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现象，其形成与发展均离不开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现象，其形成与发展均离不开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中国地理区位的封闭性构成了书法独立发展的前提，中国的文字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走向了一条独立的象形化的道路；远古时期，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的竹木资源成为书法文字的xx载体，通过由竹木资源加工而成的简牍的使用，使得中国书法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的行款方式得以定型。地理环境和艺术风格之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即日本学者竹内敏雄先生所讲的“地理的风格”。当然地理环境对于书法的影响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大自然的景色、声音、形态、动静、味道和氛围，和艺术家的五官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协调，在形状体积态势力度变化节奏韵趣等方面会给艺术家的心理造成一种表象积累，某方面特征反复加强，代表性景象图式屡屡摄入，某种意味不断暗示，某种形式成为典型的符号，逐渐由一系列表象抽象上升为一种“完形”，于是艺术家的心理自然而然便具有了一种定势图式。当他审美创造时，他便会下意识地按照这套图式去发现、构思和表达，于是他的艺术风格便与地理环境的特征风格有相似之处。
二、书法是艺术抑或是文化，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书法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艺术。书法的艺术层面只是书法的文化属性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概而言之，书法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物态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心态层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书法承载了众多的中华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书法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书写艺术，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三、书法、地理与文化的研究主要着眼点是将书法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来看待。在一定条件下，书法作为人文景观元素，可以与其它人文、自然景观组合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书法景观具有以下特征：一、书法展现具有明显的外在性、直观性，通常书法作品数量具有一定的规模，或者书法作品展示位置非常醒目；二、书法内容及形式，通常与当地人文社会及自然景观元素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三、书法展示具有特定的形式或模式；四、可以有不同类型和尺度范围；五、可以反映人地关系。书法文化景观主要以两种状态出现，一种是隐性的，另一种是显性的。
三、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会产生扩散与交流。书法文化的传播既然属于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同样具有一般传播所具有的4个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和受传者。书法的传播手段主要有复制、题写、借用、传授和拟态环境的传播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主要方式主要有链式传播模式、迁移式传播模式、相互式传播模式、波式传播模式四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不仅在中国内地即南北实现了交流与扩散、整合的过程；还对周边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书法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为整个汉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书法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各地、各代表书法群体在文化选择上表现出一系列共性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书法文化的共同特质和传统。书法是一门极具文化特质的艺术，它几乎和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从区划的角度而言，对书法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政治、书法家群体等。通过对魏晋书法家籍贯的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的区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区的划分。大致可以划分成河淮书法文化区、河北书法文化区、河东书法文化区、关陇书法文化区、江东书法文化区、江淮和南方地区、其它书法文化区等区域。区域之间的书法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
五、我们认为，书法家的集中分布区，三国时为河淮、江东、关陇地区；西晋时期为河淮、江东、河东地区，关陇的地位逐渐减弱；东晋十六国时期为河淮、江东、河东、河北地区；南北朝时期为河淮、江东、河北、河东地区。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淮、江东是最为发达的书法文化区，其次便是河北、河东地区。其它地区均可认定为书法文化的一般分布区。书法家籍贯的地理分布，由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分布特点主要是区域差异明显，有着极为强烈的不均衡特征，并且还存在着一些分布密集的点。二、书法家籍贯的集中分布区和分布的不均衡状态，实质上是书法艺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书法家集中的区域自然可以视为书法发达到地区，那些各期密集分布的点也可以视为书法发达中心。
六、从文化生态角度来说，书法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书法的变化，书法生态因子的变迁导致了书法的变迁。书法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分类也各不相同，我们认为书法文化内容主要包含有四个方面，即书法的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的内容。因此，影响书法文化生态的因素无疑也包含在这四个范畴之内。即书法文化的物态因子、书法文化的制度因子、书法文化的行为因子、书法文化的心态因子。书法发展到现代，生态环境已经破坏殆尽，书法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适应书法生态环境的变化，使书法一方面能够继续得到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滋养，把书法这门即将失传的艺术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另一方面大胆地抛开文化传统的束缚，去开创一种和传统书法艺术不同的书法形式，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去思索的。生态学“中度干扰理论”指出：生态演替过程中，外界中等程度的干扰将使生物多样性出现{zj0}状态，有利于更多的物种进入和建立种群。因此我们应该提倡社会和政府在重建书法生态文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关键词：文化地理
文化景观
文化传播
文化生态
