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曾是一款承载着民族自豪与复兴希望的“国车”。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xxx典向长春一汽下达制造国产高级轿车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轿车为蓝本，手工制造出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在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从此，这种车正式成为代表国家的迎宾用车和{gjldr}用车，就像当初的基姆牌和基斯牌轿车在前苏联的地位一样。

我的另一篇《情况反映》就是关于红旗牌轿车的。当时，红旗轿车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突然被下令停产，理由是油耗高。但是，面对好不容易打造出来却被闲置的红旗车生产线，对该车心存情感的长春一汽领导和该厂汽车研究所工程师杨建中，希望我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他们的看法。

后来得知，其实停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一位领导人乘坐的红旗车总出毛病所致。对于红旗车出现的问题，理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初限于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国家的有限投入，出现些小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其实，当时整车的水平甚至不亚于日本的丰田。然而停产后的代价，却是国家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进口外国轿车。

于是，我根据长春一汽的反映，10月2日写出了“长春一汽要求恢复红旗轿车生产”这篇内参，具体内容如下：

“长春{dy}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轿车是我国独立设计、适合我国国情（气候、道路等）、具有民族风格的高级轿车，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近几年，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的客商同我接触，提出购买红旗轿车。

红旗轿车自1958年试制成功到1980年底，已生产了7种型号、1503辆。另外，从1980年开始，还累计生产了红旗高级面包旅游车216辆。

1979年底前后，原一机部以红旗车‘油耗大’为主要原因，要求该厂停止了生产。对此，长春一汽持有不同看法。最近，负责红旗车研制的长春汽车研究所工程师杨建中对记者说，对红旗车油耗大的说法应予具体分析，不能不分车的级别、种类，一概而论。拿红旗车与一般的普通小型轿车比较油耗，这等于用大马与毛驴比谁吃草料多一些，是不可比的。红旗车由于排量小，每百公里油耗为23升，与国外同类的三排座车比较油耗并不大（西德奔驰23升到26升，美国克莱斯勒26升到27升，苏联吉尔三型29升）。近年对红旗车的化油器、进气管、后桥等做了改进试验，可使油耗下降百分之十几。杨建中介绍说，同国外同级三排座轿车相比，红旗车尺寸较小，发动机也是最小的，但由于材料和工艺的原因，车身自重并不是最轻的。因而在车速和加速性能方面与国外轿车相比稍差些，但并不影响在国内正常用车。由于红旗车是60年代的产品，近年来，我们正试图在保持红旗车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其舒适性，并在可靠性上下功夫，国内不过关的零部件准备暂时从国外引进。目前，我们正在设计一种新型中高级轿车，以代替红旗大三排座轿车。

长春{dy}汽车制造厂负责人还对记者介绍了目前国内各地红旗车的使用情况，北京市共有红旗车500多辆，其中80%经常使用。首都汽车公司有70多辆红旗车，40多辆经常使用。据用户反映，这些车普遍行驶10万公里以上，需要大修和更新。为保证外事活动用车，有时只好‘拆东车，补西车’。其他红旗车使用单位，情况大同小异。最近，解放军总后勤部提出明年需要300辆红旗车。这位负责人认为，应该在社会上摈弃红旗车耗油大的认识，尽快恢复红旗车小批量生产，以满足备件和特需用户的需要。”

对于这篇《情况反映》，袁宝华在同月21日批示：“请马仪、宗棠同志考虑。杨建中同志的意见有道理。”林宗棠则在次日阅批：“请祖涛同志阅提意见，报告宝华同志。”林宗棠所说的“祖涛同志”即陈祖涛，他是后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和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曾找我聊过几次对发展轿车工业的看法。

一个月后，一汽宣传部的赵鹏万和李蕴告诉我，在刚结束的筹备《中国汽车报》创刊的会议上，也传达了胡耀邦对着手设计第二代红旗轿车的批示，以及薄一波提出的具体要求。

1990年后，一汽与外国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2008年11月，在秘鲁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中国政府特向组委会赠送了63辆红旗轿车，供接送各成员领导人之用，红旗车开始批量走向世界。

2009年8月28日，国内{zd0}的汽车评论专业网站《汽车之家》上以“当初的岁月之老红旗为何突然停产”为题写道：“1981年红旗三排座轿车已进入第16个年头，正当轿车质量逐年提高、产量稳步上升的时候，《人民日报》于5月14日登出国务院下达的‘第三号节油令’，明令‘红旗牌轿车目前油耗高，从1981年6月停止生产’。老红旗戛然而止。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普遍认为对民族轿车工业极为不利，而且停产的理由也令人难以信服。《经济日报》记者赵兹对汽车专家进行过专访，以‘长春一汽要求恢复红旗轿车生产’为题于1983年10月12日的《情况反映》上作了报道。”

说到《情况反映》这类经济内参的作用，我在报社30年间，分别在理论部、文艺部、总编室、信息部、对外部、港台部、参编部工作过，还当过一段时间《经济内参周刊》的主编。我写过的内参，多反映的是经济领域问题，如“北京文物市场亟待整顿”、“北京市修理公司希望归还被冻结的集体企业资金”、“北京修配行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汽公司技贸结合试点为何进展迟缓”、“多家豫港合资企业发生争执”、“我国煤化工基地河南平顶山尼龙66盐公司前景堪忧”、“中关村两家电脑公司发生财产纠纷”、“《于右任墨迹选》一书的编者是谁”、“黑龙江鸡西市xx旧小区拆改难题”、“建议用高科技手段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大唐国际高井热电厂脱硝工程存在重大隐患”等，其中有多篇内参还被曾培炎、xxx、刘淇等相关领导人批示，确实解决了些实际问题。但也有一些当事单位，出于各种原因，不是积极配合解决问题，而是采用各种手段，回避和掩饰真相，甚至对反映问题的人和内参作者施以威胁。除了为报社写了以上内参外，我还在2007年9月6日，在《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上撰写了“关于在我国发展社会企业的必要性及政策建议”一文。

针对当时国内一些汽车企业与国外合作的呼声很高，陈祖涛曾对我说，引进外资生产轿车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至少投资10到12亿美元，并且是低息xx；二是年产量需达30万辆，其中的三分之二要出口；三是技术和产品必须是{zxj}的。这是当时中国汽车业与国外合作的三项基本条件。

顺便说一句，陈祖涛的父亲是xx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祖涛从小在苏联留学，他有几次和我聊起他的个人经历，我如同听故事一般。2007年，我又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了退休后的陈祖涛，在对记者讲述他和他父亲的故事。

到了1987年，全国轿车保有量仅为27万辆，而且其中80%是进口车。就在当年，国家改变了以往只注重发展货运卡车的方针，决定加快发展轿车生产。但国务院只确定了长春一汽和湖北二汽承担轿车生产任务。此外，还要求上海大众要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均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我今天之所以把这两篇《情况反映》抄录出来，是想如实反映当年汽车工业的状况。
xxx在中南海观看国产小汽车。
朱德、李富春在中南海试乘国产小汽车。


刘少奇、xxx、彭真、李富春等在中南海观看国产小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