饽，抢不到手。
“现在的工人多是80后的，不像他们父辈那么肯吃苦，维权意识也是不得了，动辄就谈劳动法。”谢颖对记者说。
珠三角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本地工人大多就地消化，这也是珠三角“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移还是转型
坐落在珠三角的各个企业随着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也面临转移还是转型的抉择。
江凌对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继续在东莞发展下去觉得会面临困难，特别是随着东莞城市环境的提升，成本的提升，包括国家政策的变化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继续按照简单加工装配的方式在东莞的生存跟发展碰到困难。而且预计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但是对这些企业来说，搬到别的地方去又觉得有风险——比如到越南等地，劳动力成本要低一些，但是那里的产业配套关系、产业氛围成熟程度等一系列问题，还不足以支撑现有制造业的发展。所以就面临两难选择。是转移还是转型？
“你在东莞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要转型。如果你不想在东莞，要转移出去，又面临风险。”江凌说。
周银城和他的生意伙伴早就去越南和缅甸等地考察过，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厂子从东莞搬出去”。
他的客户之一、台商许家荣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台湾做服装生意，后来在台湾成本上升，转战越南，而后抵达大陆。许家荣对本报记者说，当初在台湾做生意面临的困境和目前珠三角遇到的困境一模一样，利润压缩促使资本转移。有了多年服装贸易经历的许家荣不再做直接的订单加工，而是利用台湾熟悉的人脉和市场，交付订单给这里的企业代工，通过市场营销赚取差价，“这样以来，风险就小多了。”
周银城也学会了向服装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上游转移，接到订单多找厂家代工，“这样我就不用支付每月大笔的厂房、水电以及相关管理费用，我现在的厂房月租金7000元，相比于谢老板的7万元，这个成本我就低很多。即使没有订单，我也可以活下来。”
周银城认为，目前为止，倒闭的多是像谢颖那样的企业，“没有订单，还要养工人，付各种固定成本开支。对小企业来说，这就是巨大的开支，时间久了就顶不住。”
而江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了东莞制造业将来发展的方向，“制造业这一块我想长远来说，东莞可能最终留下来的是IT制造业。但是其它的行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家具，我们希望它的制造可能会离开东莞，但是它的运营继续留在东莞。”
就是说，东莞，希望留住传统的制造业产业的xx；对有优势的制造业，则希望留住其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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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受国家加工贸易政策从紧、出口退税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东莞，这个中国加工贸易基地，正在经受寒冬历练。
东莞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2月，家具及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东莞传统大宗商品出口不增反降，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类别商品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同期出口增幅至少在30％以上。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宏调“猛药”下，东莞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压力。在东莞市政府“经济社会双转型”政策指引下，转移还是转型？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问题。
企业的双重压力
蔡康是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不时有港台商来找他“诉苦”。据蔡康的观察，珠三角外资担心的主要原因不是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紧缩，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频繁“轰炸”使得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这个观点刚好和东莞市主管经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一致。江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详细分析了这些企业面临的双重压力。
“加工贸易企业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你现在就算出台一个政策，让他再少5分钱他都受不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利润到了极限；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因为你再出台政策的话，他就对产业的前景没有信心。”江凌说。
对所谓2007年东莞企业撤离的问题，江凌进行了解释。
2007年东莞终止的加工贸易企业是929家，占现有总量的6%左右，涉及合同投资额接近11亿美金。
江凌介绍说，从1978年到200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东莞批准建立的企业有3.3万多家，现在实际还运作的企业1500多家，也就是说30年内累计终止了2.2万多家企业。如果30年平均下来，大体每年终止是700到800家。
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前十年(那个时候相对比较稳定)，这个因素摒除掉的话，实际上后20年大致一年维持将近1000家左右这种企业的终止数量。也就是说从终止的{jd1}数字来看，江凌认为2007年东莞出现的900多家企业撤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范畴”。
江凌分析，目前真正在东莞难以生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主要依靠劳动力进行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所以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部分企业承受能力弱一些。
江凌对记者说，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如果国家政策不发生重大调整跟变化，相信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持续的稳定发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行业成本上升三四成
周银城是东莞虎门镇云彩娇娃童装厂的老板，从1999年5000元接单加工起家，经过9年的发展，如今厂子规模已达一百余人。规模扩大了，可是加工的方式变化不大。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利润成本大大紧缩。
周银城刚创业的时候，一个工人工资不到他创造价值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工人工资涨了近30%，《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还需要给工人交“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据相关人士调查分析，现在珠三角制造业工人工资平均已过1500元。周银城对此无可奈何，“这相比于2003年以前，工资涨了一倍。加之物价上涨，行业成本上升达到30%～40%。”
东莞市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巨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招工难现象出现，目前众多中小企业都存在招工困难的问题。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流失，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记者走访了东莞的几个乡镇，不管是在虎门，还是在厚街，街道两侧摆满了招工信息牌。底薪均在千元以上，可是负责一个鞋厂招工的小刘告诉记者，工人现在成了香饽饽，抢不到手。
“现在的工人多是80后的，不像他们父辈那么肯吃苦，维权意识也是不得了，动辄就谈劳动法。”谢颖对记者说。
珠三角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本地工人大多就地消化，这也是珠三角“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移还是转型
坐落在珠三角的各个企业随着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也面临转移还是转型的抉择。
江凌对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继续在东莞发展下去觉得会面临困难，特别是随着东莞城市环境的提升，成本的提升，包括国家政策的变化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继续按照简单加工装配的方式在东莞的生存跟发展碰到困难。而且预计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但是对这些企业来说，搬到别的地方去又觉得有风险——比如到越南等地，劳动力成本要低一些，但是那里的产业配套关系、产业氛围成熟程度等一系列问题，还不足以支撑现有制造业的发展。所以就面临两难选择。是转移还是转型？
“你在东莞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要转型。如果你不想在东莞，要转移出去，又面临风险。”江凌说。
周银城和他的生意伙伴早就去越南和缅甸等地考察过，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厂子从东莞搬出去”。
他的客户之一、台商许家荣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台湾做服装生意，后来在台湾成本上升，转战越南，而后抵达大陆。许家荣对本报记者说，当初在台湾做生意面临的困境和目前珠三角遇到的困境一模一样，利润压缩促使资本转移。有了多年服装贸易经历的许家荣不再做直接的订单加工，而是利用台湾熟悉的人脉和市场，交付订单给这里的企业代工，通过市场营销赚取差价，“这样以来，风险就小多了。”
周银城也学会了向服装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上游转移，接到订单多找厂家代工，“这样我就不用支付每月大笔的厂房、水电以及相关管理费用，我现在的厂房月租金7000元，相比于谢老板的7万元，这个成本我就低很多。即使没有订单，我也可以活下来。”
周银城认为，目前为止，倒闭的多是像谢颖那样的企业，“没有订单，还要养工人，付各种固定成本开支。对小企业来说，这就是巨大的开支，时间久了就顶不住。”
而江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了东莞制造业将来发展的方向，“制造业这一块我想长远来说，东莞可能最终留下来的是IT制造业。但是其它的行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家具，我们希望它的制造可能会离开东莞，但是它的运营继续留在东莞。”
就是说，东莞，希望留住传统的制造业产业的xx；对有优势的制造业，则希望留住其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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