魏晋南北朝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序》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名家辈出，珍品累累，蜚声艺坛。而书法的科学研究近年也相继勃兴，或探讨书法家艺术生涯，或考证书法作品真伪，或梳理书法艺术源流，寻找其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书法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等，可谓蔚为大观，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艺术发展一股潮流，彰显了书法艺术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区域差异很大，这对书法家的艺术感应和效果显然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奠定了我国书法艺术南北分流的地理基础。对于书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也代有其人，发赵宋的欧阳修、赵孟坚，继为朱明董其昌，到清代阮元，以及近代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不少独到见解，彪炳于书法艺术史。特别是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宏观上开启我国书法文化景观研究的先河，而梁启超从中国地理大势差异视野，在接受和推介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上，指出我国书法南北之别的根源在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同：“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本，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这可算是从文化地理角度审视书法艺术化之嚆艺。及至现代书法研究已随着人文地理学在我国复兴而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一批很有地理份量的作品，昭示这门既古老又年青的书法文化地理学正走向蓬勃发展时期，其美好前景当可预期。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吴慧平博士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正而成的这部专著，对书法文化地理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及其作用和影响等，提供了值得重视的一例。
首先，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书法文化地理作品。它发端于书法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继及作为文化景观的书法载体汉字所蕴涵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景观的历史时空发展、差异和传播，{zh1}归结于书法地理分区，从而提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书法地理的一系列纵横剖面，及其文化生态学动因。这一研究框架、体例、内容和布局，xx符合文化地理学要求，也圆满地达到该项研究的目的。
次之，在我国书法文化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时期，一方面造成人口大流动，带来文化大交流，有利于南北书法艺术融合；另一方面，割据局面又使地域文化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自己风格。这两个并存过程及其互动，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书法艺术异彩纷呈局面，在书法艺术历史和地理风貌分布上占有重要地位。选择这个断代作为研究对象，可谓深得要领，既能承前，又可启后，对我国方兴未艾的书法文化地理学发展，是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再次，区域既是地理研究的起点，也是地理研究的高峰，一切研究成果，应综合于区域，归结于区域，故区域地理在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近年，因为部门地理发展兴旺，区域地理却相对萎缩，在一些地区有关院校中甚至被取消，前景堪忧。可喜的是，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在论述书法文化南北交流传播之同时，又以足够篇幅划分魏晋南北时期书法文化地理区，揭示各自书法文化特质和风格，钩沉、总结出书法文化地域分异的规律。这不仅标志着该项研究达到自己的颠峰，而且为同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此外，书法文化要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风格和魅力的，作者深谙此道。在这部专著中，插入不少名作书法、真迹，含各种字体的摩崖石刻、碑、帖、画等，这不仅是一种论述形式，也是一种艺术欣赏，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还有，这部专著实际上也是作者多年实地考察我国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积累的书法文化成果。在这个地理考察荆棘丛中，作者滴下了许多诚实的汗珠，故写出来的文字，有骨有肉，充满了真实感，结论也令人信服。它表明，野外调查即使在科学昌明、信息技术发达，特别是网络覆盖天下的今天，仍是地理研究和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它没有也不可能被取代。相信一个真正的地理学者，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恪守这样一条治学成功之道。
{zh1}，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专著实际是作者在中山大学的人文地理专业博士论文，已经答辩通过，颇多好评。答辩后，作者不断修正、补充，使论文至臻完善，延至今日出版，这也反映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我作为论文写作的指导教师，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敬请读者见谅。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09年3月22日
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内容摘选之绪论部份：
{dy}章  绪  论

{dy}节、选题背景及相关研究进展
一、选题背景在我的家族里，我的伯父、父亲都喜欢写字，逢年过节，都有人找上门来求字，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培养了我对书法这门艺术的浓厚感情与持续兴趣，对书法的热情与日俱增，一直保持至今。当然直到我考上常德师范学校之前，这种兴趣仅仅停留在涂鸦阶段，还谈不上对书法有多么深刻的认识。1988年初中毕业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很好的常德师范学校，有幸结识了常德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国安先生，书法才算正式入了门，以后便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书法的研习。当时对书法的认识，还比较简单，仅仅停留在如何把字写得漂亮美观方面。如果有人夸奖我的字写得好，那我便会偷偷的乐上一整天。三年的中师生活，记忆最深的还是练习书法的苦与乐，也正是这种书法方面的特长，使得我有机会保送到湖南师大地理系继续深造。在我记忆的深处，进入地理系确属无奈，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地理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于地理方面算不上认真，后来就一门心思扑在了书法的研究上，现在想来，没有把地理学好还真是一种遗憾。四年级时，毕业论文的选题让我费尽了心思，因为地理专业没学好，不敢做纯粹的地理学方面的论文。一是没有兴趣，二是怕写不好。那时我正准备考首都师范大学的书法研究生，于是便有了书法与地理的选题。书法与地理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关系多大，是我那时经常思考的问题。1996年我的学位论文《略论地理环境与中国书法》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接着被连续转载，这一下子激励了我继续进行研究的兴趣。在以后的教师生涯中，我相继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论文，这些基础对我以后的研究方向——书法文化地理影响甚大。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书法的了解，1998年我进入我梦寐以求的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攻读书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当今xx的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张同印等先生学习书法文化，从地理专业逐渐转变为书法专业。研究生三年的生活使我对中国的书法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更加增加了我对书法文化地理研究的信心。书法是一门艺术，但终归是一种文化，文化与地理之间不可否认的关系决定了书法与地理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的研究与发现成为当时我最感兴趣也最关心的问题，稍有发现我都会欣喜若狂。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2001年，我有幸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随中国xx文化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这对我今后所进行的书法文化地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了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的基础，再从这一角度对我熟悉的书法文化进行研究，我可能比别人多了一些优势。这是我以书法文化地理研究作为我的研究课题的基本理由。
