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文章《退休工人的锤子为什么砸在公务员的头上？》令人震惊。文章说：“88年前有一群忧国忧民的中国人立志改变贫穷落后、饱受列强欺凌中国人的命运，他们将工人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成立了以此为基础的革命政党，他们将锤子和镰刀画上了政党的党旗，这时的锤子是革命的象征，高高地举起锤子，砸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头，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88年后的今天，有一把锤子却落在了深圳社保局的公务员的头上，而砸锤的人却是一个失业老工人，而这一锤充满的是绝望，充满的是对这个社会不公的愤怒和充满的是对官僚主义的傲慢和冷漠仇恨，这，也是历史的必然。”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00377015

　　据报道，砸锤的人名叫倪顺义，在得知特殊工种可在55岁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后，今年56岁的倪顺义在2月10日提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深圳市社保局经过调查发现，1971年，倪顺义在兰州国营七九二矿参加工作，该单位属国防科工委二机部，20世纪80年代军转民改属核工业部；1985年7月，倪顺义调入深圳市工业发展服务公司下属单位工作，1995年12月因公司撤销而失业。2003年及2008年，倪顺义分别再就业后均以失业告终。

　　市社保局认为，倪顺义虽然曾在核工业部上班，且铀金属机械加工属于可提前退休工种，该工种所属专业为核燃料元件生产，包括车工铣工。倪顺义从事的车工工作在机修车间，但其工作与铀金属机械加工工种所包含的车工属不同性质的工作，且倪顺义的档案中没有从事铀金属机械加工工作经历的记录，因此市社保局养老处认为其不属于特殊工种，不符合55岁提前退休的条件，因此予以驳回。

　　对此结果，倪顺义表示不服，于今年3月和6月先后向市人民政府和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一审判决均认为深圳市社保局行政认定合法。

　　拿到判决结果后，倪顺义心灰意冷。因生活困难，倪顺义的妻子上个月与其离婚，家中剩下两个仍在读书的孩子。11月5日下午2时许，倪顺义一气之下，带着准备好的锤子和菜刀来到市社保局1019房市社保局养老保险处阿芳的办公室，在极度绝望和不理智的情况下，抡锤砸向了市社保局女副科长阿芳。悲剧由此产生。

　　公允地说，在整个事件中深圳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阿芳）是没有过错的。他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准确的，解释也很耐心，并不像有些网文中认为是冷漠傲慢，也不存在官僚主义。法院的审理也没有问题，不存在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问题。同时，读者对倪顺义深表同情时，也认为抡锤砸人是错误的，是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那么，全部错误和后果都应该由倪顺义承担吗？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总有某个地方不对头。且不追溯倪顺义所在企业因何而被撤消，倪顺义因何而失业。据我所知，国有企业职工大面积的下岗失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已经有很多人长期地多次地呼吁，希望让这些年龄满50岁或者工龄满30年的职工，能够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这也并不过份，因为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事改革中，达到上述条件者就可以提前退休。为什么企业职工就不能享受呢？即使倪顺义从事的工作不属于特殊工种，但他已经年满56岁，让他提前享受退休待遇，真的很难吗？

　　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责备深圳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阿芳）冷漠，也不能责备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和福田区人民法院冷漠，但是，整个社会机制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冷漠？如果我们的社会机制多一点人性化考虑，多一点关爱，砸锤事件还会发生吗？

　　鲁迅曾经这样写道：“既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而如今，有在职时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退休后拿6000元、8000元退休金，但却在为提拔升迁“又流汗又流泪”而抱不平的官员，也有像倪顺义这样想退休而不可得的失业者。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所谓提前退休，无非是能够到社保局领养老金，能够享受医保待遇，如此而已。现在呢，等待倪顺义的命运将是多年的铁窗生涯，那么，倪顺义渴望的待遇突然都可以实现了。在铁窗里面过日子，吃饭可以不要钱，住房可以不要钱，不愁养老，不愁生病，不必为求职而奔波。倪顺义现在还有什么可愁的？他实实在在马上要享受“退休”待遇了。

　　{wy}不圆满的是，倪顺义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恐怕，只能留给民政局去解决了。我们只好为之叹息。但我们希望“坏事变成好事”。当年孙志刚案导致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以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今天的倪顺义案能够促成大龄失业职工养老制度的改进吗？我们盼望着。倪顺义的这一锤不能白砸，阿芳也不能白挨，让成千上万年龄满50岁或者工龄满30年的下岗失业职工享受提前退休待遇，难道很难吗？