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真的在升温吗？”

　　“全球升温真的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吗？”

　　在公众的这些疑问声中，5月31日，为期12天的2010年联合国第二轮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如期在德国波恩开幕。

　　2010年初，由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有关喜马拉雅冰川消融问题的一句错误引用被发现，此后数月，一些媒体民间人士，包括部分非气候领域的科学家，纷纷针对这一xx报告的可靠性、乃至于整个科学界关于“全球升温”问题的研究结论提出质疑。

　　实际上，自从全球升温这一事实被科学界发现以来，对它的质疑一直就存在，只不过以往这个话题没有像今天这么引人注目而已。

　　相比之下，另一个类似问题，人类活动导致地球两极出现臭氧空洞，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臭氧空洞被确证（以正式论文发表为标志）仅有25年，但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这一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人们何故厚此而薄彼？

　　臭氧争议

　　自1957年起，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乔·法曼每年一次开赴南极大陆，对此地上空的臭氧层进行监测。20年间，他和同事们发现数据出现异常。截至1984年10月，数据显示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浓度比平均水平减少了40％。1985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法曼及其同事的文章，他们还将此现象与氟氯烃，俗称氟利昂，联系在一起。

　　氟利昂大量释放于平流层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有科学家指出，协和客机等超音速航空器将严重破坏臭氧层。然而，美国宇航局（NASA）却不认同这个预测。1972年，他们发布了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认为超音速航空器喷发氟利昂的量很小，可以忽略，并特地聘请两位科学家测试这份报告书。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受聘的两位科学家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

　　科学认识一步步上升，很多其他领域，尤其是化学领域的研究帮助法曼等一线观测的科学家找到现象的源头。但这一科学发现短期内没有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戴上遮阳帽、墨镜，涂些防晒霜，臭氧空洞没什么大不了。”里根时代的内务部部长詹姆斯·瓦特曾在公开场合如此调侃。

　　然而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臭氧空洞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危害逐渐被揭示——包括大气中臭氧含量每减少1％，人类得皮肤癌的几率就会上升3％。

　　法曼文章发表两年后的1987年9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的保护臭氧层公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联合国众多成员国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承诺分阶段停止生产和使用氟利昂制冷剂。

　　这一议定书迅速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执行。根据{zx1}预计，2060年左右臭氧层将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前的水平。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功首次证明各国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的协同能力，并成为后来人们在遇到其他全球环境问题难题时常常引用的范例。

　　科学政治

　　和20多年前人类决心成功控制氟利昂等气体不同，人类在认识并解决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过程似乎要漫长、艰辛得多。

　　1981年，美国国会代表、后来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将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的殿堂推到政治探讨的舞台。戈尔后来所拍摄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提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大学时期的教授就从南极钻取最古老的冰芯，并从封存的气体中发现，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过去200年急剧增加，远远超过此前几十万年的{zg}水平。同位素分析亦表明，新增的二氧化碳来自生物化石，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原因是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

　　此后，来自瑞士、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发现，南极的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有近乎线性的稳定关联，而且几十万年来这一机理没有变化。

　　冰芯研究只是大量科学研究的一角，与发现破坏臭氧层的气体几乎经历了一样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积累催发了政治的介入。

　　1988年，由联合国主导的IPCC正式成立。迄今为止，IPCC一共出过四次报告。每一次报告由全球{dj1}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对上一次报告后国际范围内发表的近万篇新发现进行评估、综合，写入厚近千页的总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长约60余页的《决策者摘要》，供介入政治谈判的政府官员参考。

　　从论证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由人为活动造成方面，IPCC报告结论也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在改变。1990年的{dy}次报告说“近百年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波动，或人为活动，或二者共同影响的结果”；1995年第二次报告说的是，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已可以“被检测出来”；2001年第三次报告强调“新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增暖可能归因于人类活动”；到了2007年，第四次报告则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可能性从2001年的66％提升到90％以上。

　　利益博弈

　　事实上，每一次的《决策者摘要》最终的定稿并不xx是科学家的取舍，它也是一次艰辛的谈判。座席按照国家设置，谈判代表既有科学家，也有政府官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法谈判中，各执己见的各国代表出于国家利益针锋相对，对于其中措辞据理力争，以获得对己有利的科学解读。