从现今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术的研究具有越来越深入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学科在逐步分化，愈来愈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各门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交叉，趋于综合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占着主导地位。交叉学科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均是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的转换，方法的变更，往往能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把书法与文化地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由也符合当今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趋势。朱谦之先生对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的内在关系有这样的论述：“同一对象可以成为科学，也可以成为哲学，乃至艺术，成为宗教；然其所以成为不同知识的原因，则xx属于方法问题。皮尔松说得好：‘科学的本体，在他所用得方法，不管所取的材料是那一个。’”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几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zd0}的成果 。[ii]书法文化地理属于文化地理学下面的分支——书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涉及到了历史学、艺术学、景观学、考古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属于典型的边缘交叉学科，也是和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一致的。预期研究成果的取得，将会对书法学、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推向更深的层面。
建国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保持着经济地理一支独秀的局面。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自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azel）及其学生对文化地理及文化区域进行定量研究以来，地理学者对于文化地理的研究便开始了。中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初，李旭旦教授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后，这门学科才开始得以迅速发展。直90年代，是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时期，从介绍国外文化地理的研究状况、翻译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如王恩涌翻译的T.G.乔丹和罗文垂的《文化地理学》（北京大学地理系铅印，1986），王民等译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逐渐将文化地理的理论及方法应运到我国文化研究之中。国内一批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文化地理的发展，并对文化的地区差异、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划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iii]；还有的对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历史及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回顾与探索[iv]；也有对部门文化地理如方言、地名、音乐、建筑等所开展的深入扎实的工作，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对台湾的地名—文化层分期的研究。此后又有赵世瑜、周尚意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侯仁之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夏曰云、张二勋主编的《文化地理学》（北京出版社，1995）、胡兆亮等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周尚意、孔翔、朱竑等著《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等一系列文化地理专著的相继问世，加上大量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文化地理学，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稚嫩步入成熟阶段。这些通论性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分析了文化地理的诸多命题，并做出了有各自特色的贡献。尤其是周尚意主编的《文化地理学》增加了对实质性的，细致入微的案例分析，这对书法与文化地理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
关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定义，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它关注的是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其研究的是文化的差异和人地关系。当然，由于其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地理所研究的，不仅是现代文化地理这样一个很簿的层面，还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的每个层次。一些学者还强调文化源地的研究。而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除了人文地学的3大基本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区位论、行为理论之外，已有学者在逐步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迁移理论、文化扩散理论、文化融合理论等引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另有学者将民俗学、民族学等的理论引进部门文化地理。但真正构筑起较完整的文化地理系统理论框架、较全面阐述现代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手段，并按部门较详尽论述其内容，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实际的、真正意义上{dy}部经典的现代文化地理著作是北京大学王恩涌先生编著的《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此书的推出，不仅构建起了我国文化地理研究理论大厦的框架，而且使我国文化地理学教学与研究有了范本可循，尤其是作者用文化地理学的思想与方法对有关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探讨，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向指明了方向。其认为，文化地理学的主要内容通常被认为包括5个方面，即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和传播、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文化区。[v]而周尚意等编著的《文化地理学》以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结构框架，辅以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分别介绍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轨迹、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的地方性、文化产品开发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特别重视、强调中国的个案研究。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无疑推动了艺术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艺术文化地理属于精神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概而论之，戏曲、音乐、文学、绘画、书法等都可以称之为艺术。艺术文化地理既是一个地理艺术概念，本质上又是一个文化时空范畴和人格美学理念。[vi]单鹏飞等人早在1991年就对地理环境对于建筑、绘画、文学等的艺术风格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了各地不同的建筑、绘画、文学的艺术风格特点。[vii]霍诗雅，肖玲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艺术地理的相关研究，分别对文学地理、戏曲地理、音乐地理、美术地理以及书法地理5个研究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研究。[viii]今概要如下：
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在艺术地理学中研究最早、研究范围最广的，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文学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其内容涉及文学家的籍贯与地区差异、文学的地理分区、文学风格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中心的形成与传播等。如曾大兴、张卫东、莫立民、钱建状分别对中国历代文学家、唐代文学人才、南宋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作了梳理和研究，范军就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表现、对创作者个性气质和审美心理的影响做了研究，并对艺术创作灵感的诱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吕嘉健对地理学文学的研究，并利用美学的地理学和艺术的地理学的相似性进行概念的定义，并探讨了文学家笔下具有文化地理学意义的风景文学，总结出地理的文化意境及文人如何表达意境的方法。王维国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文学中心的广泛流布以及形成了色彩迥然不同的文学区域。曹诗图从文学地理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文学的地区差异与地域特色，分析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并对文学与地理结合的“环境文学”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总结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及其地域差异的影响的三个方面。梅新林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梁璐等通过对形成当代陕西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地理因素进行了研究，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方面，文学地理也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等技术转变。文学也对书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戏曲地理：中国的戏曲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目前有据可考的有275种戏曲剧种，主要有京剧、昆曲、粤剧、川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和越剧八大剧种，也有湖南花鼓戏、东北二人转、彩调、皮影戏等300多个地方剧种。[ix]戏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和文学、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美术等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对戏曲地理的研究也包含了艺术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内容。但在地理学界对戏曲地理研究的人还不是很多。主要有胡兆量[x]、吴述席[xi]、郑虹[xii]等人。
音乐地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其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于民族音乐文化的地理分布状况，其在空间的传播极其扩散规律等。具体内容涉及到音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音乐家的籍贯分布与区域分异之规律，民歌的地域性特征，音乐文化区、音乐地理学研究等内容。地理学界对其研究的学者很多，如乔建中[xiii]、王耀华[xiv]、张继昂、[xv]苗晶、[xvi]廖明旗[xvii]、蔡际洲[xviii]等人。
美术地理：美术地理是一门研究美术这类艺术文化相向的地理形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对美术的地域性研究、美术地理学的综合研究等。主要研究者有刘海涛[xix]、郭建平[xx]、何鑫[xxi]等。

二、书法地理相关研究及其进展书法方面，近三十年来，随着书法学科的构建呼声日益高涨，书法的研究开始升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关于“天下{dy}行书”——《兰亭序》真伪的“兰亭论辩”把大量学者吸引进来。如郭沫若、高二适先生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书法研究人员的素质队伍，推动着中国书法的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标志着全面研究书法的时代的到来。此后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书法研究文集。1985年的《云峰山北朝刻石讨论文集》，1989年的山东临沂首届王羲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羲之研究》，1992年贾起家主编的《卫门书派研究文集》等。1992年陈方既的《中国书法精神》出版，他从人的生命存在这一独特角度对中国书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同一年，卢辅圣以另一新颖的视角出版了《书法生态论》，以强调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对于书法发展的影响，思辨性很强。1994年金学智先生出版了《中国书法美学》，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书法的“多质性”特征，其以深厚的美学功底，从哲学、艺术社会学、创作美学、接受美学、形式美学、主体论美学、符号论美学等视角对中国书法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而细微的研究，在书法界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北京大学的金开诚、王岳川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从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的视角对书法进行探讨。