　　温室效应问题与臭氧层问题有巨大区别。

　　大气系统要比单纯的臭氧层复杂得多。即使能够解释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逐渐升高，并且能够论证它和气温变化的线性关系，也很难预测局部地区气候所遭受的影响。例如，今年北半球出现了漫长、酷冷的冬天。而与此同时，科学家却在宣布，今年成为全球地面温度{zg}的一年的几率高达五成——从全球范围看，今年1月到4月出现了接近历史纪录的高温。

　　局部和整体的不一致，有时就被解读为不确定性，即使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压倒多数的共识。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人类生产、生活领域也比臭氧问题大得多。化石能源占据当今能源利用的绝大部分，改变能源结构无疑对当今人类工业文明提出了根本性转型的要求。替代技术例如风能、太阳能虽已进入大规模商用，但其造价太高，仍然需要政府高额补贴。交通和建筑领域的减排虽然增量成本可以在未来的使用周期中消化，显示出正效益，但是其面临的融资障碍，使得其进展不尽如人意。

　　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气候变化的政策涉及到更多的商业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重新评估，不同的政治力量卷入得更深、更广、更错综复杂——有石油公司出资的研究机构延请科学家，期望做出对其有利的“科学”结论。哥本哈根谈判的失败就折射出不同利益间博弈的艰难，阻碍达成政治共识的鸿沟远未弥合。

　　相比之下，有关保护臭氧层的决议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政治共识，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主要跟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先决特征有关：关于臭氧空洞成因及危害的科学依据相对简单明了；涉及的行业相对有限，生产者限于全球几个大公司；替代技术已经具备，并且成本不算过于昂贵；且设立了国际多边基金，对于有出资困难的国家予以资助。

　　需要“守门人”

　　“科学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为哥本哈根会议所做的准备从2007年开始预热，通过戈尔的纪录片、诺贝尔和平奖以及2007年媒体对于气候变化报道的热情，大众动员达到了{df}。

　　但是，结果出乎意料。

　　会议结束以后，大众情绪异常沮丧，气候变化这个业已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为新的“政治正确”风向标的议题面临“审美疲劳”。媒体也敏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卫报》《xxxx》等传统上支持气候变化理论的报纸，开始转向为反对者开辟舆论空间，让正反两方进行公开辩论。

　　一个议题主流，并不意味着将来不再遭遇挑战。在科学界，争论是正常的，科学过程就是发现并纠错。但可惜的是，科学本身在现实中很难做到纯粹，因为受到科学结论影响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会对其进行反作用。

　　科学需要xx，更需要监督。这种监督的机制既包括同行评审，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守门人”——媒体的清醒认识。历史上媒体对于“水门事件”的揭露，就是一个范例。科学界需要“深喉”一样有良知的科学家，就好像在臭氧层问题上和雇主NASA唱反调的那两位美国科学家。有这样一套“看门”系统，人们才能获得相对不扭曲的信息。

　　当气候科学领域遭到众多质疑之后，美国255名院士书写联名信，表达对气候学家遭到逐步升级的政治抨击的关切。文章说：“我们呼吁，停止采取冷嘲热讽和株连的方式对我们的同仁进行麦卡锡刑事指控式的威胁，呼吁政客停止为达到转移视线、避免采取行动之目的而对科学家进行骚扰，停止散布针对科学家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究竟是谁资助了令这些科学家反感的行为？事实真相能否被揭示，以暴露科学xx背后的利益链？这是公众在报纸版面上看到科学争论后也期待读到的政治报道。在此气候科学的低潮期，重新树立公众信心，需要更加理性、多元、深入的信息。

　　一位神父曾经说，信仰不是愚信，一个信徒一生的宗教生活就是在信与不信的循环往复中，获得真正的信仰。宗教如此，何况科学——它更需要反复的理性论证，以最终获得公众的信任。

　　惟一的问题是，tick-tick-tick，时针不停在走，维护气候科学的学者们说，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本文作者为气候组织政策与金融项目总监，自2004年起，参加并跟踪了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