同一时期，以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名家、二王卷的研究集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新的突破。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马钦忠先生的《书法与文化形态》一书，该书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书法的艺术性质。其一，从文化系统角度阐述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成因，辨析了中国书法的象征性意蕴，梳理了书法与汉字的内在联系，解释了草书所体现的独特的文化隐喻作用。其二，从社会功能性这一点上描述了中国书法在社会流通即社会需要方面的特点。其三，探讨了书法艺术的空间性、时间性及音乐性。其四，从书法作品的内部构成解析了中国书法符号的特点及各种要素的关系。论点新颖，思辨独特。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卷》、《清代卷》先后于1999年以后出版，标志着书法史的断代研究的高潮带来。其中刘涛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对魏、蜀、吴、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书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书法世家以及书风的演变和书法收藏与鉴定等方面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资料翔实，观点突出。2002年首都师大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王元军的研究成果《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出版，其运用了大量丰富而详实的史料，正史、杂史、类书、文集、笔记小说、僧道典籍，无所不包，尤其大量运用了最近的考古成果。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与书法有关的社会风尚、宗教、士人阶层与平民社会、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以及书法发达的地区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真正突破了以往研究书法主要关注于书家和作品的模式，是一本真正从文化学角度对书法进行研究的著作。近年，陈志平的《黄庭坚书学研究》、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研究》等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看作书法个案研究的深入，而且更可以看作是书法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取得成功的例证。政治学的背景使得白谦慎对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这使得他对傅山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书法家个案研究的简单和模式化的缺陷，因而更加立体和丰富。对于其它学术研究均有着借鉴意义。
在中国古典书学文献中，关于书法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仅有零星记载，但是关于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居民气质的影响很早就有论述。《礼记•中庸》里写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颜氏家训•音辞》中写道：“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涉及到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的著述在赵宋时代即有出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首先注意到了南朝书法的特点是纤劲清媚，缺少豪迈之气。他在《集古录》中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工书者率以纤劲清媚者为佳。”欧阳修仅仅看到了南朝书法的纤劲柔弱，缺乏北朝书法的豪气，没有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南宋时，有人看到了书法的南北差异，认为书法有南北之分。南宋赵孟坚云：“晋、宋之下，分而南北，有丁道护襄阳《启法寺》、《兴国寺》二石，《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不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xxii]继明代董其昌的“画有南北宗”之说后，清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发挥了明代董其昌关于画有南北宗之说，认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xxiii]钱泳的《履园从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xxiv]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地理环境的差别对于书法风格的影响，提出了书法南北之分，但并没有深入。对中国地域的南北差异而导致书法风格差异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当推清代朴学家阮元。对此，他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他首先以当时南北国家的区域来区分南北书派，进而追溯南北书家的传承关系，以及南北书法景观的差异。
阮元《南北书派论》云：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罐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罐、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诏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志同道合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褚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zh1}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说：“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拒其盛。”阮元为探索书法演变的源流而提出的“南北书派”以及“北碑南帖”说虽然不是自觉的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书法文化景观的差异，但他无疑开了系统的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书法文化景观的先河。
真正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审视书法文化景观的，要算接受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甚深的梁启超了。他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进而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他从“精神的文明于地理关系”立论，详细探讨了南北地域对风俗民情以及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虽然其或多或少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但是，其所认为的地理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之外，还包括“四周社会之影响”，“政治地理”对艺术的影响等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以南北书法之别作为一个重要论据。他这样写道：
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xxv]
接着，王国维、康有为等人也开始了此方面的研究。以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理环境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上。
如果说他们也谈到了书法的差异，那也仅仅是关于书法南北风格的差异。真正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从文化地理所关注的五大主题即文化的起源，文化传播、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区等层面上进行书法文化研究的著作还是凤毛麟角。对于文化地理学家来说，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一种在地面可见的物质文化，如建筑、聚落、农业、城市景观、方言等，而对精神文化中又比较抽象的艺术关注不够，尤其是书法，认为那是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社会学家的事；而对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书亦小道，壮夫不为”，书法的地位远远比不上文学、史学、哲学，因此他们要么对中国的书法略而不谈，要么便是把书法纳入他们所研究的体系中进行。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有人首先关注到了书法与地理之间的联系，首先以地理环境和中国古代书法的关系立论，认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性为中国书法的封闭性、风格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书法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努力的结果，地域因素显然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一个地域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人文环境的影响必不可少。同时两地之间的相互交流便会出现书法在两地之间的传播。[xxvi]还有人论述了中国艺术的起源、书法家的艺术风格及创作灵感的启迪，特别是书法艺术“北雄南秀”的地域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分析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成的生态环境和隐含的地理奥秘，论证了地理事象是人类文化产品创作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地理环境通过参与人的性格气质的塑造，心境情感的激发，对文化产品风格具有一定的影响。[xxvii]冯健等人则对世界书法文化区的划分进行了初步探索的领域。其由回顾地理视野下的书法艺术研究的历史入手，辨析了区域层面上书法内涵和书法文化概念，然后对中国以往书法文化区研究的评价之后，得出书法文化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zh1}对书法文化区域研究理论展开了实证分析，把世界的书法划分为五大区域：汉文字圈书法文化区、阿拉伯文字圈书法文化区、拉丁文字圈书法文化区、斯拉夫文字圈书法文化区、印度文字圈书法文化区。[xxviii]有人指出，已有的书法地理研究仅仅局限于书法现象的地域分异，认为书法地理研究还应该包括书法作为具有区域分异特征的人文景观元素的研究、书法作为人地关系中景观组成元素的研究以及书法审美作为人地关系的影响物的研究，并进行了详细阐述。[xxix]随后，有人又对中国书法地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书法地域空间研究是书法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书法地域差异性的研究、书法地域比较性研究、书法地域空间扩散研究、书法地域空间变异研究，对中国书法地理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随后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古代书法的地域空间研究》又做了进一步研究。[xxx]总的来说，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书法展开研究的工作已是初步，由于资料所限，到目前还未看到其它相关研究的著作、论文出现。因此书法文化地理的研究还大有作为。自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化地理学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之后，文化地理学者大都将研究视野集中于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五个方面。[xxxi]本文的研究拟用文化地理学的{zx1}研究成果，把书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书法文化源地与文化圈、书法文化传播与扩散、书法文化景观、书法文化生态、书法文化区等几个层面对书法与文化地理系统的进行研究，旨在丰富书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是公认的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源地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对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对现存民间习俗、传统艺术的记录考察以及对多种学科成果的综合研究，使我们对中国这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古文化源地的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脉络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支系（区域）的发展状态以及它所包含的多种学科的丰富而又巨大的内容，无疑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作者本人自90年代初通过对传统书法的一些个案研究，开始注意中国传统书法的空间分布现象，进而发表了关于书法的区域划分的意见，接下来，又开始对书法—地理—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其目的是在通过对中国传统书法空间分布的较全面认识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书法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节、相关概念界定字体：指汉字的基本结构。在文字学上，凡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一类汉字基本结构，成为一种字体。文字的结构由结构方式和结构系统两方面决定。结构方式指造字的基本原则，即形、音、义三者结合的表达方式，汉字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种。结构系统指汉字的组成，汉字有笔画系统、偏旁系统和部位系统。一种文字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字体，但它们的结构方式是基本上一致的，而结构系统各有特点。汉字自古至今，基本结构有篆、隶、楷、草四种字体。有人认为汉字基本结构有五种，即篆、隶、楷、行、草。具体来说，篆字有古文、大篆、小篆等的不同，草字有章草、今草、狂草等区别。通常将篆字称为古文字，隶楷成为今文字。篆、隶、楷为正体，它们的简捷流便写法概称为草体。字体是为了交流思想之用，故要求规范和统一，所谓篆法、隶法、楷法、草法，指的便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在日常书写中，产生了艺术结构，即书体。[xxxii]
表1－1
篆、隶、楷、草、行书五种字体一览表
字体
字例        篆  书
        隶  书
        楷  书
        草  书
        行  书

书                                       
马                                       


  注：字体的分类有篆、隶、楷、草四种和篆、隶、楷、草、行五种之分，此从五种之说。

书体：指汉字的艺术结构。在书法艺术上，凡具有某种特定风格的一类汉字艺术结构，称为一种书体。书体是通过字体的书写而产生的，由于笔法的藏露顿挫，笔势的远近轻重，笔意的文野雅俗，而使基本结构表现出书写者的个性和情趣，形成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基本结构可以产生无穷的艺术结构，字体和书体并非一一对应。字体为记录语言，书体为抒发感情。一种以实用性为主，一种艺术性为主。字体要求统一稳定，书体则不断创新变化，但是书体之变，总要受着字体之制约，不能xx脱离其基本结构。书体之发展也影响着字体之演进。秦汉之时，书体附属于字体，以实用为主。汉末、魏晋以后，两者分流。形成如钟繇、张芝、二王等书家个人之体。不再附属于某一字体。同一字体由于不同的书法家书写也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即书体。如同为楷书，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就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xxxiii]（如图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